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教案

㈠ 什么是教案中国最大的一次教案指的是什么

教案是指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事件。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回案到1911年(宣统三答年)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间，共约发生五六百起。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包庇教会和传教士，这些事件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组成部分，震动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堪称最大的一次教案。

㈡ 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教案是指

当地居民和西方来抄华袭传教士教堂发生冲突，造成教堂被毁，人员死伤的！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天津教案，望海楼教案了吧！
至于说到义和团，那就不应该说教案了，那是席卷北方的扶清灭洋运动了，当然，教堂教会被毁是跑不的！

㈢ 外滩有多少租界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经同英国领事巴富尔多次谈判后，公布了《土地章程》，规定将上海县城之北的一片土地作为来沪英商的居留地，面积约830亩，此为上海租界开辟之始。这块英商居留地东依黄浦江，南临洋泾浜，北至李家厂，西界未定，将近10个月后，确定西以界路为界，居留地面积增至1080亩。

1848年3月8日，麦都思等3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违反清政府关于“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擅自到离上海县城90里的青浦传教，同当地运送漕粮的水手发生争执，酿成“青浦教案”。英国领事阿礼国借此大做文章，以停付关税、封锁北上的漕运粮船等要挟上海道台和两江总督，清政府屈服，对所谓的肇事水手处以严刑，并将上海道台咸龄和两江总督李星沅革职，还向英方赔银300两。清政府在外国列强恫吓之下表现出的软弱无能，使外国列强得寸进尺。阿礼国在处理青浦教案后即向上海道台提出扩充租界的要求，新任上海道台麟桂很快允诺，于1848年11月27日发出布告，宣布英租界北界由李家厂推至苏州河南岸，西界由界路推进到周泾浜，由此租界面积扩大一倍以上，达2820亩。

1846年，美国政府指派旗昌洋行商人吴利国为第一任驻上海代理领事。1848年12月，又指派另一名旗昌洋行商人祁理蕴任美国驻沪领事。此时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已在苏州河北岸租地造屋，并于1848年通过向上海道台吴健彰交涉，将虹口地区划作美商居留地。法国政府于1847年1月任命敏体尼为驻沪领事。敏体尼到上海后，先是让法国商人雷米于1849年年初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接着又迫使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将上海县城北门外英租界南面一处土地作为法租界，其范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约986亩。1861年8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借口法国皇家邮船公司为开辟法国至上海的航运业务，要在上海租地造屋，照会恭亲王奕欣，要求将县城外小东门黄浦江一块土地租给皇家邮船公司。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奕欣怕列强再寻事端，便通知江苏巡抚命上海道台迅速妥为办理。10月30日，上海道台吴煦发布告示，同意将小东门外37亩土地出租给法商。

美租界辟设后，其界址一直没有划定。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时，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曾与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界址，但未树立界石。后在1873～1893年的20多年中，清政府与美方就熙华德提出的重新划定美租界界址一事多次进行交涉，直至1893年，经上海道台、驻沪领事团所派代表会同工部局工程师实地勘察，于6月基本上按照熙华德线划定了美租界新界址，7月22日，上海道台聂缉椝正式批准。这次界址划定，确定美租界面积为7856亩，使公共租界总面积达到10676亩。

两年后，工部局又以租界内华人人口剧增，大量工厂创设为由，要求继续扩展租界，虽遭到上海道台蔡钧严辞拒绝，然总理衙门在公使团和驻沪领事团的压力下屈服，命两江总督办理。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美国人福开森与随员余联沅为代表，会同上海道台李光久与驻沪领事团会商租界扩充问题。1899年5月8日，公共租界扩充界址商定，新的四至为：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又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苏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此次扩张，净增面积22827亩，公共租界面积达到33503亩。

在公共租界当局进行扩界交涉时，法国驻沪领事也积极进行扩展租界的活动。1898年年初，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照会上海道台蔡钧，要求将法租界扩至八仙桥、浦东和吴淞，遭蔡钧断然拒绝。当年7月，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上海民众有17人惨遭法国军队杀害。在解决善后问题交涉中，法方又重提扩界要求。为保全四明公所，江苏布政使聂缉椝、上海道台蔡钧原则同意扩界要求，于1899年6月议妥扩展的界址，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西门路、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新扩面积1112亩，法租界总面积达到2135亩。

越界筑路是租界扩展的另一种方式。早在19世纪60年代，租界当局为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租界之外修筑了几条军路，此后越界筑路数量和范围逐渐增加和扩大，从1862～1925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之外越界筑路41条，面积达5万亩。法租界自19世纪60年代从上海县城西门至徐家汇筑成军路后，越界筑路数量也日见增长，仅1900～1914年，越界筑路20多条。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提出界外马路警权问题，企图再一次扩充租界面积。袁世凯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答应了法租界的扩张要求。1914年4月，外交部江苏交涉员杨晟同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签订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以法租界当局驱逐在法租界活动的革命党人为条件，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从而使这些越界筑路区域成为事实上的新租界。通过这一方式，法租界及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达到15150亩，为1849年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

法租界扩界成功，更刺激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扩界欲望。1914年5月，工部局也提出扩界草案，欲将沪宁、沪杭铁路之间的大片土地划入公共租界范围。仿照法租界扩张协定，扩界草案也包含了允许中国政府在公共租界内逮捕、引渡革命党人和允许建立一个供工部局咨询的华人顾问委员会等内容。这一扩界草案披露后，引起上海市民的强烈愤慨，北京政府也顾虑扩界要求过大而未予批准。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不想对中国政府施加太大的压力，才使此次扩界未有结果。尽管如此，工部局仍通过越界筑路使受其控制并征收捐税的区域面积达到4.7万亩。

上海租界开辟初期，来沪的外侨数量有限，1845年年底，英租界内仅有外国侨民50人，两年后增加到134人，1848年为159人，1849年为175人，1850年为210人。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克南京和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华人为避战乱涌入租界居住，对此英国驻沪领事和清政府上海地方官虽曾竭力将华人驱赶出租界，企图恢复原先租界“华洋分居”的格局，但终因遭外商的反对而承认既成事实。“华洋杂居”改变了租界原先的人口结构，同时也使租界人口剧增，1853年租界人口即超过2万人。1860年和1862年太平天国军队进攻上海，租界内华人数量一度猛增到30万和50万。太平天国失败后，租界内人口有所回落。1865年3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进行了第一次人口统计，结果为：公共租界有外国人2297人，华人90587人；法租界有外国人460人，华人55465人，两租界共有中外人口148809人。由于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没有统计在内，不少华人担心多报人口会增加税收负担等原因，故实际人口远超过此数。人口统计表明，公共租界内外国人来自英、美、法、德、俄等18个国家。25年后，即1890年，外国人没有明显增加，华人则增加不少，时公共租界有外国人3821人、华人168129人，法租界有外国人444人、华人34772人。又20年后，即1910年，租界人口无论外国人还是华人均有较大的增长，公共租界外国人为13526人、华人为488035人，法租界外国人约1476人、华人114470人。1925年公共租界有1137298人，其中外国人37758人、华人1099540人；法租界共有297072人，其中外国人7811人、华人289261人。到193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13920人，超过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伦敦。至1936年，公共租界人口已超过118万，其中华人超过114万。同年法租界人口总数则接近50万，其中外国人为23398人。

在沪外国侨民国籍最多时曾多达56个国家，其中英国侨民数量自上海开埠到1910年一直占首位，1930年时达到高峰，为8440人，其中公共租界6221人，法租界2219人。日本侨民后来居上，1880年时才168人，1890年为644人，1900年为736人，1905年猛增到4331人，1910年后其人数超过英国侨民，居外国在沪侨民之首位，1927年时达到25827人，占上海外侨总数的47％。

来上海寓居的外国侨民，大部分出于经商贸易和传教等目的，也有一些国家的侨民出于种种特殊原因来到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俄侨来到上海，主要是受俄国十月革命政权更替的影响及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等原因；1938～1941年近2万名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籍犹太难民进人上海，是为了逃避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残酷迫害；而相当一部分韩国人来到上海，则同他们将上海作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海外重要基地之一有关。

㈣ 清政府对待教案的态度是怎样的

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事件。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案到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的60多年间，共约发生五六百起。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包庇教会和传教士，这些事件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组成部分，震动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堪称最大的一次教案。

基督教曾于唐、元及明末清初三度传入中国。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后，严禁外国人在中国传教。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康熙帝鉴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信徒祀孔祭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驱逐教士，查封教堂，对西方宗教在中国发展势力是一严重打击。但此后禁令虽严，仍不断有教士潜入传教。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天主教徒约有30万人。耶稣教(基督新教)亦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派遣教士来华，在澳门、广州秘密传教，时受洗入教的总共不满100人。鸦片战争后，中国从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被迫开放教禁，允许外国在通商口岸传教，发还教堂旧址。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又准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时，法国传教士在中文约本上私增教士可在中国各地购置田产，建造自便的条文。后其他国家根据利益均沾条款和治外法权的保护，相继效仿，传教士遂大量涌入，足迹遍及各地。

外国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企图改变中国礼俗，把佛教、道教贬为邪教，诋毁孔子及儒家学说，并在深乡僻壤干涉民间传统仪节。更为甚者，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干扰中国地方行政，破坏中国司法权。他们妄指庙宇、会馆、公所和民宅为旧置教学，迫令归还。任意出入地方衙署，斥责官员，并盛设仪规，擅作威福。在传教中，挑拨教徒与非教徒的纠纷，凡教中犯案，皆包揽词讼，曲庇教徒，不法教徒常依仗其势力，欺凌平民，诈取钱财，霸占田产，横行乡里。凡此种种，使群众积恨成仇，纷纷自发地起来进行反洋教斗争，各地教案频繁发生。清末教案大致分为四期。第一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870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间，地方官吏和绅士打出“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群众反教，主要表现为逐杀教士和焚烧教堂。在震惊中外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中，法国领事因群众抗议教会一事公然向政府官员开枪，群众将其打死，并焚毁法领馆和教堂，杀死20名外国人。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屈从外力，以杀民赔款及派使臣赴法道歉结案。第二期，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时社会上层开始退出反洋教斗争，大量下层劳动群众投入进来，民间会党逐渐成为核心力量，教案从焚堂闹教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动或武装起义。在1891年(光绪十七年)由哥老会掀起的反洋教浪潮中，长江中下游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凡有外国教会盘踞的地方都发生了暴动，甚至上海租界也出现反教揭帖，因而引起列强出动军舰在长江示威，清政府派兵围剿。第三期，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其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教人数日益增多，民间会党成为领导力量，将反教与反列强瓜分结合在一起，各地教案尤以山东为剧。1897年11月，大刀会组织群众击杀巨野德国教士，周围数县纷起响应。德国遂以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允其租借，及在山东享有筑路和开矿的特权。此后教案仍然不断，1898年一年又发生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事。当地秘密结社在反洋教斗争中发展壮大，最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第四期，从义和团运动后至辛亥革命前。时会党仍在反洋教斗争中起重要作用，某些地区的斗争具有一定声势，但整体己成为高潮后的余波。及至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原来群众自发的斗争便汇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其间，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生产不发达，文化落后，对外来事物反应消极，乃至采取敌对态度，在反洋教斗争中也出现了大量迷信和盲目排外的现象。

清政府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起初因为教案与地方官员均有牵连，对外交涉时颇为踌躇，但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交压力和武力恫吓下，又妥协让步，对群众采取镇压政策。天津教案以后，开始从民怨和外患两方面感到教案问题的严重性。1871年，总理衙门曾向驻京外使递交《传教章程》，企图对各国传教士稍加约制，遭到各国反对。1892年李鸿章亦拟一类似的“教堂禁约”，但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已形成瓜分之势，清政府自顾不暇，因而无法付诸实施。以后，对教会和列强的要求更多委曲求全，凡遇案发，必贬革当事官吏，屠杀反教群众，赔偿外国教会，以牺牲国家主权和尊严换取“中外相安”。1898年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教会的规定，承认外国教职人员与中国地方官员地位对等。清政府的如此立场，不仅没有使民教矛盾得到缓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

㈤ 1848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

抄1848年3月，发生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件教案。
事件始末：
1848年3月，上海伦敦会3名传教士违反地方规章，擅入江苏青浦县散发福音书。当时有万余名船上水手滞留该处，船民围观洋人，传教士挥舞手杖打伤了人，群众持篙问罪，遂起冲突。青浦县令急忙护送传教士回沪，上海道台也答应麦都思捉拿“肇事者”。然而，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借端寻衅，抗付关税，封锁漕船，调遣军舰去南京向两江总督要挟。结果地方官被革职查办，10个乡受刑赔偿传教士300银两。

㈥ 中国1839年谁是皇帝

中国抄1839年为道光19年，袭在位的皇帝是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是清朝第八位皇帝，也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六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嘉庆皇帝第二子，母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九月十六日。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驾崩。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慕陵，传位第四子奕詝。

(6)青浦教案扩展阅读

清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道光帝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一开始还能勉强支撑着临朝办理政事。

到第二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已没有康复希望，忙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大臣载恒、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内务府大臣文庆等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锦合，内有御笔两谕：先书“皇六子奕欣封为亲王”。

后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并附有相应满文。中午，道光帝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内。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庙号宣宗。葬河北易县清西陵之慕陵。

㈦ 青浦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2004年12月8日，在上海市历史文化名城命名十八周年之际，青浦区博物馆新馆于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并正式对外开放，成为青浦区文化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新馆的落成开放标志着青浦文博事业的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青浦博物馆自成立以来已有46年的历史了。解放初期，青浦县的文物及博物事业由青浦县文化馆管理。1958年10月1日，青浦县博物馆正式成立开馆。从此。青浦县有了专门的文物、博物机构。1959年初，在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展出了青浦县的革命历史文物，作为博物馆的历史之部。1960年，又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指导下，开辟了自然之部，展出了青浦县自然、地理、物产的各种模型和标本。1960年，青浦县博物馆被评为上海市文教战线先进集体。
博物馆成立以后，同时担当起了全县文物古迹的调查、保护、陈列展示的重任。先后多次对全县的文物古迹进行了普查。1959年至1961年，青浦县人民政府先后公布了3批32个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至1961年，青浦县会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对崧泽古文化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出土了大批文物，对研究、探寻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上海地区史前人类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至2004年，先后有54处文物古迹被评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福泉山遗址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它8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5处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以后，青浦县博物馆于1978年11月单独建制，并且恢复了正常的工作，1980年，迁入青浦县城隍庙旧址办公。1982年，会同上海市文管会对重固福泉山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战国至汉代的墓葬，出土了大批精美文物，在考古学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为上海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1984年，陈云同志为青浦县博物馆亲笔题写了馆名。1985年1月21日，青浦县博物馆隆重举行揭匾仪式，同时举办了福泉山出土文物展。1986年，县博物馆拆除了原展览厅以及城隍庙后院的危房，新建了一座两层的仿古建筑，陈列厅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改造后的博物馆已拥有馆藏文物近万件。不但陈列了崧泽、福泉山两个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文物，还有介绍古代青龙镇、青浦建县、青浦教案、周立春起义等地志性的陈列，并且介绍了任仁发、管道升、王圻、王昶、何书田、夏瑞芳等历代青浦名人。尤其青浦古文化的陈列颇具特色，在全国文博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㈧ 1848年的大事记

2月2日——美墨战争结束。
2月2日——首批满怀着淘金梦想的中国移民抵达旧金山。
2月21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得里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
2月25日——法国二月革命，七月王朝被推翻。
3月，青浦教案发生。
3月15日——1848年匈牙利革命爆发。裴多菲领导反抗奥地利的市民起义，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
3月20日——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一世退位。
3月23日——奥塔哥成为新西兰的一个省。
4月6日——杨秀清首次假托天父，附体传言。
5月18日——德国首届德国国民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
5月29日——威斯康辛州成为美国第30个州。
6月22日——法国六月起义爆发。
7月11日——英国滑铁卢车站通车。
8月11日——威尼斯共和国复国。
8月17日——犹加敦正式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
9月12日——瑞士联邦参政会通过宪法。
9月16日——土卫七被发现。
11月4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
12月2日——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让位给他侄子弗朗茨·约瑟夫。
12月10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首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
12月20日——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总统在法国国民议会前宣誓就职。
1848年——洪秀全写成《原道觉世训》。
1848年——上海老凤祥银楼开张，此举开创了中国首饰业的世纪品牌，引领此后百余年的时尚。
1848年——世界上第一家较为规范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组建成立

㈨ 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教案”,指的是

清末自从签订《天津条约》以后，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传教工作。传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权、以及“宽容条款”所赋予的特权。[1]

“宽容条款”赋予教会特权。中国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冲突由此产生。治外法权问题，亦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另外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

外国传教士传入基督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冲突，教徒与非教徒亦因顽固势力的挑拨而引发纠纷，引起两者争殴，少数奉教者依仗教会势力，非教徒亦因宗族势力强大而迫害教徒，更激起群众对传教士的仇恨。

中西思想意识形态上有不少矛盾。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不相容。传教士企图改变中国礼俗，反对敬祖、祀天，把深入群众的佛教和道教说成邪教，引起民众反感，教堂散布穷乡僻壤，干涉迎神祭祖仪节，经常与民间发生摩擦，民众的反抗亦得到部份士绅的支持，初期不少的冲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绅所发动。

在此前后，发生许多与基督教有关的“教案”影响比较大的有 青浦教案（清代第一教案）古田教案 天津教案 合肥教案 扬州教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