⑴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资料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资料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年至1907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大规模的论战时，鲁迅站在革命派一边，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1918年至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旁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这一时期，鲁迅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来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运动的主将。这期间，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及其他反动文人、反动文学进行不懈的斗争，逐步成为我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和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年到1935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后十年的杂文，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这些作品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介绍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中国的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艺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出过《鲁迅全集》（二十卷），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迁移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亲自为鲁迅墓题字，并多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鲁迅学习。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
中国当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豫才。笔名除鲁迅外，还有邓江、唐俟、邓当世、晓角等。小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鲁迅生平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有《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编辑本段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青年鲁迅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⑵ 苏轼 水龙吟 教案
苏轼 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妖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 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注释
1． 这首词大约是宋神宗元佑四年（公元1081年）春，苏轼谪居黄州时所作。次韵：用原作之韵，并按照原作用韵次序进行创作，称为次韵。章质夫：名楶，浦城（今福建蒲城县）人。当时正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经常和苏轼诗词酬唱。他的《水龙吟·咏杨花》原文如下：“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毬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2． 从教：任凭。
3． 无情有思：言杨花看似无情，却自有它的愁思。韩愈《晚春》诗“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这里反用其意。 思：心绪，情思。
4． 萦：萦绕、牵念。柔肠：柳枝细长柔软，故以柔肠为喻。 白居易《杨柳枝》：“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如柳枝。”
5． 困酣：困倦之极。娇眼：美人娇媚的眼睛，比喻柳叶。古人诗赋中常称初生的柳叶为柳眼。
6． “梦随”三句：化用唐代金昌绪《春怨》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7． 落红：落花。缀：连结。
8． 萍碎：相传杨花入水化为浮萍。苏轼《再次韵曾仲锡荔支》：“杨花著水万浮萍”。自注云：“柳至易成，飞絮落水中，经宿即为浮萍”。
[译文] 像花又好像不是花，也无人怜惜任凭它衰零坠地，它抛离家乡倚路旁，细思量仿佛无情，却是含有深情。受伤的柔肠婉曲，困倦的娇眼昏迷，欲开又闭。梦魂随风飘万里，追对情郎去自动了又被黄莺儿叫起。不恨此花飘飞落尽，却恨西园，满地落红枯萎难再旧枝重缀。清晨淋过陈雨，何处有落花遗踪？它飘入池中，化成一池细碎浮萍。三分春色姿容，二分化作尘土，一分坠入流水无踪影。旨看来，那不是杨花呵，点点飘絮是离人泪盈盈！
赏析一:
这首咏物词，以物拟人，写得缠绵悱恻，构思精妙，笔力卓绝。这是苏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作。词中细腻地描绘了杨花飘落的情状，也借杨花自花自落的寂寞传递出感时伤春的幽怨之情。
赏析二:
苏轼之词以豪放为风格，然而苏词也有不少细腻婉约之作，本词便是一篇极为情致细腻的惜花词章。本篇构思巧妙，刻画细致，咏物与拟人浑成一体。上片惜杨花之飘坠，下片抒发哀悼杨花委尘之悲恨，表现了思妇极其缠绵悱恻的情思，达到物与神的境界，词中自出新意，风神绵邈，情韵俱佳，为咏物妙作。全词用拟人化手法，亦物亦人，通过杨花随风飘转的情景，刻画出一位梦绕魂牵、幽怨绵绵的思妇形象。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起笔便不同凡响，用语精妙。“‘似花还似非花’两句，咏杨花确切，不得咏他花”。“抛家傍路”三句转入拟人手法：“无情有思”引出下面几句的内容。“萦损柔肠”三句写“思”的状态，描写杨花轻盈臃仲似美人之眼欲睁又闭，想象奇妙无比，神采飞动。“梦随风万里”三句写“思”的内容，是万里寻夫。刚停而又被莺呼起。写尽杨花轻盈飘动而无定所的神韵。下片则愈出愈奇。先以落红隐衬杨花，说“不恨”只是由笔传情，实则“有恨”。“晓来雨过”而问询杨花遗踪，所看到的是“一池萍碎”。词人认为这碎萍便是杨花化成，悖理而有情，更能显出对杨花的一往情深。接下去再深描一笔，点出杨花的归宿。那些漫天飞舞的杨花都在哪里去了呢？这就是有二成变成了尘土，一成变成绿萍。杨花已尽，春色已尽。煞拍再画龙点睛，“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以情收束全词，干净利落而余味无穷。此词遗 取神，空灵婉转、精妙绝伦，压倒古今，为咏物词的极品。
赏析三:
这首词，一般以为作于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其时，作者与章质夫同仕汴京。
题为“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次韵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不但要用原作的韵，而且次序也不能变。这就比和韵更难。弄得不好，往往以辞害意。所以许多大诗人、大词人都不多作。东坡这一次韵之作，一般以为比原作更好。这就不能不说与作者的才学有关了。
词一起，便把描写对象放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非常高明的。“似花还似非花”，可说是形象地概括了这类咏物词的艺术规律。似花在形，似非花在神。很好地处理形与神的关系，这就是咏物词在艺术上的要求。正因其似而不似，所以一般人就不知道珍惜而任其飘坠了。“抛家”句，承“坠”字而来。一抛，似无情；一傍，却有思。“无情”而“有思”，也就是“似花还是非花”。杜甫《白丝行》句：“落絮游丝亦有情”；韩愈《晚春》句：“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这里反用其意，较之章作全袭韩意自为高妙。“萦损”三句，以拟人语组合成句，状其温婉娇美，“无情有思”而又有情思，是由神似而至人化的过渡。“梦随”三句，取意于唐人金昌绪诗《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里实际是暗写一位女子的无限幽怨。寓伤感于飘逸，已不是“无情有思”而是“有情有思”了。
换头而下，则从这个女子眼中写来。从“不恨”与“恨”之间见其深情远思。“此花飞尽”，一花之事也；“落红难缀”，一春之事也。杜甫《曲江》句：“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整个春天即将过去，而所思之人尚未归来。其思念之切可想而知。“晓来”三句，进一层写落红不但“难缀”，且遗迹也将为朝雨洗净，只剩下一池破碎的浮萍。“春色”三句，紧承“晓来”三句而来，三分春色，全部付之尘土与流水。“且看欲尽”，“莫厌伤多”（杜甫《曲江》），真不禁心灰意冷了。歇拍用唐人诗：“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曾季 《艇斋诗话》以为“夺胎换骨”。词人之笔绕回到杨花身上，但它在离人眼中一点点都成了血泪。前面所谓“无人惜”者，似为花，实为人。而现在，则惜此花者，惟此离人；惜此离人者，亦惟此花，泪眼相看，情何能已！思何能已！故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以为歇拍“画龙点睛”，可谓别具兴眼。
综观全词，沈谦《填词杂说》谓为“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这是就其艺术效果说词已不止于赋物，而充分表达了作者欲言之情。我们不能理解为艺术上可以把言情与赋物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物之形与神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之神与人之情的关系。刘熙载《艺概》以为起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于“不离不即”中求之，斯为探真之道。唐圭璋先生以为此词“咏杨花，遗貌取神，压倒古今”（见《唐宋词简释》），则明确主张从貌与神的关系的处理中求之，较之刘氏之说更进了一步。当然，“遗貌取神”必先由貌 入神，也不能把貌与神分离乃至对立起来。唐先生又谓“全篇皆一惜字生发”，也极精当。由“无人惜”而至有人惜，乃是贯串全篇的基本脉络。
赏析四
咏物词的创作素以为难。张炎《词源》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亦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张、沈二人对咏物词所持观点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而如果咏物兼有和韵，则难度就更大了。而苏轼这首《水龙吟》，不仅在咏物方面“压倒今古”(张炎《词源》)，而且“和韵而似元唱”(王国维《人间词话》)，其词心词境不惟迥出时人，直使后人难能为继，因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此词作年一般认为是元佑二年(1087)。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和朱祖谋《强村丛书》编年本《东坡乐府》均系于此年，此后基本为论家所采纳。因为此年苏轼与章质夫同官京城，且曾共在章府听弹琵琶；苏并有《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一词以纪其事，而此《水龙吟》词遂一并附录于此年。此说看似有理，实则不耐推敲。何则?盖苏轼此词乃和韵寄赠之作，若作于同官京师之时，则“寄”之一字便无从诠释了。苏轼在给章质夫的信中说：“……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故元佑二年之说颇存疑问。信中提到的章质夫“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则与元丰四年(1081)四月章质夫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的经历及季节特征相合。故定为元丰四年，或许更为合适。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水龙吟》词中的伤春身世之感，也可以与苏轼的这一段被贬谪的经历更容易挂起钩来。
⑶ 用直径90mm的圆柱形玻璃杯（装满水)像一个底面积为125*125mm内高81mm的长方形铁盒倒水，当铁盒装
圆柱形玻璃杯的截面积为π*45*45=2025π平方毫米
长方形铁盒的体积=125*125*81=1265625立方毫米
用长方形的体积除以圆柱形的截面积就是下降的高度
h=1265625/2025π=199毫米（其中π取的3.14）
希望采纳
⑷ 诗歌读本两只羊教案这遍诗歌是怎么描敘那两只羊的
不求利，视荣誉为虚无，不为乱花迷眼，不为荣誉扰心
⑸ 鲁迅 一件小事教案
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是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鲁迅是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2004.html?wtp=tt
⑹ 风筝 鲁迅
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息，那气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同胞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此能够健康成长。
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
初读后，可以感知鲁迅先生不是天生的智者，他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观念有落后的一面。但是鲁迅先生可贵的是，一旦接受科学思想，是知错必改的，鲁迅先生充满自省精神。鲁迅又感叹被虐杀者的健忘和毫不抗争，在他看来，这正是虐杀者之所以能够肆意虐杀的原因。
“精神虐杀的这一幕”说明什么呢?
“我”过去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作为兄长，严格管束弟弟，原是为弟弟有出息，现在反思起来，当年为落后观念所支配，自己的行径实在是“精神虐杀”的行为。从这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童年时代长幼之间很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论长幼，论力气，他是敌不过我的”，可见作为兄长的粗暴行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鲁迅把自己写得很粗暴，字里行间深含自我谴责的意味。做弟弟的呢，兄长不许放就不敢放，只得偷偷做风筝，被兄长发现，惊惶失措，快要完工的风筝被兄长践踏，也毫无抗争的意思，除了绝望，没有一句抗辩的话。
鲁迅一旦接触科学思想，就认识错误，设法补过，并不因为自己当初的动机是好的就原谅自己，也不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而宽恕自己，也不因为时间相隔久远就不了了之，他的心情是那么沉重，可见他是多么严厉的解剖自己，他的为人是多么严肃认真。
“我”讨弟弟的宽恕，弟弟却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我”的心因而不得轻松，只得沉重着，这又翻出一层意思。被虐杀者并不认为被虐杀，把兄长的行径视为合情合理，做风筝要偷着做，正说明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一旦被兄长发现，自认该罚。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鲁迅只觉得这世界一片肃杀和寒威。
探究这篇散文，可以悟到这样一层道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需要用科学思想来指导，惟有这样，才不至于干出逆情背理、愚昧落后的行为，而正当的行为也应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只有科学思想，才能照亮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风筝》发表以后，它的抨击传统的封建的儿童教育思想锋芒灼然毕露，受到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当时有的文学青年说：“我所喜欢的是《野草》的《语丝》，是同传统思想，同黑暗势力，同虚伪绅士奋斗的《语丝》。”据方志敏的爱人缪敏说，方志敏青年时代热爱文学，对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是“非常喜欢的”。由于包括《风筝》在内的鲁迅的散文诗杂文、随笔，思想新进，技巧高超，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于是“《语丝》的销路，一期比一期好起来，由一千五百份，而二千份，而三千份，再后是五千八千，她的影响是很大的。”这话是不错的，30年代前期我国城乡不少中学校使用过赵景琛编的一套《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其第一册就选了这篇《风筝》，作为中学生学习写作白话文的楷范。
……
还要介绍的是，《风筝》也曾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推荐给世界的读者。1936年9月，亦即鲁迅逝世前的一个月，纽约出版的《亚洲》杂志(英文版)刊出了美国进步记者斯诺与中国作家姚莘农翻译的《风筝》，正巧赶上鲁迅生前看到了，而1936年10月斯诺编译的一本《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乔治·哈拉普书局出版，里面收有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作者生前未及亲睹，则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了一本鲁迅的《短篇小说集》(俄文)，都是选自《呐喊》《彷徨》，不知怎么一来把《风筝》也收进去了。1955年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学生读物丛书，其中有一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风筝》也选在里面。看得出，这里把《风筝》跟鲁迅其他小说放在一起，是沿袭了斯诺的做法；这样分类是否正确，姑且勿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风筝》作为鲁迅的一篇杰作，受到中国读者、尤其是其他肤色的少年儿童的欢迎，是我们感到欣慰的。
风筝》思想内容面面观
1.从儿童教育角度去理解(陈根生)
正因为《风筝》发表后影响颇大，因而作品中那位施行“精神虐杀”的封建儿童教育的兄长，是不是作者自身呢?亦即作者写的是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这个问题一直为人们很感兴趣。这样，鲁迅的亲属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孜孜请教的对象。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解放前就写道：
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但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
几十年来，周建人同志数次回答此类询问，直到80年代他还给访问者明确作答：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但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同志却持不同的说法。她在谈话中是把《风筝》中的“我”与鲁迅、小兄弟与周建人当作同一个人来向人们介绍的。1956年的金色的秋天，北京市北海少年之家举行鲁迅纪念会，许广平同志应邀在会上向少年儿童们作报告说：
鲁迅长大后曾检讨自己对待兄弟有些太凶了。他还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放学回家后他不知道弟弟(周建人)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他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里糊风筝，他觉得这是件没出息的事，就把弟弟的风筝撕毁了，当他长大后觉得这样对弟弟是很不对的。曾对弟弟提起这件事，他弟弟说有这件事吗？我都记不得了。后来鲁迅伯伯就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使我更不好受。还说：自己做过的错事应该牢牢记住，并不是人家不记得就可以过去了。
许广平同志的讲话获得广泛的赞赏，不少鲁迅研究家写作鲁迅传记时都是认真使用《风筝》中所提供的材料的。
那么，周建人同志的话全错了吗?问题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因为《风筝》里明明写过，早在当年小兄弟“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是，即使《风筝》写的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却也不等于鲁迅在执笔时对原材料没有取舍，没有突出，没有必要的渲染和强调，否则，恐怕就难以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了。
而且，以上仅是就创作素材而言，重要的是对作品主题的认识。所喜鲁迅两位亲属都是一直从儿童教育角度来谈《风筝》的。周建老明确指出：“我想他所以这样写，主要是批判当时一些人对儿童的不正确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在理解《风筝》主题为批判封建的儿童教育思想和方法，提倡近代儿童教育的科学观念，这不就统一起来了吗?两位鲁迅亲属的话在精神实质上还有什么根本分歧存在吗?
(选自《鲁迅名篇问世之后》，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从批判封建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王崇志)
《风筝》叙写了“我”的一件往事及其带给“我”的一段思想感情的经历。作品中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并且不准自己的小兄弟放，有一次还粗暴地毁掉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这一件当时毫不在意的小事，时隔二十年，突然出现在记忆中，竟如此剧烈地啃噬着自己的心，以至渴望得到补救，却已经无济于事，只是平添了心头的沉重，而且此后每忆及此，就感到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读过之后，我们不禁为小兄弟的不幸遭遇，为“我”的补过不及的悔恨，深深太息，同时觉得需要思索一些什么问题。
一个纯洁无邪的孩子，他的正常的天性，他的合理的愿望，只是因为有悖于大人们的“信条”，就不能发展，就得不到实现，甚至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使人痛切地感到其中包含着某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东西。被糟践的虽然是一只风筝，可是同时受到伤害的却是一颗本来应该受到爱抚的稚嫩的心。作者称之为“精神的虐杀”，是非常深刻的。这“精神的虐杀”的一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我”的性格的“老成持重”。作者说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己作主，其实多受死鬼牵制，指出了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和毒害。放风筝，这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我”却把它看作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而且强加于人，对小兄弟横加限制，以至因为“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而破坏了小兄弟辛辛苦苦做好的风筝，“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如此无情的践踏，“我”是毫不顾忌地做了。小兄弟受了这样无理的对待，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论长幼”，“我”是兄长，自以为拥有无限的权力。从“我”对风筝的态度和破坏风筝的粗暴行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精神上和心理上某种鲜明的印记——被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陈腐观念打下的烙印。应该说，“我”的所作所为，既是个性化的，同时也具有时代的特点，这就使这一场关于风筝的纠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个风筝事件不一定是作者经历中曾有的实事，但却是当时社会里会有的实情。封建思想有形无形地摧残着我们一辈一辈的人。类似《风筝》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在旧社会里是时时发生、处处存在着的，可是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作品中未曾觉悟之前的“我”那样。作品一再强调“我”的沉重和悲哀，不仅仅表现了“我”的个人的悔恨，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这种普遍的精神麻木状态的忧虑和痛惜的感情。作者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索，从生活中捕捉了这一素材，经过概括，加以铺陈，把它艺术地再现了出来，表示了对封建的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否定和深恶痛绝，并启发人们思考，从而有所觉悟。因此，这篇作品很有教育意义。即使在今天，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品中得到极大的思想教益。
(《读〈风筝〉》，《〈野草〉赏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从自我解剖的角度去理解(王瑶)
鲁迅曾说：“我的的确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我们读过许多鲁迅的精辟的解剖别人的文章，而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风筝》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同样给人们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因为从这种文章中我们更容易体会到一个革命者的勇于正视自己缺点的高尚品质。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鲁迅向来是十分憎恶“瞒”与“骗”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鲁迅之所以那么深刻的批判阿Q精神，也正是要启示人们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走向改革的道路。以《风筝》为例，作者在叙述20年前儿时的一段生活时，心情沉重地感到当时对小兄弟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充满内疚地抒写自己的心绪，而“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当然，《风筝》是通过叙事来抒情的，而且作者的思绪已经非常明确，因之它的内容并不难于理解。
(摘自《论野草》，《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从亲情角度去理解(康锦屏)
善于反省和自责，是前进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心情操和美德。鲁迅就是一生躬身实践“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人。因为他认识到：“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随感录》)《风筝》就是一篇用充满诗意的笔调，形象地再现了鲁迅严于自责和反省的品格与情怀的优美散文，它吹奏出了一曲人情美的温馨之歌，让人沉醉在自然、和谐、水乳交融的诗情画意里。
《风筝》写于1925年1月24日。这一天是中国旧历的正月初一。此时，鲁迅居住的北京，“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出现于远处天空中一二风筝的浮动，使“我”似乎看到“久经诀别的故乡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在这天空中荡漾了”，由此在“我”与读者的面前展示出了故乡风筝时节春光明媚的图画：天空，抬眼看见的是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耳边听见的是沙沙的风轮声；地上，杨柳已经吐芽，山桃也多吐蕾，这早春二月的景象正和天上的点缀相照应。作者把往事的回忆放在这样的画面中展开，使现实中严冬的“寒威”与回想中春日的“温和”互相映衬，既增添了往事回忆哀婉动人的力量，又使作品带上几分明丽的色彩，透露出作者不满黑暗现实、向往光明天地的心情。既是以小兄弟为代表的儿童们天真无瑕的心灵美的映衬，又是“我”感于事，触于景，引动自责反思之情的触媒。作者对故乡二月风筝季节佳境的诗一般的描绘和着意渲染，既是作者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表现，又是小兄弟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反映，从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心灵美的颂歌。
这支人情美的颂歌荡漾在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态的描写里，荡漾在小兄弟因风筝被“我”毁坏的“惊惶”、“绝望”的痛苦里，荡漾在小兄弟“全然忘却，毫不怨恨”的心灵里。
这支人情美的颂歌也回响在“我”“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不许”放风筝，因而鄙夷小兄弟“最”喜欢风筝的笑声中；回响在“我”蛮横毁坏小兄弟“苦心孤诣”而“偷做”的风筝，并“傲然”离去的神态中，和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的玩艺”的偏见中，回响在“我”急于“补过”而终于无可补救的“无可把握的悲哀”中。
心曲荡漾的几段文字，都是泼墨般的至情文字，抒发得真切动人。作品首先生动地描写了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状：他没有风筝，就眼巴巴“呆看”着人家的风筝在空中飘游而“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他时而为人家的风筝突然跌落下来而失声“惊呼”；他时而又为人家的风筝因“缠绕解开”而“高兴得跳跃……”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纯真的情感!作者把小兄弟入迷的情状描写得越如醉如痴，越能加重对剥夺他放风筝权利的封建家规的控诉力量，越能使在严冬中生活而向往春天的“我”的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澜，从而痛感自己不准小兄弟放风筝，并把小兄弟喜欢入迷的表现视为“笑柄”，看作“可鄙”的思想与行为，是对一颗稚嫩的童心的严重摧残，由此而自责和反思，袒露出严于解剖自己的心灵美。作品接着写了一段“精神的虐杀”的文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两个呼之欲出的人物：秘密被发现后，“我”因为“愤怒他瞒了我的眼睛”偷做风筝，便“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几笔就勾画出了颇带几分专制色彩的心理状态，表现出了“我”的盛怒和蛮横。小兄弟呢?他“很惊惶地站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后来绝望地站在小屋里”。一个追求美的心灵被扼杀而痛苦无告，一个戕害美的心灵由于病态的偏见与封建长幼尊卑的伦理的威力而“傲然”地“胜利”得意。两种心境的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力，使人们的灵魂为之震颤。这样，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一新鲜科学气息一旦吸进“我”的中毒很深的心灵，就产生了“惩罚”感，就难忘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心就“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这种内疚与悔恨，无疑是时代新风吹拂的结果，无疑也是“我”抛弃旧我，追求新我的人情美的表现。作品往后描写“我”企望“补过”时，更加形象地抒写了两个美的情怀：由“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反对小兄弟放风筝，毁坏风筝到“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抖掉了精神的枷锁，似乎恢复了儿童的天性，“嚷着，跑着，笑着”，在欢快的旋律中，极为简短的语句随着轻松的节奏跳跃着，好像重现了孩子们放风筝时活泼、欢乐的景象。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衬罢了，因为时过境迁，一切都无从追回了，结果只能加重“我”怅惘、悔恨的情感，这种追悔无及的心情是美的。特别是当“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去讨小兄弟的宽恕时，小兄弟却“全然忘却”在“我”看来是“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听着往事反而“惊异地笑着”：“有过这样的事么?”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展示了两个美的心灵：一个严于自责，恳求宽恕自己的过失；一个幼稚纯真，全然忘却别人的错处。多么美的高尚情操啊!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能具有这样的人情美，社会岂不就净化了么!
我爱《风筝》深沉的思想力量，我更爱《风筝》中所体现的人的内心美好的感情，在肃杀的严冬中给人们心头以“故乡的春天”般的温暖!鲁迅用真挚动人的感情所谱写的这曲人情美的颂歌，会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一曲人情美的温馨的歌——读〈风筝〉》，《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
5.从追求美好事物的角度去理解(李国涛)
《风筝》写于1925年1月。但是鲁迅在1919年9月发表过一篇《我的兄弟》，写的完全是《风筝》里的故事。《我的兄弟》只有三百余字，像是《风筝》的提纲。
当然，《我的兄弟》是独立的一篇作品，它表达一种愧疚之情，说明压抑儿童游戏的本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残酷的。《风筝》也写了这些，也表现了这种感情和这种思想。但是，《风筝》毕竟是一篇崭新的作品，它表达的内容就不仅仅是这些。《风筝》的开头和结尾都写着一个被压抑、被封锁住的春天。如果说《雪》是在冬日里寻春，那么《风筝》却是在春风里感到冬的肃杀。这仍然是一首关于春天和青春的诗，是鲁迅在继续“寻求那逝去的青春”。
《风筝》一开始先由北京的寂寞的春天、灰暗的春光写起。然后，便是故乡“春二月”的回忆，是“一片春日的温和”。风筝是故乡春日的象征，是美好青春的象征，它引导读者进入“久经逝去的春天”。
乔峰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中曾经说到，“鲁迅有的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鲁迅自己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也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记忆会有不确，艺术也容许虚构，这是谁都知道的。《风筝》的艺术魅力是无法抗拒的，它把任何一位读者，不管年龄大小，都能带入童年童心之中，令你同作品中的小兄弟一同难过，一同希望。作品也使你同那位兄长一同感到惭愧、悲伤，令你的心也那样“很重很重地堕下去”。
《风筝》很热切地表现着对春天，对青春的怀念，对美好事物的醉心和探求。它要求健康的、幸福的生活同春天的美景共存；无意地损害了健康而幸福的生活，是令人无比遗憾的。但是，如果连春天都没有了，还怎样探求新的生活?现在，风筝事件已成过去，小兄弟精神上的创伤也早已平复；而春天、青春，已渺不可求——“久经逝去”。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逝去，贯彻全篇的情绪也是这样的。这真是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
文章开头说，“我现在在那里呢?”在“严冬的肃杀”之中。这时，作者忆及逝去的春天。文章结尾说，又见到故乡的春天；而这时，“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首尾的照应是由实而虚——由北京的风筝而想起故乡的春天；又由虚而实，——由回忆中的春天进入现实的严冬。
(摘自《〈野草〉艺术谈·寻求那逝去的青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多角度理解(李允经)
《风筝》是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有人说：“这一篇……是在解剖自己，在深刻地批判自己”(李何林《〈野草〉注释》)。有人说：《风筝》中的“我”，“决不是鲁迅自己”，“也不是什么‘自我批判’。”(闵杭生《谈谈〈风筝〉中的我》)。意见尖锐对立。
一般说来，抒情诗中的“我”，多是作者自己，所抒之情，也应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另外，是鲁迅在写作这篇《风筝》的五年多前，还写过一篇《我的兄弟》，也是散文诗，发表在1919年9月9日的《国民公报》上。五年多以后，鲁迅以为先前所作之《我的兄弟》“散失”了，所以又以《风筝》为题，再写一次。这前后两篇散文诗，虽字句有所不同，但所叙反对小兄弟放风筝的事却是相同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件令他内疚的事，是长久地萦回在鲁迅记忆之中的，是他曾经身历的实事，而不会是毫无根据的艺术的虚构。这样看来，《风筝》中的“我”，还是鲁迅自己，自我解剖也是这篇散文诗的中心内容之一。
幼时的鲁迅不喜欢放风筝，并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因为父亲早逝，他便以封建家长的资格来管束弟弟，不但不准他放，而且将他偷偷做的风筝踏毁了。多年以后，当鲁迅从一本外国书上知道了“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之后，先前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骤然在眼前展开，内疚而沉重的心绪袭上心头，使他坐卧不安，使他“惊异和悲哀”。
在袒露悔恨感情的艺术描写中，贯穿着自我批判的意向，同时也包容着对虐杀儿童天性的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向来认为，善于自责和反省，是一种美德。他在一篇《随感录》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他曾经发出过“救救孩子”，“解放幼者”的呼吁，而在《风筝》中更把这种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深化到自我心灵的深处。毫无疑问，读了这篇散文诗，人们都会为鲁迅这种高尚情操所感动。
但是，如果把自我解剖视为《风筝》惟一的内容，恐怕也有失片面。
《风筝》开头的两段和结尾的一段文字是感情浓烈的。作者写道：“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说明，鲁迅这时已经历了由五四革命高潮到低潮的变化，他的情怀也由亢奋步入了沉寂。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教育界的复古读经，文苑里失恋诗的盛行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并使他分外地感到了深深的“惊异和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渴望“春日的温和”。
“春天”，在诗人的笔下，往往是“希望”“青春”“生命”“理想”的同义语。在《野草》的不少诗篇中，我们和这些字眼相熟。在《希望》中，诗人曾盼望着青年的奋起，追寻着“身外的青春”；在《雪》里，作者不是曾由江南的雪花，联想到“青春的消息”吗?而在《风筝》中，鲁迅又以“严冬的肃杀”和“春日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抒发着一种对于“春”的挚爱和“冬”的憎恶的感情。
风筝是报春的天使。孩子们因为渴望春姑娘的来临，才用风筝去迎接她、打扮她、赞美它。春的到来，意味着寒冬已被击退。在江南，每当风筝时节，山桃吐蕾，杨柳抽芽，和孩子们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从观赏春光的角度看，那真是令人神往而畅快的境界啊!然而，眼下的北国，虽然已是初春，天空也有一二风筝浮动，但地上满是积雪，又哪有半点春意!春神在受难，冷气威迫她，寒冬摧残她，这难道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和悲哀”吗?当年，小兄弟以风筝迎接春天，自己却演了一场精神虐杀的恶作剧，至今难以追悔!那么，现在，小兄弟的“春天”又在哪里呢?我的“春天”何在呢?四周都是黑暗，又是谁在制造黑暗呢?当代百花凋零、生灵涂炭的精神虐杀者又是谁呢?春光时节竟无春，春光季节竟是冬，这又怎能不使诗人产生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呢?这是人民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在这里，诗人已透过自己感受的层层淤积，对于那污浊、腥秽的现实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正因为这样，诗人的感情也就不能不由“悲哀”而走向“悲愤”。他在篇末写道：“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是诗人的悲愤，也是人民的悲愤。由此可见，对于“春”的渴望和对于“冬”的抗议，也正是《风筝》的又一重要思想内容。
将幼时因“精神虐杀”而引发的深沉的自责，和对于眼前“社会虐杀”的强烈抗议巧妙地加以揭示，将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成功地加以结合，乃是散文诗《风筝》的写作特点。
⑺ 全文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分别讲了_____、_____、_____这三个问题
第一层讲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根本宗旨。
第二层讲人死的两种不同的意义。
第三层讲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
⑻ 求一份介绍鲁迅先生的教案
自己看吧。
http://ke..com/view/2004.html?wtp=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