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教學的基本精神是

① 什麼是書院文化

書院是中國傳統教育的重要形式，五代北宋時候，書院正式確立。書院的專最大屬特色在於，它是由民間辦學者傳辦，沒有政府認可與資助。
宋代是書院發展的高峰期，有著名的四大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善化的嶽麓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和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

近年來，一些科研機構、學術團體以及學者個人也開始了探索恢復中國傳統教育方式中的「書院文化」。

「中國傳統書院教育有鮮明的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傳播經典文化為己任，教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經世安邦之策，充分體現中華文化生生不息、剛毅誠信、博厚悠遠、仁愛通和精神。對於今天的青少年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領會傳統經典文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② 宋代書院教學及管理的特點是什麼對當今教育改革有什麼意義

「學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顯著特點。是對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也是我版國奴隸社會教育制權度的重要特徵。學術和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有文字記錄的法規、典籍文獻以及祭祀典禮的禮器全部掌握在官府。 主要體現在：①禮不下庶人，學術和教育為王宮及各級政府把持，禮器也全由官府掌握，民間沒有條件舉行學術活動，更無學校。②官師不分，學校設在官府之中，官吏既是教育官員，也是學校教師。③政教合一，教育機構與行政機構不分，教育與行政合一。 由於只有官府有學，民間無學術，所以要學習專門知識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

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變法科目之一，即用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三舍法」，是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內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員子弟可以免考試即時入學，而平民子弟需經考試合格入學。「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這一改革措施，事實上將太學變成了科舉的一個層次，學校徹底變成了選官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

社學是地方官奉朝廷詔令在鄉村設立的「教童蒙始學」的學校。始設於元代。

③ 概述古代湖湘書院教育的主要特點

湖湘書院起源於唐代，最早是朝廷收藏、校勘圖書的地方。後來受到官宦、商賈的仿效，設立私人書院作為個人讀書治學之地。當時湖南有此類書院有6所：衡州石鼓李寬書院、衡山南嶽書院、韋宙書院、盧藩書院、耒陽杜陵書院、澧州文山書院。[i]由於唐末五代的社會動盪，官學衰落，許多年輕學子求學無門，便紛紛聚集到書院求學問教，書院便逐漸成為教書育人的主要場所。到南宋時期，書院數量已達數百所之多，尤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為最多，分別為223所、63所、125所和56所。湖南的書院廣泛分布於長沙、湘潭、醴陵、寧鄉、湘鄉、茶陵、衡山、安仁、常寧、寧遠、道州、平江、靖州、澧州、臨武等地，而以長沙、衡山、醴陵、平江、茶陵等地最多。其中，最為著名的書院有長沙嶽麓書院和衡陽石鼓書院。
書院教育的特色
湖湘書院教育具有自身鮮明的特色。其一是倡導「經世致用」，知行合一。湖湘學派在形成之初，就強烈反對為學「不充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疊疊可聽，臨事茫然」的「腐儒」學風，主張「通曉時務物理」，「留心經濟之學」。如果說湖湘文化有其獨特的精神與魅力，或者說「湖湘人士」具有勤奮務實、敢為人先的優秀品質，也就在於秉承了經世致用與知行合一的文化氣質與行為旨趣。因為，在湖湘文化凝煉聚成的過程中，在學術領域和教育系統基本都以程朱理學為正宗，且絕大多數人都奉程朱理學為「心精」而「不敢改錯」的背景下，唯有湖湘學人敢於「變通」，敢於求新；其二是主張自由開放，兼容並包。湖湘學派雖然獨立建樹，自成一體，但卻從不囿於成見，排斥異己；相反，它採取全面的開放政策，允許不同學派、不同言論同時存在，並相互論爭，從中吸取精華，拋棄陋見。如湖湘學派先後同朱子學派、陸王學派及南宋浙東學派等進行學術交流與論爭，著名的「朱張會講」不僅為湖湘學派而且為整個的書院教育提供了先導與借鑒；其三是講學結合，以學為主。湖湘學派的教學方法主要採取的是教師串講、學生提問的課堂問辨形式，注重啟發誘導，因材施教。因而，教育出來的學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都能獨立行事。其四是尊道崇德，愛國圖存。湖湘文化為世人所關注和推崇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湖湘人士中多道德楷模，愛國志士。如主張出污泥而不染的周敦頤；強調明人倫、辨義理的胡安國；重節操輕名利的王夫之；以及張栻抗金、吳獵北伐、李芾殉難、譚嗣同舉義、陳天華韜海等等，每遇國家、民族危難存亡之際，湖湘人士總是不甘人後，奮發圖強。難怪陳獨秀在談及「湖南人底精神」時引用楊度的話說：「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楊昌濟先生在1918年撰寫「湖南人在中國之地位」一文時也提到：「湘省士風，雲興雷奮，咸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表明湖湘人士的這種敢想、敢幹、敢擔當的精神是為世人所公認的。

④ 評述我國古代的書院教育制度

一、教學活動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中國古代著名的書院既是教育教學中心，又是學術研究基地，是著名學者進行學術活動的中心。書院的主持人多為名師宿儒，既熱衷於從事培養人才的教育教學工作，又積極從事學術理論的研究與傳播，承擔著教學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職責，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歷代書院的主持人(山長)幾乎都是學壇巨子，學有專長，不少人在學術上自成流派。他們在書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學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傳達給學生，這樣就把教學和學術研究結合了起來。如宋明兩代書院的勃興與宋明理學的高度發展有關。由於學術大師們充分利用書院來宣傳與發展學術，這就使得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關系空前緊密，並且使學術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廣泛的傳播。
因此，凡主要學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別的產生，無一不是與書院的教學活動緊密相聯的。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與近七十所書院有關聯，其重要的理論著作，如《太極圖說解》、《大學章句》、《倫語精義》、《易學啟蒙》等等，都是他在福州創建的三所書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書院的授徒著述活動中，朱熹的理學思想逐漸成熟，同時培養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數眾多的考亭學派。其門徒又以書院作為陣地，宣傳和普及理學，在幾代人的學術傳承中，理學影響後世幾百年。同樣，明中後期理學革新運動中產生的陽明學派，其形成和發展與書院講學直接相關。陽明心學體系的三大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書院講學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嘉靖四年（1525年），王陽明弟子在紹興創建陽明書院，作為傳播心學的大本營。王在二十多年的書院講學實踐中，將書院作為傳授心學的陣地。他死後，弟子和再傳弟子們在各地紛紛建立書院、開講會，使陽明之學「流傳愈百年」。因此，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的一個突出特點。
反觀現在我們的教學與研究，很多人的教與研相互脫節。學生難以學到高深的學問，老師難以做出高深的學問。我們的中等教育圍繞高考指揮棒，本科教育圍繞考研指揮棒，教材是全國通用的教材。而古代書院將教育活動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的教學方式，體現了書院教育的獨立精神，這種獨立包括獨立組織、獨立進行教學和學術研究，對於當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二、尊重學術自由開放教學

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形成一種寬松的學術氛圍。書院盛行的「講會」活動始於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發展，一直延續到清代，並逐步制度化、組織化。歷史上一些影響較大的書院都有關於講會制度的規定。如「白鹿洞書院續規」規定了明確的會講之期，且規定即非公講之日也可隨時研討。
會講實為師生的平等討論。書院主持人主講時，每講一題，一般都講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邊聽講，邊質疑問難，師生互相切磋交流，將教學與研究合二為一。東林書院的「東林會約」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每會推一人為主講，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等等。書院史上最著名的講會要數朱熹和張式在嶽麓書院的「朱張會講」了。《新修嶽麓書院志》說：「這次會講『學徒千餘，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見當時講會場面的宏大壯觀。這次「朱張會講」持續了大概有三個月，他們就很多哲學和人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這次講會，更有意義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講學之風，彼此雙方能切實從學術角度出發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記》記載，張式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朱熹也在一封信里提到，張式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
書院的講會制度鼓勵不同學派共同講學、平等論學，以探究一個學派精義之處或辨析不同學派主張之異同。講會以學問為重，推崇辯論爭鳴、取長補短的學風。書院的會講使書院打破門戶之見而博採眾家之長，學術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書院，甚至邀請論敵陸象山前往講學，雙方都顯示出兼容並包的學術胸襟。不僅不同學派間求同存異，即使同一學派內部也允許有不同主張，師生間互為學友，自由切磋，學生被鼓勵提出新的學術觀點和見解。而且，學生可自由聽講，不受地域、學派的限制，允許學生中途易師。
可以說，書院的「講會制度」為不同學派爭鳴論辯搭建了廣闊的平台，體現了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並蓄精神。這種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給我們在今天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學如何更大程度地追求學術的「兼容並蓄」和開放辦學以有益的啟示。

三、注重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養

書院多提倡自學精神。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提高，講究教學方法的靈活性。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在自學中有什麼問題可以向教師詢問，或者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以為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錄在「功課程簿」上，由山長定期親自抽查。
書院的教學模式，注意啟發學生思維，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朱熹指出：「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這就要學生除了必須具備牢固的基礎知識，還要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具有批判質疑的能力，富有開拓創新的思維。
這種以學生自我鑽研、體悟為主的教學方法，不僅有助於養成學生獨立性、批判性的思維方式，而且有利於學生個性的發展，人格的完善。而我們現代的教育教學過程中，最欠缺的就是師生間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探討。「教師滿堂灌、學生埋頭記」依然是當今大學乃至中小教學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學生很少有與教師「辯難」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思想和創造力。它不利於教與學的相互促進，也不利於各種思想的相互交流與碰撞，說到底，它不利於學術的繁榮。因此，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推行這種師生間的「辯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教學方法和途徑。讓師生在平等、和諧的氣氛中相互詰難、論辯，使學生受到啟發，從而促進其個性的發展、人格的完善。這又是書院教育對現代教育的巨大啟示作用，對當前的教育意義重大。

四、重視師生關系的和諧構建

中國古代教育素有「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但這個傳統卻並非在官學而在書院﹐因為官學的師生許多時候以利害關系為主﹐故關系容易流於冷漠疏遠﹐不及書院的師生往往有著純粹而真摯的師生關系。
一方面，由於生徒是擇師而從的，他們未入門時已對老師的學問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門後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及人格感召，故對老師更加尊崇。例如，理學家陸象山，當他客死他鄉時，他的學生千餘人，一路浩浩盪盪將其靈柩送歸故里，此情此意，震撼人心。另一方面，老師教導學生，並不重在傳授知識，而著重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則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對學生十分愛護和關懷。這樣師生之間以道義相守、以誠相待，時間長了自然感情深厚、關系融洽。
而現代教育注重技能知識的傳授，師生缺乏交流，相對來說卻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與人之間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許多時候不能有互相的關懷和感通，造成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疏離和隔膜。這種師生關系勢必會影響教育效果。被稱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說過「要辦教育便須與學生成為極親近的朋友而後始能有一種了解，始能對他有一些指導。」這就是強調教育要重視學生心理、生理上的健康，要和學生心靈相同，方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力。因此，書院這種和諧的、融洽的師生關系是當前教育尤其是高度教育應該汲取的經驗，這也是書院教學的名師為我們提供的寶貴的啟示。

⑤ 宋代的書院教育有哪些特點

宋代的書院教育的特點：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教學上實行門戶開放，師生眼界開闊；書院聚四方之俊秀，非僅取才於一域。學習以個人鑽研為主，師「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師生關系融洽。

宋代為古代書院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書院產生的歷史背景比較復雜，是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教育環境的產物。歸納出其中幾點重要的原因：

官學長期處於低迷不振的狀態，書院的產生是必然，填補了官學的空白；北宋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促進了書院的發展；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佛教禪林的影響；雕版印刷術的普及應用，促進了圖書事業的發展，從而為書院的各種教學活動及研究活動提供了便利。

(5)書院教學的基本精神是擴展閱讀

北宋初年，私人講學的書院大量產生。陸續出現睢陽（應天府）、嶽麓、白鹿洞、嵩陽、石鼓、茅山、象山等書院。其中睢陽（應天府）、嶽麓、白鹿洞、嵩陽書院並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較有影響的書院全部消失。

熙寧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學派出教授，以削弱書院和縣學。七年將有教授的州中書院並入州學。南宋初期，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等學者開始修復書院，並成為學派活動基地及講學的場所。

理宗（1224～1264）即位後，將理學定為正統學說，書院教育成為朱熹等理學大師的遺產被官府繼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過科舉考試或從太學畢業的官員才能成為每個州的書院山長，朝廷藉此控制書院。

⑥ 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是怎麼樣的

古代書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長」，多稱「山長」、「洞主」。這是因為古代書院多建在環境優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歡與道觀、寺廟為鄰。宋代以後，書院成了古代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學術聖地。而成就書院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辦學理念。

書院與官學的辦學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設門戶，完全開放，講學自由。學生的培養目標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學術精英。書院刻意與官學保持一定的距離，教授保持獨立的學術品德，學生尊崇獨立的自學精神。

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相當於如今的大學校長，雖然沒有行政級別，但山長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既是書院最高行政領導，也是首席教學主管和「學術帶頭人」。

山長始終把教學放在第一位，參與一線教學工作。如程顥、程頤、司馬光、范仲淹、朱熹、張栻等名儒大師，在主持書院日常教學時都是親自進課堂給學生授課。

日常教學中，山長授課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書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課試，從出題到評閱，均由山長負責。興辦於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即規定：「每旬山長入堂，會集職事生員授講、簽講、覆講如規，三、八講經，一、六講史，並書於講簿。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當年在應天書院執教時就曾「勤勞恭謹，以身先之」，據《範文正公集·言行拾遺事錄》記載，范仲淹「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為法」。

給學生出試題作文，自己先做一篇，這樣能不受學生歡迎嗎？范仲淹由此名氣遠播，「四方從學者輻輳」。

書院招生不設門檻無戶籍限制

明代文昌書院學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
古代書院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懷，即便如元明清時期好多書院改為「官辦」，這種情懷也沒有改變。

書院從誕生那天起，便向社會下層和民間士子開放。書院招生不設門檻，入學無戶籍限制，只要有志於學業的，不分貧富，不論地域，均可入學，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無類」。如四川文昌書院的「招生簡章」（文昌書院記）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凡越雋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按月觀課。捐廉獎賞，作育人材，大公無類。」

「大公無類」一直是書院的辦學准則，也是「有教無類」辦學理念的升華。雖然招生不設門檻，但入學要求還是有的，名氣較大的書院，因為報名的人多，「招生標准」也很嚴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都相對較高。考核包括學業在內的綜合素質測試，光學習好還不行。如白鹿洞書院，一度要求入學者是舉人，朱熹的《招舉人入書院狀》可以為證。

古代書院的招生指標由各書院依辦學實力自定，人數從幾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測試成績優異的「正課生」，還會錄取稍次一些的「附課生」。附課生也寫作「副課生」。如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的聚星書院，每年招生名額（學額）為生員正課20名，副課20名。

在招生上，老師說了算。如白鹿洞《洞學榜》擇生徒上即有這樣的規定，「自今凡奉公移來者，慎於所選，從游之後，洞師驗與可拒者則拒之，上司不必撓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聽其肄業。」

從中可見，如今天的官方推薦生、拿著領導人介紹信的照顧生是不受書院歡迎的。即便入學了，如果主管老師（洞師）測試後覺得不行，仍會將其辭退，領導（上司）不能幹涉。

書院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學田」

元代明道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5貫「膏火錢」

古代辦書院的辦學經費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間集資、捐獻和書院創收、自籌，其中「學田」收入是辦學經費的主要來源。每個書院都會盡可能地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很多時候，學生在書院讀書，不僅不要學費，而且「食宿費全包」。如文昌書院，學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另外該書院「更欲立書舍，給膏火，招徠來學，以廣栽培」。

所謂「膏火」，就是學生學習期間的花費，古人俗稱「養士費」。「膏火」原本為資助困難學生的，實際使用時已普遍散發，生徒都有份。或給錢兩，或給糧谷，或錢糧兼給。

「膏火錢」補助的高低歷代不一，不同書院之間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為例，在元代至正年間，此時已改為官辦的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零花錢5貫錢。5貫即5000文，當時書院的勤雜工每月工資才300文，做學生比打工還來錢呢。另外，每名學生每天還有口糧「米2升半」。

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聚星書院的正課生每名每月膏火錢1200文，副課生500文；童生正課1000文，副課500文。正副課生住院肄業者，每名每月另給小麥3斗。

有的書院因辦學經費有限，學生食宿費無法全包下來，也盡可能給學生提供免費伙食。一般來說，古代書院是沒有「考試費」、「材料費」等現代學校常見的學雜費的。

成績優秀可獲「獎賞錢」、「花紅錢」

清代蘄州書院考試前4名每人獎「膏火制錢二串文」

古代書院大多希望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棟梁之才，所以對學生的要求極嚴。以作息時間來說，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時頭鼓，五時半二鼓，六時三鼓上課。

為了使學生都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書院還設有獎勵制度。獎勵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勵，更有物質刺激，如月課獎賞，積分升級。還有相當於現代獎學金的所謂「獎賞錢」、「花紅錢」。

月課獎賞是依據每次考試的成績來定的，於考試之後兌現。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陳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書院模式建造的延平書院，便設「獎賞錢」，書院規定每月三課，上中下旬分課本經、論、策不同內容，「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對學生予以獎賞，在清代的書院中似乎規定得最清楚，標准也較高，可能與清代書院「官學化」有直接關系，書院將膏火錢改成「獎金」發放，憑「獎票」領取。

清《蘄州志·學校》記載，同治年間湖北蘄州書院的獎勵標準是這樣的：生員參加相當於今教育局或考試院組織的考試（官課），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錢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二百文。文童則每課取上卷8名，膏火制錢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文。

除了書院應給膏火、花紅外，教育主管部門也會「酌給花紅」，以示鼓勵。

清代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在湖北武昌所設的經心書院將考試時的優秀作文結集刊出，先後出版了《經心書院集》和《經心書院續集》。這種「榮譽獎勵」，比獎金帶給學生的刺激還大，還管用。

嶽麓書院內朱熹

書寫的「忠孝廉節」

獎懲分明試卷憑「浮票」領取

清代丹陽書院「抄寫雷同」「罰停膏火一月」

獎懲分明，是古代書院的基本學規之一。學生在書院不認真學習，不約束言行，也會受到嚴厲的懲處。清代湖北歸州丹陽書院規定：「學長稽查在院肄業生童，有不勤學勵行者，正言規勸；如其不從，稟明山長，加以懲罰」。

清代蘄州書院的學規中也明確要求：如果在山長課期生員超等曠課一次，扣錢六百文；特等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文童上卷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中卷曠課一次扣錢三百文，再曠遂加錄成文或雷同全數扣除。

學生在書院學習時的學業等級是動態的，實行「積分制」，有「升降級」。即使錄取時的優秀學生，即所謂「正課生」，如果曠課，平時考試成績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為「附課生」。

清代均州南陽書院規定，以缺考的次數和考試的等級來確定升降，內課生如有一次不應課者，停止發放一月膏火；兩次不應課者，降作附課。正課一連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課以內，附課連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補為正課。降級的同時，其膏火錢也會降低標准發放，甚至不發。

古代書院考試紀律很嚴格，試卷憑「浮票」領取，並設編號。學生考試時出現作弊、抄襲等不誠信行為，都會受到懲罰。清代歸州丹陽書院規定：「抄寫雷同及不在院作文，並次日交卷者不列榜 ，初次不列榜，罰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課,冒名頂替者逐出住院。」

與現代教育理念一脈相承的是，古代書院同樣「德育」先於「智育」，當然，由於封建社會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節」等內容。如果「缺德」，後果很嚴重，輕者重罰，重者開除。

⑦ 古代書院教育對當代學校教育有哪些啟示

第一，……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教學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 最早的書院是由官方藏書；校書和私人讀書治學發展為講書或講學的。……私人讀書治學，待學有所得，聞名遐邇，就有人前來問難求教，逐步發展為聚徒講學，……後來的書院差不多都是沿著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相結合的道路發展的。歷史上有名的書院，大多數都既是當時一方教育活動的中心，又是著名學者探討學術的勝地。……書院的創建者或主持人，大多是當時一方有名的學者，他們又多為書院的主講，這是書院的傳統……。 第二，書院允許不伺學派相互進行講學，建立了「講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盡管這種「爭鳴」還受到種種限制，但較之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一般學校教育卻自由得多。這是書院區別於一般學校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三，書院教學實行「門戶開放」的辦法，聽講者不受地域和學派的限制。一個書院有有名的學者在講學，其他書院的師生或遠地慕名而來的學子，都可以聽講、求教，而且受到熱情歡迎，並給予周到的安排照顧，打破了一般學校關門教學的風氣，有利於學術交流。 第四，書院的教學多採用問難論辯式；注意啟發學生的思維，培養自學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比一般學校只是先生講，學生聽，呆板、生硬的注入式教學優越得多。 書院教學一般是以學生個人讀書鑽研為主，重視對學生讀書的指導。許多名師都把指導學生自己讀書作為教學的重要任務，他們並將自己的洽學經驗概括為讀書的原則或程序，指導學生應讀什麼書，哪些先讀，哪些後讀，以及如何提高學習的效果等。…… 學生讀書重在自己理解，教師針對學生的難點或疑點進行講解，所以書院教學中十分強調學生讀書要善於提出疑難，鼓勵學生問難論辯。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廬山國學主講時，就提倡學生質疑問難，然後再詳加剖析。朱熹特別重視學生提出的疑難。他認為讀書須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漸漸解，以致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他在白鹿洞書院時，常常親自與學生質疑問難。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講學時，提出求學貴創造，要自己獨立研究，各闢門徑；超出習俗的見解而有新的發明。他說：「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為之，皆不出於窯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書院特別強調學生要作讀書：日記。…… 第五，書院內師生關系比較融洽，師生之間的感情相當深厚。中國數育素有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這是在長期的私人教學中形成的。書院制度始於私人教學，以後也多屬私人教學的性質，主講書院的名師熱心教席，慕名來學的生徒能虛心求教，所以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在書院中也就體現得更為充分。 從事書院教學的名師，由於學識淵博，品德過人，所以能贏得學生的尊敬，此外他們能夠獻身教席，熱心育人，更使其受到學生的愛戴。當然，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學生還必須能夠虛心求教，立志成人。但是主導方面還在教師。這是書院教學的名師為我們提供的寶貴的啟示。 我以為，其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第四、五兩點。 賴功敏在《書院教育的「對話」精神及其對人格形成的影響》一文中提出： 「中國書院教育有著一個重要的內在精神即『對話』。這種對話具有自然特性，對人格形成實為一種重要的力量；它的實質在於通過對話達到一種真正的人性的覺悟。它充分體現了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理想與知識獨立的追求。正是通過對話這種生動而有活力的形式和過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發出來並滲透到心靈的深處，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潛在特質，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為可能。」這種「對話精神」，不正是我們教育改革追求的方向之一嗎？

⑧ 書院的教學有什麼特色，對現代的高等教育有什麼啟示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教育史，有一個頗為獨特的現象引起了筆者的關註：在歷代之中，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書院類型的私學，而這些私學當發展到高峰的時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認可和資助而轉化成官學，而一旦成為官學之後，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後趨於衰落，被其它新興的私學取代其地位。
最為典型的是封建社會中後期的書院的發展。
書院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一種綜合型、多層面的文化教育組織模式，是集教育、教學和研究於一身的教育機構，兼具有修書、編書、藏書、傳書等多種社會文化功能。它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延續於元，全面普及於明清，清末改制為新式學堂，延綿1000餘年。書院繼承、發揚了中國古代優良的私學教育傳統，又在此基礎上有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官學之不足。無論是從書院發展起源的角度，還是從它的思想制度方面，都表現出它獨立、自主、開放、創新等諸多可貴的精神，對我國古代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一道舉足輕重而又幽雅獨特的風景。它在管理和教學方面的特點，至今仍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書院的興起與發展
書院產生於唐末五代十國戰亂頻繁的年代，其性質有官辦和私學兩種，但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到五代末期才基本形成。
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弛，急需諸如書院之類的私學來滿足文人墨客治學求學之需。書院的產生還與佛教禪林講學制度有密切關系，唐代援佛入儒，推行儒釋道三教並舉，儒教徒每就山林名勝之地，建立禪林，作為修道講習之所。於是一些碩學鴻儒紛紛效仿，嚮往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建立碑林，此後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成為了書院的早期雛形。
書院真正興起是在宋朝。
當時統治者仍在忙於軍事征討，無論從精力上還是財力上，國家都無暇顧及辦學，因此，文化傳承的重任便無可選擇的落在書院這種私人講學性質極強的教育組織之上，也因此使書院制度得以進一步發展以至於興盛於全國。書院制度興盛於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還在於當時統治者開明的文教政策和寬松的政治環境。北宋初年的統治者十分注意民力發展教育事業，並通過題寫匾額、贈送書籍及賜予學田等手段將書院置於政府控制之下，北宋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惟一一個沒有因為政治的原因(政見的分歧)而屠殺知識分子的朝廷，大約也由於這一點，它才得以達到自己在中國封建文化史上的「巔峰地位」。
元明清時書院教育繼續發展，著名的書院不斷涌現，但是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官府對書院加強思想鉗制失去生氣而變為官學，直至清末改制為新式學堂而退出歷史舞台。
從唐宋至明清，幾經波折的書院教育在每個朝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扼殺，但這只是書院制度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實質上書院的含義仍未發生根本變化，始終保持著一種鮮明的個性和姿態，蘊含著倡導獨立、勇於開拓創新的可貴精神。

⑨ 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同時期的書院在組織管理上有何異同

我國書院起源於唐，是中國古代兼具藏書、教學及祭祀功能的教育機構。她從唐代產生，到清末改制學堂，歷經千年之久。作為古代高等教育機構，書院在其綿延千年的悠久辦學歷程中，形成和積累了豐富的具有科學內涵的教學經驗。為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提供了歷史的借鑒意義。 古代書院教學的基本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教學方法上，書院以學生個人讀書鑽研為主；教學態度上，書院注重「講明義理」的學術爭辯和學術交流；發展學生的興趣，在學習期間常常參加學術研究活動，培育學生獨立治學的能力；教學環境上，書院的環境多選擇風光優美之地，以助於涵養氣質，陶冶性情，啟迪文思。而這些教學特徵的形成，是以書院本身的興盛和書院教育制度的確立這一社會文化背景為依託的，而文化的繁榮和鼓勵自主、創新的教學理念是書院教學活動形成的思想基礎，相對的學術自由則是書院獨具特色的教學活動形成的學術基礎。 書院豐富的教學活動主張以學生為中心，體現出以學生為主體，提倡學生積極主動地獲取知識，獨立地去思考和解決問題，以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創造性；注重人際之間的交流和討論以及寓教化與游息之中，形成了鮮明的互動特徵。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熟讀精思、致知力行的自我互動；兼收並蓄、明辨義理的人際互動；藏息相輔、寓教於樂的人境互動。其中，人際之間的互動又包括教師之間的互動、師生之間的互動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以上都是通過對書院大師的教學實踐及教學片段來分析探討而得出結論的。 實施互動教學，科學地運用好各種互動方法，能增加學生學習的自主性、積極性，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提高。剖析古代書院教學的互動特質，能給我們帶來若干啟示：實行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營造開放的、人性化的大學氛圍；為學生提供進行實踐的環境和條件。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教育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事情，極大地促進了西歐中世紀文化的繁榮，不僅為近代大學打下了基礎，而且對近代科學產生了重要影響。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改變了西方教育制度，形成了主宰西方文化的專業知識分子層，造就了一批把基督教帶進理性之海的哲學———神學家，特別是塑造了歐洲人說理論辯的思維習慣，形成了西方不朽的學術傳統。
中世紀大學的教學方法一般包括授課和辯論兩個環節。授課是指閱讀指定教材和由教師解釋教材。辯論有兩種，一種是課堂上展開的「問題辯論」，一種是課下在公共場所舉行的「自由辯論」。「問題辯論」通常先由教師給出一個論點，由他本人或者學生引經據典做成一個否定性的答案；然後，由助教對這一論點進行正面論證，並對反駁意見進行解答；學生或教師可以針對助教的論證提出新的反駁和問題；經過反復的發問與回答、論證與反駁，最後由教師作出最初的論點是否成立的結論。這種論辯屬於正式的辯論，經常進行。「自由論辯」屬於非正式辯論，與會者可以提出任何問題加以討論，這種辯論後來演變成為大學里的文化娛樂方式。無論是正式辯論或非正式辯論，其目的都在於培養敏捷的思考能力，練習推理方法。 在幾個世紀里，歐洲受教育的階層，在邏輯思維藝術方面一直接受一種嚴格的和精確的訓練。英國現代哲學家和數學家懷特海認為，如果西方思想沒有經過幾個世紀的理智訓練的准備，以便用宇宙理性或人類智力去探索自然的秩序，那麼現代科學的誕生將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那種批判的理性和無休止的探索精神，並非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出現於15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真正的轉折點在3個世紀以前的大學和城市時代。從阿伯拉爾和索爾茲伯里的約翰開始，就已經興起了對辯論思維和哲學思辯精神的愛好，較高級的研究受到邏輯辯論術的指導，大學課堂上的爭辯和公共場合的自由辯論，不僅提高了才智的敏捷性和思想的准確性，而且尤其發展了一種批判精神和方法上的懷疑，西方文化與近代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此興起的。
中國古代書院和歐洲中世紀大學是古代高等教育兩種頗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它們對近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對中國古代書院和歐洲中世紀大學課程的比較，得出了如下結論：中國古代書院的課程特點是：強調傳道濟民、推崇倫理美德、注重講學自修、院長全面負責；相比較而言，中世紀大學課程的特點是：重視求實致用、追求科學理性、崇尚講授辯論、社團有效管理。 中國古代書院和歐洲中世紀大學的課程也有一定的相同之處，主要包括以下幾點：課程目標的實用性、課程內容的人文性、課程實施的啟發性、課程管理的自治性。
最後我覺得當今大學應科學目標與人文目標統一、「傳統」傳受與啟發教學結合、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並行。

⑩ 20．什麼叫書院書院教學有何特色對中國古代教育有什麼影響

書院——封建社會後期一種重要的教育機構。

①、中央官府設立，用於收藏、校勘和整理圖書的機構。

②、民間設立，供個人讀書治學的地方。從宋朝開始，書院作為一種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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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林，遂模彷彿教禪林講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是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高等教育機構。書院制度萌芽於唐，完備與宋，廢止於清，前後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北宋時，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南宋時隨理學的發展，書院逐漸成為學派活動的場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書院大多是自籌經費，建造校舍。教學採取自學、共同講習和教師指導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以自學為主。它的特點就是為了教育、培養人的學問和德性，而不是為了應試獲取功名。
明代書院發展到一千兩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辦書院。一些私立書院自由講學，抨擊時弊，成為思想輿論和政治活動場所。最著名的有江蘇無錫東林書院。明朝統制階級曾先後4次毀禁書院，然而書院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多次毀而不絕，在嚴酷的政治壓迫下，書院師生寧死不屈。東林書院的對聯寫到：「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清代書院達2000餘所，但官學化也達到了極點，大部分書院與官學無異。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詔令各省的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的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至此書院退出了歷史舞台。

古時的書院與赫曦台

馮雁軍

古時著名的四大書院為:應天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始於五代後周的僧人辦學。宋太祖開寶九年(976)正式創立，清末相繼改為學堂、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歷經千年而弦歌不絕。朱熹、王陽明等眾多名家在這里傳道授業，學制變革時期涌現了譚嗣同、梁啟超、陳寶箴一大批著名師長，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風雲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學，青年毛澤東數次寓居嶽麓書院半學齋，從事革命活動，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故世稱「千年學府」。
今天，千年學府的教育體制已經發生變遷，而書院原址則作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來，頭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古建築互相連接，合為整體，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書院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而愛晚亭、自卑亭、風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園林建築與人文景觀，在展示其書院文化博大精深之餘，更渲染了它閑情逸致的士人風格。這些古建築中，赫曦台是個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赫曦台從建築的形式上來講，屬於湖南地方戲台。平面呈「凸」形，石砌台基，居高開闊。前部單檐歇山與後部三間單層弓形硬山結合，青瓦頂，空花琉璃脊，挑檐卷棚，頗具地方特色。台柱和牆壁上有《老子出關》等戲曲故事的對聯和堆塑，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左右內壁上一丈余高，走筆如龍的「福」「壽」二字。
這兩個字里有個傳說。早在唐代，鄉舉考試後，州縣長官要宴請中了舉子的人。宴會上要唱《詩經·小雅·鹿鳴》，跳魁星舞，所以這個宴會也稱之為「鹿鳴宴」。如果參加過鹿鳴宴的考生在60年後再次赴宴與新科舉人同樂，那就叫重赴鹿鳴宴。清嘉慶十二年(1807)羅典重赴鹿鳴宴這天，嶽麓書院特別熱鬧，名門望族、達官顯貴及門下高徒都來道賀，吟詩歌賦，暢古言今，盡顯自己的才華。大家正玩在興頭上，一位鶴發童顏、腳蹬草履的道者前來湊趣。眾人見是無名老道，紛紛輕薄戲謔，要他寫幾個字看看。老道看出這兒不是容人之地，欲含怒而去，卻被人拉住:「斯文之地，豈能容你願來就來，想去就去。」此時，道人反而不氣了，操起大掃把，伸入黃泥中，瞅准赫曦台一壁白牆，「刷刷」兩下，沒等眾人反應過來，寫下了一個丈余高的「壽」字，然後揚長而去。一個個被驚得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再看那字，健筆如龍，力透骨肌，非凡人所為，於是傳為仙跡。此後，羅典曾託人四處尋訪仙蹤，但不知下落，為了彌補過失，也為了對稱，羅典親自在對面的壁上補寫了一個「福」字，但這個福字的筆力就大不如壽字了。
赫曦台從初建時起，就與休閑娛樂結下不解之緣。清代，這里則成為學子們最重要的課外活動場所，還經常演出戲劇，進行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展示過各種文化的祥和與輝煌。
由此看來，古時的高等學府里，人們的讀書求學生活，也大抵不完全是寒窗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