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学的基本精神是

① 什么是书院文化

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五代北宋时候，书院正式确立。书院的专最大属特色在于，它是由民间办学者传办，没有政府认可与资助。
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高峰期，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

近年来，一些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以及学者个人也开始了探索恢复中国传统教育方式中的“书院文化”。

“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有鲜明的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对于今天的青少年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领会传统经典文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② 宋代书院教学及管理的特点是什么对当今教育改革有什么意义

“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对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也是我版国奴隶社会教育制权度的重要特征。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规、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的礼器全部掌握在官府。 主要体现在：①礼不下庶人，学术和教育为王宫及各级政府把持，礼器也全由官府掌握，民间没有条件举行学术活动，更无学校。②官师不分，学校设在官府之中，官吏既是教育官员，也是学校教师。③政教合一，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不分，教育与行政合一。 由于只有官府有学，民间无学术，所以要学习专门知识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

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三舍法”，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这一改革措施，事实上将太学变成了科举的一个层次，学校彻底变成了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学是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始设于元代。

③ 概述古代湖湘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

湖湘书院起源于唐代，最早是朝廷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后来受到官宦、商贾的仿效，设立私人书院作为个人读书治学之地。当时湖南有此类书院有6所：衡州石鼓李宽书院、衡山南岳书院、韦宙书院、卢藩书院、耒阳杜陵书院、澧州文山书院。[i]由于唐末五代的社会动荡，官学衰落，许多年轻学子求学无门，便纷纷聚集到书院求学问教，书院便逐渐成为教书育人的主要场所。到南宋时期，书院数量已达数百所之多，尤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分别为223所、63所、125所和56所。湖南的书院广泛分布于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茶陵、衡山、安仁、常宁、宁远、道州、平江、靖州、澧州、临武等地，而以长沙、衡山、醴陵、平江、茶陵等地最多。其中，最为著名的书院有长沙岳麓书院和衡阳石鼓书院。
书院教育的特色
湖湘书院教育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其一是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湖湘学派在形成之初，就强烈反对为学“不充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的“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如果说湖湘文化有其独特的精神与魅力，或者说“湖湘人士”具有勤奋务实、敢为人先的优秀品质，也就在于秉承了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的文化气质与行为旨趣。因为，在湖湘文化凝炼聚成的过程中，在学术领域和教育系统基本都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且绝大多数人都奉程朱理学为“心精”而“不敢改错”的背景下，唯有湖湘学人敢于“变通”，敢于求新；其二是主张自由开放，兼容并包。湖湘学派虽然独立建树，自成一体，但却从不囿于成见，排斥异己；相反，它采取全面的开放政策，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言论同时存在，并相互论争，从中吸取精华，抛弃陋见。如湖湘学派先后同朱子学派、陆王学派及南宋浙东学派等进行学术交流与论争，著名的“朱张会讲”不仅为湖湘学派而且为整个的书院教育提供了先导与借鉴；其三是讲学结合，以学为主。湖湘学派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的是教师串讲、学生提问的课堂问辨形式，注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因而，教育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都能独立行事。其四是尊道崇德，爱国图存。湖湘文化为世人所关注和推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湖湘人士中多道德楷模，爱国志士。如主张出污泥而不染的周敦颐；强调明人伦、辨义理的胡安国；重节操轻名利的王夫之；以及张栻抗金、吴猎北伐、李芾殉难、谭嗣同举义、陈天华韬海等等，每遇国家、民族危难存亡之际，湖湘人士总是不甘人后，奋发图强。难怪陈独秀在谈及“湖南人底精神”时引用杨度的话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昌济先生在1918年撰写“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一文时也提到：“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表明湖湘人士的这种敢想、敢干、敢担当的精神是为世人所公认的。

④ 评述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制度

一、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历代书院的主持人(山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他们在书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因此，凡主要学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别的产生，无一不是与书院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联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与近七十所书院有关联，其重要的理论著作，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伦语精义》、《易学启蒙》等等，都是他在福州创建的三所书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书院的授徒著述活动中，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同时培养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其门徒又以书院作为阵地，宣传和普及理学，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同样，明中后期理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阳明学派，其形成和发展与书院讲学直接相关。阳明心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弟子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作为传播心学的大本营。王在二十多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将书院作为传授心学的阵地。他死后，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开讲会，使阳明之学“流传愈百年”。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很多人的教与研相互脱节。学生难以学到高深的学问，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我们的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而古代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体现了书院教育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尊重学术自由开放教学

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书院盛行的“讲会”活动始于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并逐步制度化、组织化。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有关于讲会制度的规定。如“白鹿洞书院续规”规定了明确的会讲之期，且规定即非公讲之日也可随时研讨。
会讲实为师生的平等讨论。书院主持人主讲时，每讲一题，一般都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师生互相切磋交流，将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东林书院的“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讲，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等等。书院史上最著名的讲会要数朱熹和张式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了。《新修岳麓书院志》说：“这次会讲‘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见当时讲会场面的宏大壮观。这次“朱张会讲”持续了大概有三个月，他们就很多哲学和人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讲会，更有意义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讲学之风，彼此双方能切实从学术角度出发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记》记载，张式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熹也在一封信里提到，张式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而且，学生可自由听讲，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
可以说，书院的“讲会制度”为不同学派争鸣论辩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体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并蓄精神。这种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给我们在今天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如何更大程度地追求学术的“兼容并蓄”和开放办学以有益的启示。

三、注重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书院多提倡自学精神。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讲究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在自学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教师询问，或者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以为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录在“功课程簿”上，由山长定期亲自抽查。
书院的教学模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就要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
这种以学生自我钻研、体悟为主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养成学生独立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而且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我们现代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乃至中小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论辩，使学生受到启发，从而促进其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这又是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巨大启示作用，对当前的教育意义重大。

四、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却并非在官学而在书院﹐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粹而真挚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于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例如，理学家陆象山，当他客死他乡时，他的学生千余人，一路浩浩荡荡将其灵柩送归故里，此情此意，震撼人心。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这样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时间长了自然感情深厚、关系融洽。
而现代教育注重技能知识的传授，师生缺乏交流，相对来说却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和感通，造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疏离和隔膜。这种师生关系势必会影响教育效果。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说过“要办教育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有一种了解，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这就是强调教育要重视学生心理、生理上的健康，要和学生心灵相同，方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力。因此，书院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教育尤其是高度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这也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⑤ 宋代的书院教育有哪些特点

宋代的书院教育的特点：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师生眼界开阔；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师“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师生关系融洽。

宋代为古代书院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书院产生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的产物。归纳出其中几点重要的原因：

官学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书院的产生是必然，填补了官学的空白；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佛教禅林的影响；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各种教学活动及研究活动提供了便利。

(5)书院教学的基本精神是扩展阅读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其中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

熙宁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

理宗（1224～1264）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⑥ 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是怎么样的

古代书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长”，多称“山长”、“洞主”。这是因为古代书院多建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欢与道观、寺庙为邻。宋代以后，书院成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学术圣地。而成就书院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办学理念。

书院与官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设门户，完全开放，讲学自由。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书院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教授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尊崇独立的自学精神。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相当于如今的大学校长，虽然没有行政级别，但山长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既是书院最高行政领导，也是首席教学主管和“学术带头人”。

山长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参与一线教学工作。如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张栻等名儒大师，在主持书院日常教学时都是亲自进课堂给学生授课。

日常教学中，山长授课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书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课试，从出题到评阅，均由山长负责。兴办于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即规定：“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当年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就曾“勤劳恭谨，以身先之”，据《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范仲淹“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给学生出试题作文，自己先做一篇，这样能不受学生欢迎吗？范仲淹由此名气远播，“四方从学者辐辏”。

书院招生不设门槛无户籍限制

明代文昌书院学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
古代书院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怀，即便如元明清时期好多书院改为“官办”，这种情怀也没有改变。

书院从诞生那天起，便向社会下层和民间士子开放。书院招生不设门槛，入学无户籍限制，只要有志于学业的，不分贫富，不论地域，均可入学，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如四川文昌书院的“招生简章”（文昌书院记）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凡越隽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按月观课。捐廉奖赏，作育人材，大公无类。”

“大公无类”一直是书院的办学准则，也是“有教无类”办学理念的升华。虽然招生不设门槛，但入学要求还是有的，名气较大的书院，因为报名的人多，“招生标准”也很严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都相对较高。考核包括学业在内的综合素质测试，光学习好还不行。如白鹿洞书院，一度要求入学者是举人，朱熹的《招举人入书院状》可以为证。

古代书院的招生指标由各书院依办学实力自定，人数从几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测试成绩优异的“正课生”，还会录取稍次一些的“附课生”。附课生也写作“副课生”。如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的聚星书院，每年招生名额（学额）为生员正课20名，副课20名。

在招生上，老师说了算。如白鹿洞《洞学榜》择生徒上即有这样的规定，“自今凡奉公移来者，慎于所选，从游之后，洞师验与可拒者则拒之，上司不必挠其权。其四方有志之士，听其肄业。”

从中可见，如今天的官方推荐生、拿着领导人介绍信的照顾生是不受书院欢迎的。即便入学了，如果主管老师（洞师）测试后觉得不行，仍会将其辞退，领导（上司）不能干涉。

书院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田”

元代明道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5贯“膏火钱”

古代办书院的办学经费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间集资、捐献和书院创收、自筹，其中“学田”收入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每个书院都会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很多时候，学生在书院读书，不仅不要学费，而且“食宿费全包”。如文昌书院，学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另外该书院“更欲立书舍，给膏火，招徕来学，以广栽培”。

所谓“膏火”，就是学生学习期间的花费，古人俗称“养士费”。“膏火”原本为资助困难学生的，实际使用时已普遍散发，生徒都有份。或给钱两，或给粮谷，或钱粮兼给。

“膏火钱”补助的高低历代不一，不同书院之间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为例，在元代至正年间，此时已改为官办的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零花钱5贯钱。5贯即5000文，当时书院的勤杂工每月工资才300文，做学生比打工还来钱呢。另外，每名学生每天还有口粮“米2升半”。

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聚星书院的正课生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生500文；童生正课1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

有的书院因办学经费有限，学生食宿费无法全包下来，也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免费伙食。一般来说，古代书院是没有“考试费”、“材料费”等现代学校常见的学杂费的。

成绩优秀可获“奖赏钱”、“花红钱”

清代蕲州书院考试前4名每人奖“膏火制钱二串文”

古代书院大多希望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所以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以作息时间来说，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时头鼓，五时半二鼓，六时三鼓上课。

为了使学生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书院还设有奖励制度。奖励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励，更有物质刺激，如月课奖赏，积分升级。还有相当于现代奖学金的所谓“奖赏钱”、“花红钱”。

月课奖赏是依据每次考试的成绩来定的，于考试之后兑现。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陈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造的延平书院，便设“奖赏钱”，书院规定每月三课，上中下旬分课本经、论、策不同内容，“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

对学生予以奖赏，在清代的书院中似乎规定得最清楚，标准也较高，可能与清代书院“官学化”有直接关系，书院将膏火钱改成“奖金”发放，凭“奖票”领取。

清《蕲州志·学校》记载，同治年间湖北蕲州书院的奖励标准是这样的：生员参加相当于今教育局或考试院组织的考试（官课），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钱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二百文。文童则每课取上卷8名，膏火制钱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文。

除了书院应给膏火、花红外，教育主管部门也会“酌给花红”，以示鼓励。

清代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在湖北武昌所设的经心书院将考试时的优秀作文结集刊出，先后出版了《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这种“荣誉奖励”，比奖金带给学生的刺激还大，还管用。

岳麓书院内朱熹

书写的“忠孝廉节”

奖惩分明试卷凭“浮票”领取

清代丹阳书院“抄写雷同”“罚停膏火一月”

奖惩分明，是古代书院的基本学规之一。学生在书院不认真学习，不约束言行，也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清代湖北归州丹阳书院规定：“学长稽查在院肄业生童，有不勤学励行者，正言规劝；如其不从，禀明山长，加以惩罚”。

清代蕲州书院的学规中也明确要求：如果在山长课期生员超等旷课一次，扣钱六百文；特等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文童上卷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中卷旷课一次扣钱三百文，再旷遂加录成文或雷同全数扣除。

学生在书院学习时的学业等级是动态的，实行“积分制”，有“升降级”。即使录取时的优秀学生，即所谓“正课生”，如果旷课，平时考试成绩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为“附课生”。

清代均州南阳书院规定，以缺考的次数和考试的等级来确定升降，内课生如有一次不应课者，停止发放一月膏火；两次不应课者，降作附课。正课一连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课以内，附课连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补为正课。降级的同时，其膏火钱也会降低标准发放，甚至不发。

古代书院考试纪律很严格，试卷凭“浮票”领取，并设编号。学生考试时出现作弊、抄袭等不诚信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清代归州丹阳书院规定：“抄写雷同及不在院作文，并次日交卷者不列榜 ，初次不列榜，罚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课,冒名顶替者逐出住院。”

与现代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古代书院同样“德育”先于“智育”，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节”等内容。如果“缺德”，后果很严重，轻者重罚，重者开除。

⑦ 古代书院教育对当代学校教育有哪些启示

第一，……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最早的书院是由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发展为讲书或讲学的。……私人读书治学，待学有所得，闻名遐迩，就有人前来问难求教，逐步发展为聚徒讲学，……后来的书院差不多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都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大多是当时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又多为书院的主讲，这是书院的传统……。 第二，书院允许不伺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建立了“讲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这种“争鸣”还受到种种限制，但较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般学校教育却自由得多。这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一个书院有有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而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热情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打破了一般学校关门教学的风气，有利于学术交流。 第四，书院的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比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注入式教学优越得多。 书院教学一般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许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自己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他们并将自己的洽学经验概括为读书的原则或程序，指导学生应读什么书，哪些先读，哪些后读，以及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等。…… 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教学中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问难论辩。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庐山国学主讲时，就提倡学生质疑问难，然后再详加剖析。朱熹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时，常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超出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窑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要作读书：日记。…… 第五，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中国数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是在长期的私人教学中形成的。书院制度始于私人教学，以后也多属私人教学的性质，主讲书院的名师热心教席，慕名来学的生徒能虚心求教，所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中也就体现得更为充分。 从事书院教学的名师，由于学识渊博，品德过人，所以能赢得学生的尊敬，此外他们能够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更使其受到学生的爱戴。当然，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学生还必须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但是主导方面还在教师。这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我以为，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四、五两点。 赖功敏在《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一文中提出： “中国书院教育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这种对话具有自然特性，对人格形成实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它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话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的觉悟。它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理想与知识独立的追求。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和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的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在特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对话精神”，不正是我们教育改革追求的方向之一吗？

⑧ 书院的教学有什么特色，对现代的高等教育有什么启示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史，有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在历代之中，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这些私学当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其地位。
最为典型的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书院的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是集教育、教学和研究于一身的教育机构，兼具有修书、编书、藏书、传书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优良的私学教育传统，又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之不足。无论是从书院发展起源的角度，还是从它的思想制度方面，都表现出它独立、自主、开放、创新等诸多可贵的精神，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一道举足轻重而又幽雅独特的风景。它在管理和教学方面的特点，至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十国战乱频繁的年代，其性质有官办和私学两种，但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到五代末期才基本形成。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弛，急需诸如书院之类的私学来满足文人墨客治学求学之需。书院的产生还与佛教禅林讲学制度有密切关系，唐代援佛入儒，推行儒释道三教并举，儒教徒每就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作为修道讲习之所。于是一些硕学鸿儒纷纷效仿，向往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建立碑林，此后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成为了书院的早期雏形。
书院真正兴起是在宋朝。
当时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论从精力上还是财力上，国家都无暇顾及办学，因此，文化传承的重任便无可选择的落在书院这种私人讲学性质极强的教育组织之上，也因此使书院制度得以进一步发展以至于兴盛于全国。书院制度兴盛于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统治者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北宋初年的统治者十分注意民力发展教育事业，并通过题写匾额、赠送书籍及赐予学田等手段将书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北宋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
元明清时书院教育继续发展，著名的书院不断涌现，但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官府对书院加强思想钳制失去生气而变为官学，直至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而退出历史舞台。
从唐宋至明清，几经波折的书院教育在每个朝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扼杀，但这只是书院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实质上书院的含义仍未发生根本变化，始终保持着一种鲜明的个性和姿态，蕴含着倡导独立、勇于开拓创新的可贵精神。

⑨ 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同时期的书院在组织管理上有何异同

我国书院起源于唐，是中国古代兼具藏书、教学及祭祀功能的教育机构。她从唐代产生，到清末改制学堂，历经千年之久。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在其绵延千年的悠久办学历程中，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具有科学内涵的教学经验。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意义。 古代书院教学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教学方法上，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学态度上，书院注重“讲明义理”的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发展学生的兴趣，在学习期间常常参加学术研究活动，培育学生独立治学的能力；教学环境上，书院的环境多选择风光优美之地，以助于涵养气质，陶冶性情，启迪文思。而这些教学特征的形成，是以书院本身的兴盛和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托的，而文化的繁荣和鼓励自主、创新的教学理念是书院教学活动形成的思想基础，相对的学术自由则是书院独具特色的教学活动形成的学术基础。 书院丰富的教学活动主张以学生为中心，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提倡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独立地去思考和解决问题，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性；注重人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及寓教化与游息之中，形成了鲜明的互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熟读精思、致知力行的自我互动；兼收并蓄、明辨义理的人际互动；藏息相辅、寓教于乐的人境互动。其中，人际之间的互动又包括教师之间的互动、师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以上都是通过对书院大师的教学实践及教学片段来分析探讨而得出结论的。 实施互动教学，科学地运用好各种互动方法，能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剖析古代书院教学的互动特质，能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营造开放的、人性化的大学氛围；为学生提供进行实践的环境和条件。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教育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极大地促进了西欧中世纪文化的繁荣，不仅为近代大学打下了基础，而且对近代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教育制度，形成了主宰西方文化的专业知识分子层，造就了一批把基督教带进理性之海的哲学———神学家，特别是塑造了欧洲人说理论辩的思维习惯，形成了西方不朽的学术传统。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一般包括授课和辩论两个环节。授课是指阅读指定教材和由教师解释教材。辩论有两种，一种是课堂上展开的“问题辩论”，一种是课下在公共场所举行的“自由辩论”。“问题辩论”通常先由教师给出一个论点，由他本人或者学生引经据典做成一个否定性的答案；然后，由助教对这一论点进行正面论证，并对反驳意见进行解答；学生或教师可以针对助教的论证提出新的反驳和问题；经过反复的发问与回答、论证与反驳，最后由教师作出最初的论点是否成立的结论。这种论辩属于正式的辩论，经常进行。“自由论辩”属于非正式辩论，与会者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加以讨论，这种辩论后来演变成为大学里的文化娱乐方式。无论是正式辩论或非正式辩论，其目的都在于培养敏捷的思考能力，练习推理方法。 在几个世纪里，欧洲受教育的阶层，在逻辑思维艺术方面一直接受一种严格的和精确的训练。英国现代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认为，如果西方思想没有经过几个世纪的理智训练的准备，以便用宇宙理性或人类智力去探索自然的秩序，那么现代科学的诞生将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那种批判的理性和无休止的探索精神，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出现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转折点在3个世纪以前的大学和城市时代。从阿伯拉尔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开始，就已经兴起了对辩论思维和哲学思辩精神的爱好，较高级的研究受到逻辑辩论术的指导，大学课堂上的争辩和公共场合的自由辩论，不仅提高了才智的敏捷性和思想的准确性，而且尤其发展了一种批判精神和方法上的怀疑，西方文化与近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此兴起的。
中国古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古代高等教育两种颇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它们对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古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课程的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古代书院的课程特点是：强调传道济民、推崇伦理美德、注重讲学自修、院长全面负责；相比较而言，中世纪大学课程的特点是：重视求实致用、追求科学理性、崇尚讲授辩论、社团有效管理。 中国古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课程目标的实用性、课程内容的人文性、课程实施的启发性、课程管理的自治性。
最后我觉得当今大学应科学目标与人文目标统一、“传统”传受与启发教学结合、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并行。

⑩ 20．什么叫书院书院教学有何特色对中国古代教育有什么影响

书院——封建社会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

①、中央官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

②、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制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写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古时的书院与赫曦台

冯雁军

古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为: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始于五代后周的僧人办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式创立，清末相继改为学堂、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师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故世称“千年学府”。
今天，千年学府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迁，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这些古建筑中，赫曦台是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赫曦台从建筑的形式上来讲，属于湖南地方戏台。平面呈“凸”形，石砌台基，居高开阔。前部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单层弓形硬山结合，青瓦顶，空花琉璃脊，挑檐卷棚，颇具地方特色。台柱和墙壁上有《老子出关》等戏曲故事的对联和堆塑，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左右内壁上一丈余高，走笔如龙的“福”“寿”二字。
这两个字里有个传说。早在唐代，乡举考试后，州县长官要宴请中了举子的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鹿鸣》，跳魁星舞，所以这个宴会也称之为“鹿鸣宴”。如果参加过鹿鸣宴的考生在60年后再次赴宴与新科举人同乐，那就叫重赴鹿鸣宴。清嘉庆十二年(1807)罗典重赴鹿鸣宴这天，岳麓书院特别热闹，名门望族、达官显贵及门下高徒都来道贺，吟诗歌赋，畅古言今，尽显自己的才华。大家正玩在兴头上，一位鹤发童颜、脚蹬草履的道者前来凑趣。众人见是无名老道，纷纷轻薄戏谑，要他写几个字看看。老道看出这儿不是容人之地，欲含怒而去，却被人拉住:“斯文之地，岂能容你愿来就来，想去就去。”此时，道人反而不气了，操起大扫把，伸入黄泥中，瞅准赫曦台一壁白墙，“刷刷”两下，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然后扬长而去。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再看那字，健笔如龙，力透骨肌，非凡人所为，于是传为仙迹。此后，罗典曾托人四处寻访仙踪，但不知下落，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对称，罗典亲自在对面的壁上补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的笔力就大不如寿字了。
赫曦台从初建时起，就与休闲娱乐结下不解之缘。清代，这里则成为学子们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场所，还经常演出戏剧，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展示过各种文化的祥和与辉煌。
由此看来，古时的高等学府里，人们的读书求学生活，也大抵不完全是寒窗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