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教案

㈠ 什麼是教案中國最大的一次教案指的是什麼

教案是指19世紀下半葉起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事件。從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回案到1911年(宣統三答年)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間，共約發生五六百起。由於外國侵略勢力利用、包庇教會和傳教士，這些事件也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正義斗爭的組成部分，震動世界的義和團運動堪稱最大的一次教案。

㈡ 中國近代史上所謂的教案是指

當地居民和西方來抄華襲傳教士教堂發生沖突，造成教堂被毀，人員死傷的！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天津教案，望海樓教案了吧！
至於說到義和團，那就不應該說教案了，那是席捲北方的扶清滅洋運動了，當然，教堂教會被毀是跑不的！

㈢ 外灘有多少租界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宮慕久經同英國領事巴富爾多次談判後，公布了《土地章程》，規定將上海縣城之北的一片土地作為來滬英商的居留地，面積約830畝，此為上海租界開辟之始。這塊英商居留地東依黃浦江，南臨洋涇浜，北至李家廠，西界未定，將近10個月後，確定西以界路為界，居留地面積增至1080畝。

1848年3月8日，麥都思等3名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違反清政府關於「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還，不得在外過夜」的規定，擅自到離上海縣城90里的青浦傳教，同當地運送漕糧的水手發生爭執，釀成「青浦教案」。英國領事阿禮國藉此大做文章，以停付關稅、封鎖北上的漕運糧船等要挾上海道台和兩江總督，清政府屈服，對所謂的肇事水手處以嚴刑，並將上海道台咸齡和兩江總督李星沅革職，還向英方賠銀300兩。清政府在外國列強恫嚇之下表現出的軟弱無能，使外國列強得寸進尺。阿禮國在處理青浦教案後即向上海道台提出擴充租界的要求，新任上海道台麟桂很快允諾，於1848年11月27日發出布告，宣布英租界北界由李家廠推至蘇州河南岸，西界由界路推進到周涇浜，由此租界面積擴大一倍以上，達2820畝。

1846年，美國政府指派旗昌洋行商人吳利國為第一任駐上海代理領事。1848年12月，又指派另一名旗昌洋行商人祁理蘊任美國駐滬領事。此時美國聖公會主教文惠廉已在蘇州河北岸租地造屋，並於1848年通過向上海道台吳健彰交涉，將虹口地區劃作美商居留地。法國政府於1847年1月任命敏體尼為駐滬領事。敏體尼到上海後，先是讓法國商人雷米於1849年年初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畝土地，接著又迫使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將上海縣城北門外英租界南面一處土地作為法租界，其范圍南至護城河，北至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諸家橋，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面積約986畝。1861年8月，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借口法國皇家郵船公司為開辟法國至上海的航運業務，要在上海租地造屋，照會恭親王奕欣，要求將縣城外小東門黃浦江一塊土地租給皇家郵船公司。時值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不久，奕欣怕列強再尋事端，便通知江蘇巡撫命上海道台迅速妥為辦理。10月30日，上海道台吳煦發布告示，同意將小東門外37畝土地出租給法商。

美租界辟設後，其界址一直沒有劃定。1863年英、美租界合並為公共租界時，美國駐滬領事熙華德曾與上海道台黃芳議定美租界界址，但未樹立界石。後在1873～1893年的20多年中，清政府與美方就熙華德提出的重新劃定美租界界址一事多次進行交涉，直至1893年，經上海道台、駐滬領事團所派代表會同工部局工程師實地勘察，於6月基本上按照熙華德線劃定了美租界新界址，7月22日，上海道台聶緝椝正式批准。這次界址劃定，確定美租界面積為7856畝，使公共租界總面積達到10676畝。

兩年後，工部局又以租界內華人人口劇增，大量工廠創設為由，要求繼續擴展租界，雖遭到上海道台蔡鈞嚴辭拒絕，然總理衙門在公使團和駐滬領事團的壓力下屈服，命兩江總督辦理。兩江總督劉坤一委派美國人福開森與隨員余聯沅為代表，會同上海道台李光久與駐滬領事團會商租界擴充問題。1899年5月8日，公共租界擴充界址商定，新的四至為：東自楊樹浦橋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橋起，至靜安寺鎮止，又由靜安寺鎮劃一直線，至新閘蘇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橋起，至靜安寺鎮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縣北邊界限止，即上海、寶山兩縣交界之線。此次擴張，凈增面積22827畝，公共租界面積達到33503畝。

在公共租界當局進行擴界交涉時，法國駐滬領事也積極進行擴展租界的活動。1898年年初，法國駐滬領事白藻泰照會上海道台蔡鈞，要求將法租界擴至八仙橋、浦東和吳淞，遭蔡鈞斷然拒絕。當年7月，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發生，上海民眾有17人慘遭法國軍隊殺害。在解決善後問題交涉中，法方又重提擴界要求。為保全四明公所，江蘇布政使聶緝椝、上海道台蔡鈞原則同意擴界要求，於1899年6月議妥擴展的界址，北至北長浜（今延安東路西段），西至顧家宅、關帝廟（今重慶南路），南至打鐵浜、晏公廟、丁公橋（今西門路、自忠路），東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新擴面積1112畝，法租界總面積達到2135畝。

越界築路是租界擴展的另一種方式。早在19世紀60年代，租界當局為抵禦太平軍的進攻在租界之外修築了幾條軍路，此後越界築路數量和范圍逐漸增加和擴大，從1862～1925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之外越界築路41條，面積達5萬畝。法租界自19世紀60年代從上海縣城西門至徐家匯築成軍路後，越界築路數量也日見增長，僅1900～1914年，越界築路20多條。1913年，法國公使康德向中國政府提出界外馬路警權問題，企圖再一次擴充租界面積。袁世凱政府為取得帝國主義支持，答應了法租界的擴張要求。1914年4月，外交部江蘇交涉員楊晟同法國駐滬領事甘世東簽訂關於法租界界外馬路協定十一條，以法租界當局驅逐在法租界活動的革命黨人為條件，給予法租界當局在越界築路區域行使警政和征稅權，從而使這些越界築路區域成為事實上的新租界。通過這一方式，法租界及法租界當局控制區面積達到15150畝，為1849年法租界初辟時的15倍。

法租界擴界成功，更刺激了公共租界當局的擴界慾望。1914年5月，工部局也提出擴界草案，欲將滬寧、滬杭鐵路之間的大片土地劃入公共租界范圍。仿照法租界擴張協定，擴界草案也包含了允許中國政府在公共租界內逮捕、引渡革命黨人和允許建立一個供工部局咨詢的華人顧問委員會等內容。這一擴界草案披露後，引起上海市民的強烈憤慨，北京政府也顧慮擴界要求過大而未予批准。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出於外交上的考慮，不想對中國政府施加太大的壓力，才使此次擴界未有結果。盡管如此，工部局仍通過越界築路使受其控制並徵收捐稅的區域面積達到4.7萬畝。

上海租界開辟初期，來滬的外僑數量有限，1845年年底，英租界內僅有外國僑民50人，兩年後增加到134人，1848年為159人，1849年為175人，1850年為210人。1853年太平天國軍隊攻克南京和小刀會起義佔領上海縣城，大批華人為避戰亂湧入租界居住，對此英國駐滬領事和清政府上海地方官雖曾竭力將華人驅趕出租界，企圖恢復原先租界「華洋分居」的格局，但終因遭外商的反對而承認既成事實。「華洋雜居」改變了租界原先的人口結構，同時也使租界人口劇增，1853年租界人口即超過2萬人。1860年和1862年太平天國軍隊進攻上海，租界內華人數量一度猛增到30萬和50萬。太平天國失敗後，租界內人口有所回落。1865年3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別進行了第一次人口統計，結果為：公共租界有外國人2297人，華人90587人；法租界有外國人460人，華人55465人，兩租界共有中外人口148809人。由於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沒有統計在內，不少華人擔心多報人口會增加稅收負擔等原因，故實際人口遠超過此數。人口統計表明，公共租界內外國人來自英、美、法、德、俄等18個國家。25年後，即1890年，外國人沒有明顯增加，華人則增加不少，時公共租界有外國人3821人、華人168129人，法租界有外國人444人、華人34772人。又20年後，即1910年，租界人口無論外國人還是華人均有較大的增長，公共租界外國人為13526人、華人為488035人，法租界外國人約1476人、華人114470人。1925年公共租界有1137298人，其中外國人37758人、華人1099540人；法租界共有297072人，其中外國人7811人、華人289261人。到193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達每平方英里113920人，超過當時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倫敦。至1936年，公共租界人口已超過118萬，其中華人超過114萬。同年法租界人口總數則接近50萬，其中外國人為23398人。

在滬外國僑民國籍最多時曾多達56個國家，其中英國僑民數量自上海開埠到1910年一直占首位，1930年時達到高峰，為8440人，其中公共租界6221人，法租界2219人。日本僑民後來居上，1880年時才168人，1890年為644人，1900年為736人，1905年猛增到4331人，1910年後其人數超過英國僑民，居外國在滬僑民之首位，1927年時達到25827人，占上海外僑總數的47％。

來上海寓居的外國僑民，大部分出於經商貿易和傳教等目的，也有一些國家的僑民出於種種特殊原因來到上海。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批俄僑來到上海，主要是受俄國十月革命政權更替的影響及日軍侵佔中國東北等原因；1938～1941年近2萬名德國、奧地利、波蘭、捷克籍猶太難民進人上海，是為了逃避納粹德國對猶太民族的殘酷迫害；而相當一部分韓國人來到上海，則同他們將上海作為開展反日獨立運動的海外重要基地之一有關。

㈣ 清政府對待教案的態度是怎樣的

19世紀下半葉起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事件。從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案到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前的60多年間，共約發生五六百起。由於外國侵略勢力利用、包庇教會和傳教士，這些事件也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正義斗爭的組成部分，震動世界的義和團運動堪稱最大的一次教案。

基督教曾於唐、元及明末清初三度傳入中國。清王朝實行閉關政策後，嚴禁外國人在中國傳教。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康熙帝鑒於羅馬教廷堅持禁止中國信徒祀孔祭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驅逐教士，查封教堂，對西方宗教在中國發展勢力是一嚴重打擊。但此後禁令雖嚴，仍不斷有教士潛入傳教。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天主教徒約有30萬人。耶穌教(基督新教)亦於1807年(嘉慶十二年)派遣教士來華，在澳門、廣州秘密傳教，時受洗入教的總共不滿100人。鴉片戰爭後，中國從獨立國家淪為半殖民地，清政府被迫開放教禁，允許外國在通商口岸傳教，發還教堂舊址。1858年(咸豐八年)簽訂的《天津條約》，又准許外國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簽訂時，法國傳教士在中文約本上私增教士可在中國各地購置田產，建造自便的條文。後其他國家根據利益均沾條款和治外法權的保護，相繼效仿，傳教士遂大量湧入，足跡遍及各地。

外國教士在傳教過程中企圖改變中國禮俗，把佛教、道教貶為邪教，詆毀孔子及儒家學說，並在深鄉僻壤干涉民間傳統儀節。更為甚者，以不平等條約為依據，干擾中國地方行政，破壞中國司法權。他們妄指廟宇、會館、公所和民宅為舊置教學，迫令歸還。任意出入地方衙署，斥責官員，並盛設儀規，擅作威福。在傳教中，挑撥教徒與非教徒的糾紛，凡教中犯案，皆包攬詞訟，曲庇教徒，不法教徒常依仗其勢力，欺凌平民，詐取錢財，霸佔田產，橫行鄉里。凡此種種，使群眾積恨成仇，紛紛自發地起來進行反洋教斗爭，各地教案頻繁發生。清末教案大致分為四期。第一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1870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間，地方官吏和紳士打出「排斥異端」和保衛聖道的旗號，號召和組織群眾反教，主要表現為逐殺教士和焚燒教堂。在震驚中外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中，法國領事因群眾抗議教會一事公然向政府官員開槍，群眾將其打死，並焚毀法領館和教堂，殺死20名外國人。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調遣軍艦到天津海口及煙台一帶示威。清政府屈從外力，以殺民賠款及派使臣赴法道歉結案。第二期，從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時社會上層開始退出反洋教斗爭，大量下層勞動群眾投入進來，民間會黨逐漸成為核心力量，教案從焚堂鬧教發展為大規模的暴動或武裝起義。在1891年(光緒十七年)由哥老會掀起的反洋教浪潮中，長江中下游幾十個城市和廣大鄉村，凡有外國教會盤踞的地方都發生了暴動，甚至上海租界也出現反教揭帖，因而引起列強出動軍艦在長江示威，清政府派兵圍剿。第三期，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至1900年義和團運動。其間，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反教人數日益增多，民間會黨成為領導力量，將反教與反列強瓜分結合在一起，各地教案尤以山東為劇。1897年11月，大刀會組織群眾擊殺巨野德國教士，周圍數縣紛起響應。德國遂以巨野教案(又稱曹州教案)為借口，出兵佔領膠州灣。並迫使清政府允其租借，及在山東享有築路和開礦的特權。此後教案仍然不斷，1898年一年又發生大小數十次武裝起事。當地秘密結社在反洋教斗爭中發展壯大，最終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滅洋」運動——義和團運動。第四期，從義和團運動後至辛亥革命前。時會黨仍在反洋教斗爭中起重要作用，某些地區的斗爭具有一定聲勢，但整體己成為高潮後的餘波。及至資產階級革命興起後，原來群眾自發的斗爭便匯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其間，由於中國長期閉關自守，生產不發達，文化落後，對外來事物反應消極，乃至採取敵對態度，在反洋教斗爭中也出現了大量迷信和盲目排外的現象。

清政府在處理教案的過程中，起初因為教案與地方官員均有牽連，對外交涉時頗為躊躇，但在外國侵略勢力的外交壓力和武力恫嚇下，又妥協讓步，對群眾採取鎮壓政策。天津教案以後，開始從民怨和外患兩方面感到教案問題的嚴重性。1871年，總理衙門曾向駐京外使遞交《傳教章程》，企圖對各國傳教士稍加約制，遭到各國反對。1892年李鴻章亦擬一類似的「教堂禁約」，但隨著列強對中國的掠奪已形成瓜分之勢，清政府自顧不暇，因而無法付諸實施。以後，對教會和列強的要求更多委曲求全，凡遇案發，必貶革當事官吏，屠殺反教群眾，賠償外國教會，以犧牲國家主權和尊嚴換取「中外相安」。1898年後頒布了一系列保護教會的規定，承認外國教職人員與中國地方官員地位對等。清政府的如此立場，不僅沒有使民教矛盾得到緩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

㈤ 1848年中國發生了一件什麼大事

抄1848年3月，發生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是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件教案。
事件始末：
1848年3月，上海倫敦會3名傳教士違反地方規章，擅入江蘇青浦縣散發福音書。當時有萬余名船上水手滯留該處，船民圍觀洋人，傳教士揮舞手杖打傷了人，群眾持篙問罪，遂起沖突。青浦縣令急忙護送傳教士回滬，上海道台也答應麥都思捉拿「肇事者」。然而，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借端尋釁，抗付關稅，封鎖漕船，調遣軍艦去南京向兩江總督要挾。結果地方官被革職查辦，10個鄉受刑賠償傳教士300銀兩。

㈥ 中國1839年誰是皇帝

中國抄1839年為道光19年，襲在位的皇帝是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是清朝第八位皇帝，也是清朝定都北京後的第六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長子身份繼承皇位的皇帝。嘉慶皇帝第二子，母為孝淑睿皇後喜塔臘氏，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九月十六日。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駕崩。在位30年，終年69歲。廟號宣宗，謚號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葬於清西陵之慕陵，傳位第四子奕詝。

(6)青浦教案擴展閱讀

清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長子身份即位的皇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道光帝在內外交迫中憂愁成疾，一開始還能勉強支撐著臨朝辦理政事。

到第二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已沒有康復希望，忙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大臣載恆、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內務府大臣文慶等進宮，命令他們隨同總管太監從正大光明匾額後取下錦合，內有御筆兩諭：先書「皇六子奕欣封為親王」。

後書「皇四子奕詝立為皇太子」，並附有相應滿文。中午，道光帝崩於圓明園慎德堂內。謚號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廟號宣宗。葬河北易縣清西陵之慕陵。

㈦ 青浦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2004年12月8日，在上海市歷史文化名城命名十八周年之際，青浦區博物館新館於舉行了隆重的開館儀式，並正式對外開放，成為青浦區文化事業發展史上的一大盛事。新館的落成開放標志著青浦文博事業的發展邁入了新的階段。青浦博物館自成立以來已有46年的歷史了。解放初期，青浦縣的文物及博物事業由青浦縣文化館管理。1958年10月1日，青浦縣博物館正式成立開館。從此。青浦縣有了專門的文物、博物機構。1959年初，在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支持下，展出了青浦縣的革命歷史文物，作為博物館的歷史之部。1960年，又在上海自然博物館的指導下，開辟了自然之部，展出了青浦縣自然、地理、物產的各種模型和標本。1960年，青浦縣博物館被評為上海市文教戰線先進集體。
博物館成立以後，同時擔當起了全縣文物古跡的調查、保護、陳列展示的重任。先後多次對全縣的文物古跡進行了普查。1959年至1961年，青浦縣人民政府先後公布了3批32個文物保護單位。1960年至1961年，青浦縣會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對崧澤古文化遺址進行第一次發掘，出土了大批文物，對研究、探尋太湖地區的原始文化、上海地區史前人類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至2004年，先後有54處文物古跡被評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福泉山遺址被評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其它8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45處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改革開放以後，青浦縣博物館於1978年11月單獨建制，並且恢復了正常的工作，1980年，遷入青浦縣城隍廟舊址辦公。1982年，會同上海市文管會對重固福泉山古文化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取得了重大的收獲，發現了大量新石器時代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戰國至漢代的墓葬，出土了大批精美文物，在考古學上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為上海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資料。1984年，陳雲同志為青浦縣博物館親筆題寫了館名。1985年1月21日，青浦縣博物館隆重舉行揭匾儀式，同時舉辦了福泉山出土文物展。1986年，縣博物館拆除了原展覽廳以及城隍廟後院的危房，新建了一座兩層的仿古建築，陳列廳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改造後的博物館已擁有館藏文物近萬件。不但陳列了崧澤、福泉山兩個古文化遺址出土的典型文物，還有介紹古代青龍鎮、青浦建縣、青浦教案、周立春起義等地誌性的陳列，並且介紹了任仁發、管道升、王圻、王昶、何書田、夏瑞芳等歷代青浦名人。尤其青浦古文化的陳列頗具特色，在全國文博界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㈧ 1848年的大事記

2月2日——美墨戰爭結束。
2月2日——首批滿懷著淘金夢想的中國移民抵達舊金山。
2月21日——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得里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
2月25日——法國二月革命，七月王朝被推翻。
3月，青浦教案發生。
3月15日——1848年匈牙利革命爆發。裴多菲領導反抗奧地利的市民起義，向起義者朗誦政治詩篇《民族之歌》。
3月20日——巴伐利亞路德維希一世退位。
3月23日——奧塔哥成為紐西蘭的一個省。
4月6日——楊秀清首次假託天父，附體傳言。
5月18日——德國首屆德國國民大會在法蘭克福召開。
5月29日——威斯康辛州成為美國第30個州。
6月22日——法國六月起義爆發。
7月11日——英國滑鐵盧車站通車。
8月11日——威尼斯共和國復國。
8月17日——猶加敦正式成為墨西哥的一部分。
9月12日——瑞士聯邦參政會通過憲法。
9月16日——土衛七被發現。
11月4日——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
12月2日——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讓位給他侄子弗朗茨·約瑟夫。
12月10日——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當選首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
12月20日——拿破崙三世：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總統在法國國民議會前宣誓就職。
1848年——洪秀全寫成《原道覺世訓》。
1848年——上海老鳳祥銀樓開張，此舉開創了中國首飾業的世紀品牌，引領此後百餘年的時尚。
1848年——世界上第一家較為規范的期貨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組建成立

㈨ 中國近代史上所謂的「教案」,指的是

清末自從簽訂《天津條約》以後，傳教士開始在各地進行傳教工作。傳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權、以及「寬容條款」所賦予的特權。[1]

「寬容條款」賦予教會特權。中國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里。許多沖突由此產生。治外法權問題，亦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

另外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成為後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

外國傳教士傳入基督信仰，和中國本土文化沖突，教徒與非教徒亦因頑固勢力的挑撥而引發糾紛，引起兩者爭毆，少數奉教者依仗教會勢力，非教徒亦因宗族勢力強大而迫害教徒，更激起群眾對傳教士的仇恨。

中西思想意識形態上有不少矛盾。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思想、信仰、風俗習慣不相容。傳教士企圖改變中國禮俗，反對敬祖、祀天，把深入群眾的佛教和道教說成邪教，引起民眾反感，教堂散布窮鄉僻壤，干涉迎神祭祖儀節，經常與民間發生摩擦，民眾的反抗亦得到部份士紳的支持，初期不少的沖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紳所發動。

在此前後，發生許多與基督教有關的「教案」影響比較大的有 青浦教案（清代第一教案）古田教案 天津教案 合肥教案 揚州教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