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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逝教學設計

發布時間:2021-03-08 13:39:01

⑴ 《我的伯父魯迅先生》的資料

我的伯父魯迅先生的資料
魯迅(1881—1936) 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思想影響。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企圖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年至1907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展開大規模的論戰時,魯迅站在革命派一邊,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重要論文。1909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人吃人的封建制度進行猛烈的揭露和抨擊,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最前列,並同早期共產主義者李大釗等取一致步調,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妥協、投降傾向。1918年至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吶喊》、《墳》、《熱風》、《旁徨》、《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表現出愛國主義和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品之一。在這一時期,魯迅開始接觸馬列主義,閱讀過《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著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為反動當局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來到當時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憤而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其間,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徹底放棄了進化論思想。1927年10月到達上海,認真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學運動的主將。這期間,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進步組織,不顧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種種迫害,積極參加革命文藝運動,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國民黨反動派御用文人及其他反動文人、反動文學進行不懈的斗爭,逐步成為我國文化革命的旗手和無產階級的偉大戰士。1936年初「左聯」解散後,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學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1927年到1935年,創作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後十年的雜文,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各種社會問題,表現出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和韌性的戰斗精神。這些作品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等專集中。魯迅對中國的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進步的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大力翻譯介紹外國進步的文學作品和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中國的古典文學,批判地繼承了祖國古代文藝遺產,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集》、《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於上海。1938年出過《魯迅全集》(二十卷),新中國成立後,魯迅的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56年,黨和人民政府遷移重建了魯迅墓。毛澤東親自為魯迅墓題字,並多次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向魯迅學習。北京、上海、紹興等地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
魯迅簡介
魯迅(1881~1936)
中國當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稱「文教思革」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豫才。筆名除魯迅外,還有鄧江、唐俟、鄧當世、曉角等。小時享受著少爺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敗變得貧困。青年時代受達爾文進化論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898年魯迅從周樟壽更名為周樹人。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1918年以「魯迅」為筆名,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在此之前,他是一名醫生,因戰亂奮起改行為作家。魯迅生平是一個「愛書如命」的人。1927年與許廣平女士結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嬰。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於上海。著作收入《魯迅全集》,作品及《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有《祝福》、《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葯》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編輯本段生平和創作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葯方到葯店去取葯,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青年魯迅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友」,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 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丑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五四運動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他第一次用「魯迅」這個筆名發表文章,《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
魯迅對權勢者和偽君子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學生對故事中所描寫的魯鎮等江南水鄉、三味書屋等風土人情還不夠熟悉,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麼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麼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麼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盪,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是匕首、是投槍」,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尖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斗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生前,他立下遺言:「一、不能因為喪事收任何一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亞說:「一個人的臨終遺言,就像深沉的音樂,有一種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魯迅一生的著作和譯作近1000萬字,其中雜文集共16本.

⑵ 蘇軾 水龍吟 教案

蘇軾 水龍吟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妖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 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注釋

1. 這首詞大約是宋神宗元佑四年(公元1081年)春,蘇軾謫居黃州時所作。次韻:用原作之韻,並按照原作用韻次序進行創作,稱為次韻。章質夫:名楶,浦城(今福建蒲城縣)人。當時正任荊湖北路提點刑獄,經常和蘇軾詩詞酬唱。他的《水龍吟·詠楊花》原文如下:「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閑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 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沾瓊綴。綉床漸滿,香毬無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盪,有盈盈淚。」

2. 從教:任憑。

3. 無情有思:言楊花看似無情,卻自有它的愁思。韓愈《晚春》詩「楊花榆莢無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飛。」這里反用其意。 思:心緒,情思。

4. 縈:縈繞、牽念。柔腸:柳枝細長柔軟,故以柔腸為喻。 白居易《楊柳枝》:「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如柳枝。」

5. 困酣:睏倦之極。嬌眼:美人嬌媚的眼睛,比喻柳葉。古人詩賦中常稱初生的柳葉為柳眼。

6. 「夢隨」三句:化用唐代金昌緒《春怨》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7. 落紅:落花。綴:連結。

8. 萍碎:相傳楊花入水化為浮萍。蘇軾《再次韻曾仲錫荔支》:「楊花著水萬浮萍」。自注雲:「柳至易成,飛絮落水中,經宿即為浮萍」。

[譯文] 像花又好像不是花,也無人憐惜任憑它衰零墜地,它拋離家鄉倚路旁,細思量彷彿無情,卻是含有深情。受傷的柔腸婉曲,睏倦的嬌眼昏迷,欲開又閉。夢魂隨風飄萬里,追對情郎去自動了又被黃鶯兒叫起。不恨此花飄飛落盡,卻恨西園,滿地落紅枯萎難再舊枝重綴。清晨淋過陳雨,何處有落花遺蹤?它飄入池中,化成一池細碎浮萍。三分春色姿容,二分化作塵土,一分墜入流水無蹤影。旨看來,那不是楊花呵,點點飄絮是離人淚盈盈!

賞析一:

這首詠物詞,以物擬人,寫得纏綿悱惻,構思精妙,筆力卓絕。這是蘇詞婉約風格的代表作。詞中細膩地描繪了楊花飄落的情狀,也借楊花自花自落的寂寞傳遞出感時傷春的幽怨之情。

賞析二:

蘇軾之詞以豪放為風格,然而蘇詞也有不少細膩婉約之作,本詞便是一篇極為情致細膩的惜花詞章。本篇構思巧妙,刻畫細致,詠物與擬人渾成一體。上片惜楊花之飄墜,下片抒發哀悼楊花委塵之悲恨,表現了思婦極其纏綿悱惻的情思,達到物與神的境界,詞中自出新意,風神綿邈,情韻俱佳,為詠物妙作。全詞用擬人化手法,亦物亦人,通過楊花隨風飄轉的情景,刻畫出一位夢繞魂牽、幽怨綿綿的思婦形象。構思新穎,想像豐富。起筆便不同凡響,用語精妙。「『似花還似非花』兩句,詠楊花確切,不得詠他花」。「拋家傍路」三句轉入擬人手法:「無情有思」引出下面幾句的內容。「縈損柔腸」三句寫「思」的狀態,描寫楊花輕盈臃仲似美人之眼欲睜又閉,想像奇妙無比,神采飛動。「夢隨風萬里」三句寫「思」的內容,是萬里尋夫。剛停而又被鶯呼起。寫盡楊花輕盈飄動而無定所的神韻。下片則愈出愈奇。先以落紅隱襯楊花,說「不恨」只是由筆傳情,實則「有恨」。「曉來雨過」而問詢楊花遺蹤,所看到的是「一池萍碎」。詞人認為這碎萍便是楊花化成,悖理而有情,更能顯出對楊花的一往情深。接下去再深描一筆,點出楊花的歸宿。那些漫天飛舞的楊花都在哪裡去了呢?這就是有二成變成了塵土,一成變成綠萍。楊花已盡,春色已盡。煞拍再畫龍點睛,「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以情收束全詞,干凈利落而餘味無窮。此詞遺 取神,空靈婉轉、精妙絕倫,壓倒古今,為詠物詞的極品。

賞析三:
這首詞,一般以為作於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其時,作者與章質夫同仕汴京。
題為「次韻章質夫楊花詞」。次韻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不但要用原作的韻,而且次序也不能變。這就比和韻更難。弄得不好,往往以辭害意。所以許多大詩人、大詞人都不多作。東坡這一次韻之作,一般以為比原作更好。這就不能不說與作者的才學有關了。
詞一起,便把描寫對象放在似與不似之間,這是非常高明的。「似花還似非花」,可說是形象地概括了這類詠物詞的藝術規律。似花在形,似非花在神。很好地處理形與神的關系,這就是詠物詞在藝術上的要求。正因其似而不似,所以一般人就不知道珍惜而任其飄墜了。「拋家」句,承「墜」字而來。一拋,似無情;一傍,卻有思。「無情」而「有思」,也就是「似花還是非花」。杜甫《白絲行》句:「落絮游絲亦有情」;韓愈《晚春》句:「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這里反用其意,較之章作全襲韓意自為高妙。「縈損」三句,以擬人語組合成句,狀其溫婉嬌美,「無情有思」而又有情思,是由神似而至人化的過渡。「夢隨」三句,取意於唐人金昌緒詩《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這里實際是暗寫一位女子的無限幽怨。寓傷感於飄逸,已不是「無情有思」而是「有情有思」了。
換頭而下,則從這個女子眼中寫來。從「不恨」與「恨」之間見其深情遠思。「此花飛盡」,一花之事也;「落紅難綴」,一春之事也。杜甫《曲江》句:「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整個春天即將過去,而所思之人尚未歸來。其思念之切可想而知。「曉來」三句,進一層寫落紅不但「難綴」,且遺跡也將為朝雨洗凈,只剩下一池破碎的浮萍。「春色」三句,緊承「曉來」三句而來,三分春色,全部付之塵土與流水。「且看欲盡」,「莫厭傷多」(杜甫《曲江》),真不禁心灰意冷了。歇拍用唐人詩:「君看陌上梅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曾季 《艇齋詩話》以為「奪胎換骨」。詞人之筆繞回到楊花身上,但它在離人眼中一點點都成了血淚。前面所謂「無人惜」者,似為花,實為人。而現在,則惜此花者,惟此離人;惜此離人者,亦惟此花,淚眼相看,情何能已!思何能已!故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以為歇拍「畫龍點睛」,可謂別具興眼。
綜觀全詞,沈謙《填詞雜說》謂為「幽怨纏綿,直是言情,非復賦物。」這是就其藝術效果說詞已不止於賦物,而充分表達了作者欲言之情。我們不能理解為藝術上可以把言情與賦物分離開來乃至對立起來。問題在於如何處理物之形與神的關系,又如何處理之神與人之情的關系。劉熙載《藝概》以為起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於「不離不即」中求之,斯為探真之道。唐圭璋先生以為此詞「詠楊花,遺貌取神,壓倒古今」(見《唐宋詞簡釋》),則明確主張從貌與神的關系的處理中求之,較之劉氏之說更進了一步。當然,「遺貌取神」必先由貌 入神,也不能把貌與神分離乃至對立起來。唐先生又謂「全篇皆一惜字生發」,也極精當。由「無人惜」而至有人惜,乃是貫串全篇的基本脈絡。

賞析四

詠物詞的創作素以為難。張炎《詞源》雲:「詩難於詠物,詞為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為絕妙。」清代沈祥龍《論詞隨筆》亦雲:「詠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張、沈二人對詠物詞所持觀點是有相當的代表性的。而如果詠物兼有和韻,則難度就更大了。而蘇軾這首《水龍吟》,不僅在詠物方面「壓倒今古」(張炎《詞源》),而且「和韻而似元唱」(王國維《人間詞話》),其詞心詞境不惟迥出時人,直使後人難能為繼,因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此詞作年一般認為是元佑二年(1087)。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和朱祖謀《強村叢書》編年本《東坡樂府》均系於此年,此後基本為論家所採納。因為此年蘇軾與章質夫同官京城,且曾共在章府聽彈琵琶;蘇並有《水調歌頭》(昵昵兒女語)一詞以紀其事,而此《水龍吟》詞遂一並附錄於此年。此說看似有理,實則不耐推敲。何則?蓋蘇軾此詞乃和韻寄贈之作,若作於同官京師之時,則「寄」之一字便無從詮釋了。蘇軾在給章質夫的信中說:「……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故元佑二年之說頗存疑問。信中提到的章質夫「正柳花飛時出巡按」,則與元豐四年(1081)四月章質夫出為荊湖北路提點刑獄的經歷及季節特徵相合。故定為元豐四年,或許更為合適。時蘇軾因「烏台詩案」貶官黃州,《水龍吟》詞中的傷春身世之感,也可以與蘇軾的這一段被貶謫的經歷更容易掛起鉤來。

⑶ 用直徑90mm的圓柱形玻璃杯(裝滿水)像一個底面積為125*125mm內高81mm的長方形鐵盒倒水,當鐵盒裝

圓柱形玻璃杯的截面積為π*45*45=2025π平方毫米
長方形鐵盒的體積=125*125*81=1265625立方毫米
用長方形的體積除以圓柱形的截面積就是下降的高度
h=1265625/2025π=199毫米(其中π取的3.14)
希望採納

⑷ 詩歌讀本兩只羊教案這遍詩歌是怎麼描敘那兩只羊的

不求利,視榮譽為虛無,不為亂花迷眼,不為榮譽擾心

⑸ 魯迅 一件小事教案

魯迅簡介
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國近現代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精神被稱為中華民族魂,並且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他是浙江紹興人(祖籍河南省正陽縣),原名周樟壽、字豫山。母親魯瑞、父親周伯宜。後改字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學時改名周樹人。魯迅(周樹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風箏里的弟弟)。「魯迅」是他1918年為《新青年》寫稿時開始使用的筆名,從此成為世人最崇敬的筆名。魯迅是中國近現代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魯迅是周樹人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因為影響日甚,所以人們習慣稱之為魯迅。1881年9月25日誕生。出身於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

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志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專集都被收錄在各類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傑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被北洋軍閥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1930年起,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葬於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二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葯》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充實了世界文學的寶庫,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魯迅曾因為母親的安排娶朱安為妻,但朱安其貌不揚,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思想很陳舊,魯迅的家鄉紹興有一種風氣,看不起離婚的女人,魯迅心善,不想讓朱安淪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為由,離開了朱安,後另娶了許廣平,生下了海嬰。朱安一生都沒有和魯迅圓過房,生不了孩子。魯迅死後,是朱安為他守靈,但朱安死後卻沒人為她守靈,朱安終其一生始終是不幸的。

生平和創作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便迅速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葯方到葯店去取葯,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通過科舉考試,可以陞官,可以發財,個人身價百倍,家庭也隨之受到世人的羨慕。這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僚」,為這個官僚出謀劃策,奔走效力,接受這個官僚的饋贈。借著這個官僚的權勢,自己也有了權勢。這是當時讀書人常走的第二條道路。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雖然這被當時的官僚所不齒,但到底可以發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底層。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抱著到「異地」去尋「別一類」的「人們」的目的,離開了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當時的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這是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中所從來沒有過的。在課余,魯迅還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這大大開拓了他的文化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魯迅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在南京路礦學堂求學期間,他的學習成績一向優異,這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日本就是通過西方的醫學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的,魯迅也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當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也在同時發展著。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強國林立的現代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單獨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並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更切實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獨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 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丑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狀況和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欺侮的歷史命運。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在這時,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裡,苦在心裡,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為如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說,魯迅的《狂人日記》是討伐傳統封建專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喚重建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宣言書。它帶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華民族的凄厲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一發而不可收,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中國的小說,只有到了魯迅那裡,才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這個更廣大的題材領域,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這是一個多麼冷酷無情的世界!這是怎樣一種扭曲的人生!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挺起腰桿來做人,爭取自己幸福的未來。

除了社會底層的人物形象之外,魯迅還塑造了一些剛剛覺醒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有進步的要求,有改善社會的良好願望,有對人、對己的真誠的感情,真誠的愛,但當時的社會卻不能容忍他們。「狂人」詛咒人吃人的現象,希望人人都能成為「不吃人的人」,成為「真的人」,周圍的人就把他當成瘋子,必欲除之而後快(《狂人日記》);夏瑜為社會而犧牲,茶客們說他「瘋了」,華老栓則用他的血來治自己兒子的病(《葯》);魏連殳關心中國社會,社會卻來迫害他,到他不再關心中國社會時,周圍的人卻來巴結他(《孤獨者》)。《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為社會,為自己,追求過,奮斗過,但在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經歷的都是悲劇的命運。魯迅同情這些知識分子,就是同情中國社會,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只有這些知識分子還在為社會的進步而掙扎、奮斗。

魯迅對社會上的兩類人是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的,那就是那些權勢者和偽君子。《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這需要高超的藝術功力。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們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我們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麼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麼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麼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盪,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國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紀處在一種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統治之下,只要掙脫了這種宗教文化的束縛和禁錮,西方的近現代文化就有了發展的力量。中國古代文化則是由各種不同的文化共同構成的,在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各種文化都摻雜在了一起,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徹底打破了中國古代散文「溫柔敦厚」美學風格的束縛,更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的思想和藝術的創造力是驚人的,他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這使他成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大師。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尖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斗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參考資料:http://ke..com/view/2004.html?wtp=tt

⑹ 風箏 魯迅

這篇散文中,有魯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戲之於兒童的意義,有魯迅的自省精神,有魯迅對小兄弟身受「虐殺」卻無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說的是小時候不許小兄弟放風箏,不準小兄弟弄這種沒出息的玩藝,行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戲之於兒童的意義,魯迅醒悟過來,自己當年的行徑,簡直是「對於精神的虐殺」。雖然事隔久遠,魯迅還是一心想補過,然而小兄弟卻全然忘卻,「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從手足之情上看,當年不許小兄弟放風箏,是為小兄弟有出息,那氣恨,是恨鐵不成鋼。一旦明白自己錯了,雖是幾十年前的往事,雖為兄長,也要討小兄弟寬恕。同胞手足之情溢於言表。

從游戲的意義上看,「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游戲實在出於兒童天性,游戲使兒童活潑、健康、聰明。因此不準游戲,無異於虐殺兒童天性。魯迅看到外國的兒童教育主張,認識了中國舊式教育的落後,願中國的兒童教育改變落後的偏見,願兒童精神從此不受壓制,從此能夠健康成長。

從魯迅的自省精神看,魯迅是嚴於解剖自己的,嚴於自省的,往事,小事,都一絲不苟,知錯必改,鄭重其事,這種精神非常可貴。

從小兄弟身受「虐殺」卻毫無怨恨這種現象上看,魯迅的感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腳在這一點上,留下無盡的悲哀和發人深思的問號。小兄弟為什麼全然忘卻?原來他偷做風箏,自己也並不認為正當,以為兄長該管,因此並不耿耿於懷。
初讀後,可以感知魯迅先生不是天生的智者,他也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傳統觀念有落後的一面。但是魯迅先生可貴的是,一旦接受科學思想,是知錯必改的,魯迅先生充滿自省精神。魯迅又感嘆被虐殺者的健忘和毫不抗爭,在他看來,這正是虐殺者之所以能夠肆意虐殺的原因。

「精神虐殺的這一幕」說明什麼呢?

「我」過去認為,放風箏「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作為兄長,嚴格管束弟弟,原是為弟弟有出息,現在反思起來,當年為落後觀念所支配,自己的行徑實在是「精神虐殺」的行為。從這一幕里,我們可以看出魯迅童年時代長幼之間很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論長幼,論力氣,他是敵不過我的」,可見作為兄長的粗暴行徑是以暴力為基礎的。魯迅把自己寫得很粗暴,字里行間深含自我譴責的意味。做弟弟的呢,兄長不許放就不敢放,只得偷偷做風箏,被兄長發現,驚惶失措,快要完工的風箏被兄長踐踏,也毫無抗爭的意思,除了絕望,沒有一句抗辯的話。

魯迅一旦接觸科學思想,就認識錯誤,設法補過,並不因為自己當初的動機是好的就原諒自己,也不因為當初的想法是受了傳統的影響而寬恕自己,也不因為時間相隔久遠就不了了之,他的心情是那麼沉重,可見他是多麼嚴厲的解剖自己,他的為人是多麼嚴肅認真。

「我」討弟弟的寬恕,弟弟卻全然忘卻,毫無怨恨,「我」的心因而不得輕松,只得沉重著,這又翻出一層意思。被虐殺者並不認為被虐殺,把兄長的行徑視為合情合理,做風箏要偷著做,正說明自己也不認為游戲是「正當」的,一旦被兄長發現,自認該罰。被虐殺者的麻木使虐殺者可以恣意妄為,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魯迅只覺得這世界一片肅殺和寒威。

探究這篇散文,可以悟到這樣一層道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需要用科學思想來指導,惟有這樣,才不至於干出逆情背理、愚昧落後的行為,而正當的行為也應該捍衛自己正當的權利。只有科學思想,才能照亮中國人的思想行為。

風箏》發表以後,它的抨擊傳統的封建的兒童教育思想鋒芒灼然畢露,受到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者的歡迎和喜愛。當時有的文學青年說:「我所喜歡的是《野草》的《語絲》,是同傳統思想,同黑暗勢力,同虛偽紳士奮斗的《語絲》。」據方誌敏的愛人繆敏說,方誌敏青年時代熱愛文學,對魯迅的《吶喊》《彷徨》《野草》是「非常喜歡的」。由於包括《風箏》在內的魯迅的散文詩雜文、隨筆,思想新進,技巧高超,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群,於是「《語絲》的銷路,一期比一期好起來,由一千五百份,而二千份,而三千份,再後是五千八千,她的影響是很大的。」這話是不錯的,30年代前期我國城鄉不少中學校使用過趙景琛編的一套《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其第一冊就選了這篇《風箏》,作為中學生學習寫作白話文的楷范。

……

還要介紹的是,《風箏》也曾作為魯迅的代表作品推薦給世界的讀者。1936年9月,亦即魯迅逝世前的一個月,紐約出版的《亞洲》雜志(英文版)刊出了美國進步記者斯諾與中國作家姚莘農翻譯的《風箏》,正巧趕上魯迅生前看到了,而1936年10月斯諾編譯的一本《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在倫敦喬治·哈拉普書局出版,裡面收有魯迅的《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風箏》《離婚》,作者生前未及親睹,則成為永遠的遺憾了。

1950年莫斯科真理報出版社出了一本魯迅的《短篇小說集》(俄文),都是選自《吶喊》《彷徨》,不知怎麼一來把《風箏》也收進去了。1955年莫斯科兒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學生讀物叢書,其中有一部魯迅的《短篇小說集》,《風箏》也選在裡面。看得出,這里把《風箏》跟魯迅其他小說放在一起,是沿襲了斯諾的做法;這樣分類是否正確,姑且勿論,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由此可以想見,《風箏》作為魯迅的一篇傑作,受到中國讀者、尤其是其他膚色的少年兒童的歡迎,是我們感到欣慰的。
風箏》思想內容面面觀

1.從兒童教育角度去理解(陳根生)

正因為《風箏》發表後影響頗大,因而作品中那位施行「精神虐殺」的封建兒童教育的兄長,是不是作者自身呢?亦即作者寫的是不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呢?這個問題一直為人們很感興趣。這樣,魯迅的親屬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孜孜請教的對象。魯迅的三弟周建人解放前就寫道:

魯迅有時候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例如他所寫的關於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實際上,他沒有那麼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但並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

幾十年來,周建人同志數次回答此類詢問,直到80年代他還給訪問者明確作答:

我不記得有這回事。

但是,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同志卻持不同的說法。她在談話中是把《風箏》中的「我」與魯迅、小兄弟與周建人當作同一個人來向人們介紹的。1956年的金色的秋天,北京市北海少年之家舉行魯迅紀念會,許廣平同志應邀在會上向少年兒童們作報告說:

魯迅長大後曾檢討自己對待兄弟有些太凶了。他還說過一件事:有一次,放學回家後他不知道弟弟(周建人)到哪裡去了,後來看見他在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裡糊風箏,他覺得這是件沒出息的事,就把弟弟的風箏撕毀了,當他長大後覺得這樣對弟弟是很不對的。曾對弟弟提起這件事,他弟弟說有這件事嗎?我都記不得了。後來魯迅伯伯就說,他不記得這件事使我更不好受。還說:自己做過的錯事應該牢牢記住,並不是人家不記得就可以過去了。

許廣平同志的講話獲得廣泛的贊賞,不少魯迅研究家寫作魯迅傳記時都是認真使用《風箏》中所提供的材料的。

那麼,周建人同志的話全錯了嗎?問題當然也不會這么簡單。因為《風箏》里明明寫過,早在當年小兄弟「他什麼也不記得了」。但是,即使《風箏》寫的是作者自身的經歷,卻也不等於魯迅在執筆時對原材料沒有取捨,沒有突出,沒有必要的渲染和強調,否則,恐怕就難以取得預期的藝術效果了。

而且,以上僅是就創作素材而言,重要的是對作品主題的認識。所喜魯迅兩位親屬都是一直從兒童教育角度來談《風箏》的。周建老明確指出:「我想他所以這樣寫,主要是批判當時一些人對兒童的不正確的態度和教育方法。」在理解《風箏》主題為批判封建的兒童教育思想和方法,提倡近代兒童教育的科學觀念,這不就統一起來了嗎?兩位魯迅親屬的話在精神實質上還有什麼根本分歧存在嗎?

(選自《魯迅名篇問世之後》,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2.從批判封建教育思想和倫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王崇志)

《風箏》敘寫了「我」的一件往事及其帶給「我」的一段思想感情的經歷。作品中的「我」向來不愛放風箏,並且不準自己的小兄弟放,有一次還粗暴地毀掉了小兄弟苦心孤詣做好的風箏。這一件當時毫不在意的小事,時隔二十年,突然出現在記憶中,竟如此劇烈地啃噬著自己的心,以至渴望得到補救,卻已經無濟於事,只是平添了心頭的沉重,而且此後每憶及此,就感到一種「無可把握的悲哀」。讀過之後,我們不禁為小兄弟的不幸遭遇,為「我」的補過不及的悔恨,深深太息,同時覺得需要思索一些什麼問題。

一個純潔無邪的孩子,他的正常的天性,他的合理的願望,只是因為有悖於大人們的「信條」,就不能發展,就得不到實現,甚至要為此付出代價,這使人痛切地感到其中包含著某種具有悲劇意味的東西。被糟踐的雖然是一隻風箏,可是同時受到傷害的卻是一顆本來應該受到愛撫的稚嫩的心。作者稱之為「精神的虐殺」,是非常深刻的。這「精神的虐殺」的一幕是怎麼造成的?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把事情的原因歸結為「我」的性格的「老成持重」。作者說過,我們的一舉一動,雖似自己作主,其實多受死鬼牽制,指出了傳統的舊思想、舊觀念對人們的影響和毒害。放風箏,這本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我」卻把它看作是「沒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而且強加於人,對小兄弟橫加限制,以至因為「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而破壞了小兄弟辛辛苦苦做好的風箏,「即刻伸手摺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如此無情的踐踏,「我」是毫不顧忌地做了。小兄弟受了這樣無理的對待,也只能逆來順受。因為「論長幼」,「我」是兄長,自以為擁有無限的權力。從「我」對風箏的態度和破壞風箏的粗暴行為,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精神上和心理上某種鮮明的印記——被扼殺兒童天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陳腐觀念打下的烙印。應該說,「我」的所作所為,既是個性化的,同時也具有時代的特點,這就使這一場關於風箏的糾紛有了深刻的社會意義。

這個風箏事件不一定是作者經歷中曾有的實事,但卻是當時社會里會有的實情。封建思想有形無形地摧殘著我們一輩一輩的人。類似《風箏》中這樣的日常生活「小事」,在舊社會里是時時發生、處處存在著的,可是往往被人們忽略,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就像作品中未曾覺悟之前的「我」那樣。作品一再強調「我」的沉重和悲哀,不僅僅表現了「我」的個人的悔恨,其中也包含著作者對這種普遍的精神麻木狀態的憂慮和痛惜的感情。作者憑著他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思索,從生活中捕捉了這一素材,經過概括,加以鋪陳,把它藝術地再現了出來,表示了對封建的教育思想和倫理道德的否定和深惡痛絕,並啟發人們思考,從而有所覺悟。因此,這篇作品很有教育意義。即使在今天,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在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還遠遠沒有肅清,我們仍然可以從作品中得到極大的思想教益。

(《讀〈風箏〉》,《〈野草〉賞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從自我解剖的角度去理解(王瑤)

魯迅曾說:「我的的確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又說:「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我們讀過許多魯迅的精闢的解剖別人的文章,而像《吶喊》中的《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風箏》那種帶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質的文字,同樣給人們以難以磨滅的印象;就因為從這種文章中我們更容易體會到一個革命者的勇於正視自己缺點的高尚品質。正如魯迅自己所說:「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魯迅向來是十分憎惡「瞞」與「騙」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不敢正視自己的缺點,魯迅之所以那麼深刻的批判阿Q精神,也正是要啟示人們勇於洗滌自己的靈魂,走向改革的道路。以《風箏》為例,作者在敘述20年前兒時的一段生活時,心情沉重地感到當時對小兄弟做了一件錯事,於是充滿內疚地抒寫自己的心緒,而「心也彷彿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當然,《風箏》是通過敘事來抒情的,而且作者的思緒已經非常明確,因之它的內容並不難於理解。

(摘自《論野草》,《魯迅作品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4.從親情角度去理解(康錦屏)

善於反省和自責,是前進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種內心情操和美德。魯迅就是一生躬身實踐「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的人。因為他認識到:「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隨感錄》)《風箏》就是一篇用充滿詩意的筆調,形象地再現了魯迅嚴於自責和反省的品格與情懷的優美散文,它吹奏出了一曲人情美的溫馨之歌,讓人沉醉在自然、和諧、水乳交融的詩情畫意里。

《風箏》寫於1925年1月24日。這一天是中國舊歷的正月初一。此時,魯迅居住的北京,「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出現於遠處天空中一二風箏的浮動,使「我」似乎看到「久經訣別的故鄉久經逝去的春天,卻在這天空中盪漾了」,由此在「我」與讀者的面前展示出了故鄉風箏時節春光明媚的圖畫:天空,抬眼看見的是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耳邊聽見的是沙沙的風輪聲;地上,楊柳已經吐芽,山桃也多吐蕾,這早春二月的景象正和天上的點綴相照應。作者把往事的回憶放在這樣的畫面中展開,使現實中嚴冬的「寒威」與回想中春日的「溫和」互相映襯,既增添了往事回憶哀婉動人的力量,又使作品帶上幾分明麗的色彩,透露出作者不滿黑暗現實、嚮往光明天地的心情。既是以小兄弟為代表的兒童們天真無瑕的心靈美的映襯,又是「我」感於事,觸於景,引動自責反思之情的觸媒。作者對故鄉二月風箏季節佳境的詩一般的描繪和著意渲染,既是作者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種表現,又是小兄弟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種反映,從而譜寫了一曲動人的心靈美的頌歌。

這支人情美的頌歌盪漾在小兄弟對風箏入迷的情態的描寫里,盪漾在小兄弟因風箏被「我」毀壞的「驚惶」、「絕望」的痛苦裡,盪漾在小兄弟「全然忘卻,毫不怨恨」的心靈里。

這支人情美的頌歌也回響在「我」「不愛」放風箏,「嫌惡」風箏,「不許」放風箏,因而鄙夷小兄弟「最」喜歡風箏的笑聲中;回響在「我」蠻橫毀壞小兄弟「苦心孤詣」而「偷做」的風箏,並「傲然」離去的神態中,和認為風箏是「沒出息的孩子的玩藝」的偏見中,回響在「我」急於「補過」而終於無可補救的「無可把握的悲哀」中。

心曲盪漾的幾段文字,都是潑墨般的至情文字,抒發得真切動人。作品首先生動地描寫了小兄弟對風箏入迷的情狀:他沒有風箏,就眼巴巴「呆看」著人家的風箏在空中飄游而「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他時而為人家的風箏突然跌落下來而失聲「驚呼」;他時而又為人家的風箏因「纏繞解開」而「高興得跳躍……」多麼美好的心靈,多麼純真的情感!作者把小兄弟入迷的情狀描寫得越如醉如痴,越能加重對剝奪他放風箏權利的封建家規的控訴力量,越能使在嚴冬中生活而嚮往春天的「我」的心中掀起感情的波瀾,從而痛感自己不準小兄弟放風箏,並把小兄弟喜歡入迷的表現視為「笑柄」,看作「可鄙」的思想與行為,是對一顆稚嫩的童心的嚴重摧殘,由此而自責和反思,袒露出嚴於解剖自己的心靈美。作品接著寫了一段「精神的虐殺」的文字,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兩個呼之欲出的人物:秘密被發現後,「我」因為「憤怒他瞞了我的眼睛」偷做風箏,便「即刻伸手摺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幾筆就勾畫出了頗帶幾分專制色彩的心理狀態,表現出了「我」的盛怒和蠻橫。小兄弟呢?他「很驚惶地站起來,失了色瑟縮著」,「後來絕望地站在小屋裡」。一個追求美的心靈被扼殺而痛苦無告,一個戕害美的心靈由於病態的偏見與封建長幼尊卑的倫理的威力而「傲然」地「勝利」得意。兩種心境的描寫,形成了強烈的沖擊力,使人們的靈魂為之震顫。這樣,當「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這一新鮮科學氣息一旦吸進「我」的中毒很深的心靈,就產生了「懲罰」感,就難忘那「精神的虐殺」的一幕,心就「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地墮下去了」。這種內疚與悔恨,無疑是時代新風吹拂的結果,無疑也是「我」拋棄舊我,追求新我的人情美的表現。作品往後描寫「我」企望「補過」時,更加形象地抒寫了兩個美的情懷:由「不愛放風箏」,「嫌惡」風箏,反對小兄弟放風箏,毀壞風箏到「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啊!「我」抖掉了精神的枷鎖,似乎恢復了兒童的天性,「嚷著,跑著,笑著」,在歡快的旋律中,極為簡短的語句隨著輕松的節奏跳躍著,好像重現了孩子們放風箏時活潑、歡樂的景象。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反襯罷了,因為時過境遷,一切都無從追回了,結果只能加重「我」悵惘、悔恨的情感,這種追悔無及的心情是美的。特別是當「我」懷著一顆「沉重」的心去討小兄弟的寬恕時,小兄弟卻「全然忘卻」在「我」看來是「精神的虐殺」的一幕。聽著往事反而「驚異地笑著」:「有過這樣的事么?」這段朴實無華的文字,展示了兩個美的心靈:一個嚴於自責,懇求寬恕自己的過失;一個幼稚純真,全然忘卻別人的錯處。多麼美的高尚情操啊!我們的人際關系中能具有這樣的人情美,社會豈不就凈化了么!

我愛《風箏》深沉的思想力量,我更愛《風箏》中所體現的人的內心美好的感情,在肅殺的嚴冬中給人們心頭以「故鄉的春天」般的溫暖!魯迅用真摯動人的感情所譜寫的這曲人情美的頌歌,會永遠回盪在人們的心中。

(《一曲人情美的溫馨的歌——讀〈風箏〉》,《魯迅名篇分類鑒賞辭典》,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版)

5.從追求美好事物的角度去理解(李國濤)

《風箏》寫於1925年1月。但是魯迅在1919年9月發表過一篇《我的兄弟》,寫的完全是《風箏》里的故事。《我的兄弟》只有三百餘字,像是《風箏》的提綱。

當然,《我的兄弟》是獨立的一篇作品,它表達一種愧疚之情,說明壓抑兒童游戲的本能是錯誤的,甚至是殘酷的。《風箏》也寫了這些,也表現了這種感情和這種思想。但是,《風箏》畢竟是一篇嶄新的作品,它表達的內容就不僅僅是這些。《風箏》的開頭和結尾都寫著一個被壓抑、被封鎖住的春天。如果說《雪》是在冬日裡尋春,那麼《風箏》卻是在春風里感到冬的肅殺。這仍然是一首關於春天和青春的詩,是魯迅在繼續「尋求那逝去的青春」。

《風箏》一開始先由北京的寂寞的春天、灰暗的春光寫起。然後,便是故鄉「春二月」的回憶,是「一片春日的溫和」。風箏是故鄉春日的象徵,是美好青春的象徵,它引導讀者進入「久經逝去的春天」。

喬峰在《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中曾經說到,「魯迅有的時候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或者故意說著玩,例如他所寫的關於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和放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實際上,他沒有那麼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可是並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這是寫關於魯迅的事情的作者應當知道的。」魯迅自己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也說,「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記憶會有不確,藝術也容許虛構,這是誰都知道的。《風箏》的藝術魅力是無法抗拒的,它把任何一位讀者,不管年齡大小,都能帶入童年童心之中,令你同作品中的小兄弟一同難過,一同希望。作品也使你同那位兄長一同感到慚愧、悲傷,令你的心也那樣「很重很重地墮下去」。

《風箏》很熱切地表現著對春天,對青春的懷念,對美好事物的醉心和探求。它要求健康的、幸福的生活同春天的美景共存;無意地損害了健康而幸福的生活,是令人無比遺憾的。但是,如果連春天都沒有了,還怎樣探求新的生活?現在,風箏事件已成過去,小兄弟精神上的創傷也早已平復;而春天、青春,已渺不可求——「久經逝去」。最令人悲哀的是這種逝去,貫徹全篇的情緒也是這樣的。這真是一種「無可把握的悲哀」。

文章開頭說,「我現在在那裡呢?」在「嚴冬的肅殺」之中。這時,作者憶及逝去的春天。文章結尾說,又見到故鄉的春天;而這時,「四面又明明是嚴冬」。這首尾的照應是由實而虛——由北京的風箏而想起故鄉的春天;又由虛而實,——由回憶中的春天進入現實的嚴冬。

(摘自《〈野草〉藝術談·尋求那逝去的青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多角度理解(李允經)

《風箏》是散文詩集《野草》中的一篇。有人說:「這一篇……是在解剖自己,在深刻地批判自己」(李何林《〈野草〉注釋》)。有人說:《風箏》中的「我」,「決不是魯迅自己」,「也不是什麼『自我批判』。」(閔杭生《談談〈風箏〉中的我》)。意見尖銳對立。

一般說來,抒情詩中的「我」,多是作者自己,所抒之情,也應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另外,是魯迅在寫作這篇《風箏》的五年多前,還寫過一篇《我的兄弟》,也是散文詩,發表在1919年9月9日的《國民公報》上。五年多以後,魯迅以為先前所作之《我的兄弟》「散失」了,所以又以《風箏》為題,再寫一次。這前後兩篇散文詩,雖字句有所不同,但所敘反對小兄弟放風箏的事卻是相同的。這就告訴我們,這件令他內疚的事,是長久地縈回在魯迅記憶之中的,是他曾經身歷的實事,而不會是毫無根據的藝術的虛構。這樣看來,《風箏》中的「我」,還是魯迅自己,自我解剖也是這篇散文詩的中心內容之一。

幼時的魯迅不喜歡放風箏,並認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因為父親早逝,他便以封建家長的資格來管束弟弟,不但不準他放,而且將他偷偷做的風箏踏毀了。多年以後,當魯迅從一本外國書上知道了「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之後,先前那「精神的虐殺」的一幕,驟然在眼前展開,內疚而沉重的心緒襲上心頭,使他坐卧不安,使他「驚異和悲哀」。

在袒露悔恨感情的藝術描寫中,貫穿著自我批判的意向,同時也包容著對虐殺兒童天性的封建禮教的批判。魯迅向來認為,善於自責和反省,是一種美德。他在一篇《隨感錄》中說過:「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他曾經發出過「救救孩子」,「解放幼者」的呼籲,而在《風箏》中更把這種反封建的思想斗爭深化到自我心靈的深處。毫無疑問,讀了這篇散文詩,人們都會為魯迅這種高尚情操所感動。

但是,如果把自我解剖視為《風箏》惟一的內容,恐怕也有失片面。

《風箏》開頭的兩段和結尾的一段文字是感情濃烈的。作者寫道:「我現在在那裡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卻就在這天空中盪漾了。」這說明,魯迅這時已經歷了由五四革命高潮到低潮的變化,他的情懷也由亢奮步入了沉寂。20年代中期的軍閥混戰,新文化運動的分化,教育界的復古讀經,文苑裡失戀詩的盛行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籠罩著一切,正如同置身於肅殺的嚴冬,並使他分外地感到了深深的「驚異和悲哀」。也正因為如此,他就更加渴望「春日的溫和」。

「春天」,在詩人的筆下,往往是「希望」「青春」「生命」「理想」的同義語。在《野草》的不少詩篇中,我們和這些字眼相熟。在《希望》中,詩人曾盼望著青年的奮起,追尋著「身外的青春」;在《雪》里,作者不是曾由江南的雪花,聯想到「青春的消息」嗎?而在《風箏》中,魯迅又以「嚴冬的肅殺」和「春日的溫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抒發著一種對於「春」的摯愛和「冬」的憎惡的感情。

風箏是報春的天使。孩子們因為渴望春姑娘的來臨,才用風箏去迎接她、打扮她、贊美它。春的到來,意味著寒冬已被擊退。在江南,每當風箏時節,山桃吐蕾,楊柳抽芽,和孩子們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從觀賞春光的角度看,那真是令人神往而暢快的境界啊!然而,眼下的北國,雖然已是初春,天空也有一二風箏浮動,但地上滿是積雪,又哪有半點春意!春神在受難,冷氣威迫她,寒冬摧殘她,這難道能不令人感到「驚異和悲哀」嗎?當年,小兄弟以風箏迎接春天,自己卻演了一場精神虐殺的惡作劇,至今難以追悔!那麼,現在,小兄弟的「春天」又在哪裡呢?我的「春天」何在呢?四周都是黑暗,又是誰在製造黑暗呢?當代百花凋零、生靈塗炭的精神虐殺者又是誰呢?春光時節竟無春,春光季節竟是冬,這又怎能不使詩人產生一種「無可把握的悲哀」呢?這是人民的悲哀,時代的悲哀!在這里,詩人已透過自己感受的層層淤積,對於那污濁、腥穢的現實發出了強烈的抗議!正因為這樣,詩人的感情也就不能不由「悲哀」而走向「悲憤」。他在篇末寫道:「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這是詩人的悲憤,也是人民的悲憤。由此可見,對於「春」的渴望和對於「冬」的抗議,也正是《風箏》的又一重要思想內容。

將幼時因「精神虐殺」而引發的深沉的自責,和對於眼前「社會虐殺」的強烈抗議巧妙地加以揭示,將自我批判和社會批判成功地加以結合,乃是散文詩《風箏》的寫作特點。

⑺ 全文圍繞「為人民服務」這個中心,分別講了_____、_____、_____這三個問題

第一層講我們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根本宗旨。
第二層講人死的兩種不同的意義。
第三層講要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改正錯的。

⑻ 求一份介紹魯迅先生的教案

自己看吧。
http://ke..com/view/2004.html?wt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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