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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1823～1901）
晚清軍政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進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咸豐三年（1853）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1858年冬，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1860年，統帶淮揚水師。湘軍佔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同治元年（1862），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抵滬，自成一軍，是為淮軍。旋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地方實權既握，又於江蘇大力擴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使淮軍在兩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後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僱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出犯太平軍。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鎮壓了太平天國。
從60年代起，李鴻章積極籌建新式軍事工業，仿造外國船、炮，開始從事標榜「自強」的洋務事業。1865年分別在上海和江寧（今江蘇南京）創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和金陵機器製造局。同年，署理兩江總督，調集淮軍數萬人赴中原對捻軍作戰。1866年，繼曾國藩署欽差大臣，專辦鎮壓捻軍事務。次年，授湖廣總督。其後，採取「就地圈圍」、「堅壁清野」等戰略，相繼在山東、江蘇間和直隸（約今河北）、山東間剿滅東、西捻軍。1870年，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從此控制北洋達25年之久，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成為清末權勢最為顯赫的封疆大吏。
李鴻章從19世紀70年代起，進一步擴大洋務事業，因標榜「自強」進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辦」的形式創辦了一系列民用企業。同時，又著手籌辦北洋海防，以外購為主，自造為輔，於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軍。為培養「自強」「求富」所需人才，還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並派人赴歐美留學。所有這些洋務事業，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外力量對比懸殊的格局，使李鴻章產生了嚴重的「懼外」思想，在對外交涉中始終堅持「委曲求全」的方針。1901年11月去世。謚文忠，晉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是晚清權傾一時的人物，他的一生幾乎與晚清相始終，晚清中國的命運與李鴻章密切相關。李鴻章以鎮壓農民起義起家，太平軍和捻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他的頂子；他出洋訪問、創辦中國近代企業，是洋務運動的先驅，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留下了難以抹除的影響；《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都是由他談判而最後締結，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關涉到晚清政府的命運。誠如梁啟超《李鴻章傳》中所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系。」
李鴻章又是一個頗為復雜的人，他熱中權勢，長期掌控著清政府的內政外交軍事大權，聚集一批軍政人才為其所用；有同僚稱其可殺，康有為拒絕他加入強學會，孫中山向他上書變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鴻章的一生極富傳奇性。
曾國藩簡介
清嘉慶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一個叫白楊坪的偏僻村莊，誕生了一位對晚清歷史影響頗大的人物——曾國藩。
曾國藩沒有顯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時才成為當地一個擁有100多畝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親曾麟書43歲時才考取一個秀才。但是中國人總是喜歡把一些靈異之事附會到大人物身上，對曾國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轉世的神話
傳說曾國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個夢：一條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接著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隨即有人告訴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個曾孫了。」老人一聽，恍然大悟，認為這新出生的曾孫就是那條蟒蛇投的胎。他聯想起唐朝名將郭子儀出生時其祖父也夢見大蟒蛇進門，因此認為曾家將來也要出一個大貴人。很快曾國藩是蟒蛇投胎之說就在當地傳開了。隨著曾國藩的名氣越來越大，這個說法也就越傳越遠。
事也甚巧，曾國藩生有疥癬，小時還並無多大癢痛。到了35歲以後，曾國藩的功名官運，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癬也隨著一天一天地擴大，簡直奇癢無比。曾國藩在日記中多次記載，苦不堪言。
在曾國藩祖屋的後面，「舊有古樹一株，為藤所繞，樹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矯若虯龍，垂蔭一畝，亦世所罕見者」。這條巨藤，活像一條巨蟒，鄉人稱之為蟒蛇藤。曾國藩在世時，藤葉藤枝，迎風搖曳，得意洋洋；待曾國藩死後，該藤就葉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們對此覺得很是奇怪。
這樣，巨蟒入夢，癬如鱗，祖屋藤似蟒蛇，種種異事都發生在曾國藩身上。有人因緣附會，杜撰了曾國藩是巨蟒轉世的神話。
當然，上述傳說或巧合、或附會、或杜撰，不足憑信。但是，如果我們拋開評判功過是非的定性評價，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世、成就的事業，確實是常人所難以企及的，有時甚至真有點像是天佑神助。
出頭：不信書，信運氣
據清人朱克敬撰《瞑庵雜識》記載，曾國藩曾經對吳敏樹和郭嵩燾說，自己死後的碑文由這兩位執筆，但是要加上這樣的話：「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曾國藩的運氣往往表現在人生的關鍵時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國藩6歲從師入學，14歲應童子試，先後考了7次，到23歲才成為生員（秀才），第二年中湖南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28歲那年到京城會試，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一般來說，中了進士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當時的「終南捷徑」就是到翰林院鍍金——被點了翰林，升遷就會加快。當時的進士分為三甲，一甲的進士三名，即狀元、榜眼和探花，他們一般在發榜之後就會被授職為翰林院的修撰、編修等官。二甲三甲的進士則必須通過下面的「朝考」才能進入翰林院。一般來說，三甲進士入翰林院的幾率不大。據說，曾國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後很是喪氣，當即就想打道回府。因為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曾國藩的朝考成績卻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御覽後，又特別提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深造。兩年之後，庶吉士散館，授曾國藩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從此開始了他12年的京師為宦生涯。
曾國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1849年已經升任禮部右侍郎，十年七遷，躍升十級，成為二品大員。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中徒步過從，疏野之性，骯臟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為此不近人情之稱許。」可見，曾國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遷會如此之快，簡直有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國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於他自己的刻苦自礪，辦事干練，而更重要的則是得到權臣的賞識和襄助，這個權臣就是在當時權傾朝野、在後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國藩1838年參加會試時的正總裁（主考官），因此兩人有師生之誼。穆彰阿的賞識和關照，使曾國藩的官職不斷得到升遷。
曾國藩仕途順利，自然對他所服務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對當時內憂患的局面，他更急於為這個朝廷做點什麼。也許在他看來，當時最大的禍患，並不是外國的兵艦，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風氣、官吏蠹民引發的深層社會矛盾。因此，他在咸豐皇帝即位後，上了一道名為《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的摺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議咸豐皇帝不要因為斤斤於細節而忽略大事，不要因為尚文飾而不求實效，不要因為凡事專斷而使大臣無所措手足。這么尖銳的批評在唯唯諾諾已成風氣的當時，無疑是有一定風險的。曾國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摺子初上時，余猶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事實上，咸豐皇帝看了摺子後確實很生氣，「欲罪之」，後因為大臣求情才作罷，還假惺惺地「優詔褒獎」。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他所效力的朝廷還是很有責任感的，這種責任感一方面來自他對朝廷眷顧的知恩圖報，一方面來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個人的命運與這個朝廷的命運休戚相關。曾國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慣官場的腐朽和暮氣沉沉，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現狀。其結果則是，他的要求和建議根本得不到重視，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來越孤立。此時，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罷黜，京師再也沒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間。曾國藩在一首詩中寫道：「補天倘無術，不如且荷鋤。」說明他已經萌生了退志。
咸豐二年（1852），朝廷令曾國藩到江西主持鄉試，他如釋重負，立即離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喪。在曾國藩回鄉後的幾個月的時間里，全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改變，太平軍的聲勢迅速高漲，清廷所依仗的綠營兵不堪一擊，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緊興辦團練。1853年1月，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歷史又一次給了曾國藩展示才能的機會。
出名：「曾剃頭」、「曾屠戶」與「中興第一名臣」
可以說，曾國藩真正走上歷史前台，施加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獨特影響，是以他在原籍襄辦團練，協助地方官籌辦「防剿」開始的。這不僅關繫到曾國藩的一生榮辱，而且關繫到大清王朝的氣脈運數。從這時起，曾國藩的才能和個性逐漸得到展示；也是從這時起，人們給了他各式各樣的罵名和美譽。
「曾剃頭」、「曾屠戶」。在太平軍巨大聲勢的影響下，湖南政局動盪，許多不滿地方官壓迫和地主豪紳盤剝的農民趁機起來活動。曾國藩看到湖南的形勢嚴峻，存在著爆發大規模起義的危險，因此斷然採取鐵腕高壓政策。一方面，鼓勵鄉紳捕殺和捆送本鄉、本族之敢於反抗之民，「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紳平時就欺壓良善，此時更是為所欲為。另一方面，在團練大臣公館直接設立審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審案局成為在司法部門之外可以隨意捕人、審訊、殺人的機構。因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審訊者，很少能夠生還。據曾國藩自己奏稱，截止到咸豐三年（1853）六月，僅僅4個月，審案局就直接殺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達104名，「立斃杖下」者2名，「監斃獄中」者31名。
不僅他自己直接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也在家殺人，以至於該縣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沒有幾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何故，他說：「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
在曾國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紳勢力又抬起頭來，使湖南不僅沒有成為太平天國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為曾國藩集團鎮壓太平天國牢固的後方基地。咸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做法十分贊賞，他在曾國藩的奏摺上硃批道：「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凈盡。」但是老百姓和社會輿論卻激烈地抨擊曾國藩的屠殺政策，「曾剃頭」、「曾屠戶」之類的諢號和詛咒傳遍湘省。
「中興第一名臣」。對於清廷而言，曾國藩能夠帶著他培養起來的湘軍將幾乎使清王
朝滅亡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將覆亡的命運，並將清王朝帶向了所謂的「同治中興」，自然是「功莫大焉」，也無愧於「中興第一名臣」的「美譽」。關於曾國藩與太平軍之戰，許多歷史讀物中都有介紹，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開始帶兵，從襄辦團練開始，最後練就了近代中國第一支「兵為將有」的軍隊，並把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確有非凡之處。
從治軍來看 清朝的正規軍主要為「八旗」和「綠營」兩部分，八旗和綠營都有兵籍，父死子繼，世代相沿。長期以來因為沒有戰事，養成驕惰的習氣，戰鬥力很差。又因為兵歸國有，「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所以戰鬥力很差。曾國藩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爐灶，編練新軍。
首先，變世兵制為募兵制。從兵源來說，主要招募那些強健朴實的山鄉農民，不收營兵，也不收奸狡之徒。從軍官來說，主要招聘紳士、文生擔任，曾國藩還提出湘軍軍官的幾條標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見其選拔很嚴。從軍隊組織來看，實行上級選拔下級的層層負責的制度，即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曾國藩認為，這樣由上級挑選下級，上下級經常是同鄉、朋友、師生等關系，而且下級會感念上級的知遇之恩，這樣平時容易團結，有了危難也會相互照應。他說：「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這樣，基本解決全軍上下團結一心的問題。
其次，增加兵餉，誘之以利。湘軍每月餉銀是綠營兵的三四倍，這樣，「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
再次，注意對軍隊進行紀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國藩看到清軍因為軍紀渙散，不僅戰鬥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壞。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動，他強調軍紀要嚴明，以爭取民心。曾國藩作為一位文化型的軍事長官，他以理學家的身份，每逢軍隊操演都要親自訓話，對那些以農民為主體的軍人們進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
從政治來看 在與太平軍的較量中，曾國藩很注意爭取政治上的主動。
首先，他把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美化成不僅是「保國」、而且是「保教」，《討粵匪檄》中攻擊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於：
當以大清的名義已經很難喚起百姓支持的時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擊太平軍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滅亡儒教、盪盡傳統文化，那麼他的鎮壓就成了為延續中國文化血脈而進行的正義行動。曾國藩的這一做法，確實贏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還注意安撫百姓，叫他們不要逃亡，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眾人謠言雖滿口，我們切莫亂逃走！
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
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
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確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
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
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
由上述分析來看，曾國藩在對太平軍的戰爭中取得最後勝利確有其內在的原因。如果沒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許抵禦不了太平軍的迅猛攻勢。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後期，他又以理學家的身份，開近代風氣之先，發起了洋務運動，被後人譽為「中國近代化之父」。我們說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似乎並不為過。在當時，曾國藩也迎來了人生和事業的巔峰，「中興名將」、「曠代名臣」之譽紛至沓來。相對於他的兄弟曾國荃和其他湘軍將領而言，曾國藩還是比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處處謹慎，甚至主動奏請裁撤部分湘軍，讓在攻破天京之後大肆劫掠屠殺的兄弟曾國荃回家養病等。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持盈保泰，功德圓滿，但歷史卻偏偏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先是因剿捻無功遭到參劾，繼而又因處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鬧得罵聲四起，名譽掃地。
左宗棠
字季高。湘陰人。道光舉人。咸豐初年，先後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幕，贊襄軍務。1860年，太平軍連克蘇州、杭州等地，曾國藩、胡林翼等極力保舉，清廷特旨任為四品京卿，招募「楚軍」五千人，率以援浙。尋授浙江巡撫，閩浙總督。1864年，攻陷杭州。繼攻滅太平軍余部於廣東嘉應州（今梅縣）。嗣在福州設馬尾造船廠，製造輪船。旋任陝甘總督兼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鎮壓捻軍和西北回民起義。在蘭州創辦制呢局。1875年（光緒元年）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出征新疆，討伐阿古柏，消滅入侵的反動政權，收復新疆，對新疆的政治、軍事進行整頓和改革，建議改新疆為行省，加強邊防，興辦義塾，釐正賦稅等，有力的促進了新疆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積極備戰，挫敗了沙俄侵佔伊犁的陰謀。1881年，調任軍機大臣。尋調任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中法戰爭中，赴福州督辦海防，積極支持台軍民的抗法斗爭，並選募恪靖軍赴兩廣前線參加抗法戰爭。病故於福州。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紀昀
紀昀簡介
紀昀，(右圖）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生於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於嘉慶十年（1805）二月，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享年八十二歲。因其「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御賜碑文），故卒後謚號文達，鄉里世稱文達公。
紀昀祖籍為應天府上元縣，傳其家為紀家邊。明永樂二年（1404），奉命「遷大姓實畿輔」（乾隆《獻縣志》），始遷來獻縣，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獻縣城東九十里之景城鎮。到紀曉嵐，北遷已十四世。
有據可考，自紀曉嵐上推七世，都是讀書人。高祖紀坤（1570—1642），庠生，屢試不第，有詩名，著有詩集《花王閣剩稿》。曾祖父紀鈺（1632—1716），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後入太學，才學曾受皇帝褒獎。祖父紀天申（1665—1732），監生，做過縣丞。父親紀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刑部屬官，外放雲南姚安知府，為政有賢聲。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時，尤長考據之學，著有《唐韻考》、《杜律疏》、《玉台新詠考異》等書。至紀容舒，紀氏家道衰而復興，更加重視讀書，遺訓尚有「貧莫斷書香」一語。紀曉嵐為紀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於這樣一個世代書香門第。
紀曉嵐兒時，居景城東三里之崔爾庄。四歲開始啟蒙讀書，十一歲隨父入京，讀書生雲精舍。二十一歲中秀才，二十四歲應順天府鄉試，為解元。接著母親去世，在家服喪，閉門讀書。他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勤奮好學。博古通今。正如自謂的「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騁。」他襟懷夷曠，機智詼諧，常常出語驚人，妙趣橫生，盛名當世。三十一歲考中進士，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任編修，辦理院事。外放福建學政一年，丁父憂。服闋，即遷侍讀、侍講，晉升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貴州都勻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為侍讀學士。同年，因坐盧見曾鹽務案，謫烏魯木齊佐助軍務。召還，授編修，旋復侍讀學士官職，受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慘淡經營十三年，《四庫全書》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種，79309卷，分經、史、子、集四部。紀並親自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二百卷，每書悉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評騭精審,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為代表清代目錄學成就的巨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實際上是一部學術史，對每一部書和源流、價值等都作了介紹。它成為後來學者研究這些古書的一個切入點。很多大學者都承認，他們是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手作學問的。同時，還奉詔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礎上，精益求精，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為涉獵《四庫全書》之門徑，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書。《四庫全書》的修成，對於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發揚歷史文化遺產，無疑是一重大貢獻。紀曉嵐一生精力，悉注於此，故其他著作較少。《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毫無疑問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紀昀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絲毫不可忽視。以《總目》而言，全書行文風格一致，思想主旨貫通，都昭示了紀昀「筆削一貫」的重要作用。四庫館總閱官朱珪在紀昀墓誌銘中寫道：「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張維屏《聽松廬文鈔》雲：「或言紀文達公（昀）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一手裁定」、「一手刪定」、「一手編注」《總目》或者說紀昀「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都說明紀昀對《總目》所傾注的心血得到時人和後人的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紀昀的學術文化思想就不是什麼無本之木了。正如黃雲眉所言：「就形式觀之，《提要》似為多人心血之結晶品，其實此書經紀氏之增竄刪改、整齊畫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
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和一手刪定的《總目》問世以來，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贊譽。阮元說：「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紀昀）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余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學術價值還使得這部大著的文化影響歷久不絕。晚清張之洞對讀書士人談到：「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對該書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錫說：「《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他還談到清朝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將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對《總目》的缺點多有指摘，但也承認自己「略知學術門徑，實受《總目》之賜」。
紀昀在四庫館修書十年，「自始至終，無一息之間」，其辛勞不言而喻，卻也是人生收獲頗豐的十年。他既為恰逢「王事適我」的歷史機遇而欣慰，又為「期於世事有補」願望的實現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題校勘四庫書硯》詩中所雲：「檢校牙簽十餘萬，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曾讀人間未見書」只是一個表象，紀昀和他的同仁們為中國學術文化樹立的一座豐碑才是看不見的永恆！ 在主編《四庫全書》期間，紀曉嵐由侍讀學士升為內閣學士，並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閣事，甚得皇上寵遇。接著升為左都御史。《四庫全書》修成當年，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乾隆帝格外開恩，特賜其紫禁城內騎馬。嘉慶八年（1803），紀曉嵐八十大壽，皇帝派員祝賀，並賜上方珍物。不久，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他六十歲以後，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禮部尚書。紀曉嵐卒後，築墓崔爾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員，到北村臨穴致祭，嘉慶皇帝還親自為他作了碑文，極盡一時之榮哀。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紀曉嵐自己的說法，與上面都稍有出入。紀曉嵐晚年就曾講起，「我早年就學習詩歌，其間意氣風發，與天下同好互相唱和，總是不甘人後。如今我年紀差不多80歲了，卻轉而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所寫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說這是因為隨著閱歷的增長，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經說過的東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過是徒自苦耳。從紀曉嵐的話來看，他並不是「未嘗著書」，早年還是勇於吟詩弄賦的，只不過後來他對自身所處的世道逐漸有了深刻的體會，越來越不敢從事寫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說是因為怕超不過古人而罷筆，這個理由似乎很是勉強。這個理由背後還有著極大的社會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間思想控制的加強，文字獄屢見不鮮。
紀曉嵐一生，有兩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舉，二是領導編修。他曾兩次為鄉試考官，六次為文武會試考官，故門下士甚眾，在士林影響頗大。其主持編修，次數更多，先後做過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校官、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勝國功臣殉節錄總纂官、職官表總裁官、八旗通志館總裁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人稱一時之大手筆，實非過譽之辭。紀曉嵐晚年，曾自作輓聯雲：「浮沉宦海同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堪稱其畢生之真實寫照。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紀曉嵐「處世貴寬，論人慾恕」，是十分中肯的。他與那些虛偽的道學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物。紀曉嵐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C. 山東高考基本能力：常考知識點匯總！
沒有常考不常考這么分的吧，有一些重點的。比如莫奈的印象派，我記得考過2次吧。基本每次題目都不一樣，跟著老師走就可以了。今年09年分數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