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發展中國家教育的現狀和主要問題
正當2016年入圍WISE教育項目獎的案例揭曉、教育創新故事奪人眼球之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從另一個角度關注著全球教育的發展，給我們奉上獨家的深度研究報告，干貨滿滿。
報告從一個問題說起：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教育差距有多大？布魯金斯學會2015年給出的答案足以讓我們震驚——100年！可見教育公平不僅在國內是教育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在全球范圍內也仍然是一個重大議題。當發達國家學生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時，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質量卻不甚樂觀，例如印度很多入學4年的兒童還缺乏基本的讀寫和算術能力。
面對相差一個世紀的教育鴻溝，眾多問題涌現出來：
Who:大規模提升教育質量需要哪些利益相關方的參與？
What:哪些核心要素可以促進教育項目高效、規模化地提升教育質量？
How:如何在增加學校數量的同時，確保學生掌握核心學術內容、培養高階思維技能（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HOTS）？
……
基於對上述問題的持續關注和研究，布魯金斯學會近期發布的《百萬人的學習：在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提升教育質量》研究報告（「Millions Learning: Scaling Up Quality E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一一回應了上述問題。從巴西到宏都拉斯，從烏干達到尚比亞，從約旦到印度，報告精選了14個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推廣高質量教育的成功案例，讓我們看到少年兒童的教育在全世界范圍內發生著革命性變化。
除案例之外，Millions Learning在研究基礎上提煉出四個核心要素，即設計、推廣、融資和可行條件，進而涵蓋了14個要點，最後報告提出五步行動建議，為項目設計提出建議。
核心要素一：設計
堅定的領導者從一開始就致力於高質量教育的規模化。
1、具體地區的教育需求：充分考慮當地的教育需求，確保最終受眾參與到項目中來。
2、低成本：項目設計考慮到成本要素，確保可規模化。
3、靈活適應：首先確定高效的學習方式有哪些核心要素，繼而在不同背景下推廣和復制時結合當地條件進行調整。
4、教師支持：充分調動社區資源來支持教師發展，為教師減負。
核心要素二：推廣
重視實際操作的技術層面與政策層面相結合。
5、教育聯盟：所有教育相關方加強協作，施展「集合影響力」；
6、教育擁護者和領導者：除學校和政府之外，關心和熱衷教育的社會人士和領導者也應積極加入進來。
7、技術進步：採用本地條件相適應的技術手段，加速教育項目的推動。
8、機會之窗：有效的教育方式如果與國家重點關注的領域相符合，有助於項目的生根發芽。
9、更好的數據：關於學習和規模化的數據為政策改進和實踐提供有效支持，從而促進教育行動。
核心要素三：融資
與資源的絕對量相比，如何配置資源同樣重要。
10、靈活的教育融資：融資應靈活，包括建設核心運營能力。
11、長期教育融資：穩定且可預期的支持至關重要。
12、中期教育融資：項目試點到大規模推廣之間的重要階段。
核心要素四：可行條件
規模化不會在真空中發生。在教育項目規模化過程中，從國家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引導和支持、項目實施環境至關重要。
13、支持性政策環境：政府政策應保護每個孩子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應開放教育、鼓勵各利益相關方貢獻不同的想法；
14、研究&開發的文化：要確保更多孩子接受優質教育，意味著需要大量的實驗、調研和數據分析，因此研究、開發的氛圍和環境必不可少。
布魯金斯學會報告呼籲各國建立包容、適應性強的教育生態系統，只有這樣才能讓教育創新得到鼓勵和發展，讓新穎的方法和模式得到推廣。政府不僅有責任為每個兒童提供高質量的教育，也應該積極促進這一教育生態系統的培養，調動各方資源協同努力才能促進高質量教育的推廣和覆蓋。那麼，怎樣培養包容、適應性強的教育生態系統呢？布魯金斯學會報告給我們提出5個建議，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示。
一、開發：在教育界營造研究&開發的文化
教育生態系統的各方領導者——從政府到民間社會到企業——都要歡迎大規模解決問題的各種新方式。在教育生態系統內部構建強有力的研究&開發文化是關鍵的一步。政府應該為新方式的嘗試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資金和必要的基礎設施。捐贈者、民間社會、政府以及企業應該協力培養學習型領導者，他們應具備推動教育界研發文化所需的技能和才智。
二、分享：通過思想匯聚交流新想法
政府部門的領導者與民間社會、私有部門一起，應構建思想匯聚的平台，從而確認、調整和分享改善學習和促進規模化的有效方式。
三、激活：學校之外的多元化人才
教師和奮斗在教學一線的其他人士通常有超負荷的壓力，需要來自其他方面的支持。要解決艱難的教育問題，學校之外的多元化人才可以成為重要的智慧來源。從非營利機構的工作者到應屆大學生，到企業人士和技術專家，不同類型的人才可以充分調動起來，協助教育工作者。
四、資金：中間階段
在試點到大規模推廣的中間融資階段要求政府、投資方和捐贈基金會清楚項目處於「創新——規模化」的哪個階段——從試點或想法到國家級的推廣。
五、測量和學習：從關於學習和規模化的數據中了解什麼更有效
政府和捐贈機構應加強國家學生測量體系，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測量體系。從班級層面開始收集學生的學習數據，為教師所利用，逐漸上升到國家層面。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幫助教師衡量21世紀技能的新穎方式非常重要。
布魯金斯學會深度研究14個世界級教育案例，總結出上述經驗和建議。那麼，這14個案例都是誰，我們來看看吧。
尚比亞：課程學習 Lesson Study
「課程學習」（Lesson Study）起源於日本，是一項同伴之間合作學習的活動，活動中中小學老師通過備課、展示、評估課程來分享交流知識和技能，從而提高教學水平。「課程學習」已經傳播到50多個國家。2005年起，尚比亞政府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合作，將「課程學習」項目引入尚比亞，旨在鼓勵教師合作，提高學校管理者的監管水平，加強尚比亞的學校系統。至今，「課程學習」已影響到尚比亞所有10個省的180萬名學生及46000名老師。各項內外評估表明，這一活動讓尚比亞學生擁有更多親身實踐的機會，提高他們的批判思維能力、個人展示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此外，教師的職能發生轉換，從「板書+填鴨式教學」到以「問答」方式為主的學習方式，這讓學生從被動指導學習改變為發揮創意思維的學習。
哥倫比亞：導師制學習系統Sistema de Aprendizaje Tutorial
導師制學習系統（Sistema de Aprendizaje Tutorial，簡稱SAT），為拉美邊遠地區的中學教育提供了另一種可能。該項目中訓練有素的教師（或者說「導師」）利用「做中學」的教學方法來促進邊緣社區的農村教育發展和社區發展。「導師制學習系統」在教學法中融入切合實際的理論和實踐，例如：在農業創新的背景下學習數學和科學。20世紀70年代末，哥倫比亞科學應用與非政府基金會（FUNDAEC）開發了SAT項目。如今，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西和厄瓜多都在實施這一項目（瓜地馬拉在2005年之前也曾執行這一項目），至今為止影響了大約30萬名學生。該項目受到哥倫比亞和宏都拉斯政府的承認，因此該項目的畢業生可以升入大學求學或獲得要求高中學歷的工作崗位。許多研究表明，該項目提高了宏都拉斯的教學產出，增強了女性力量和公民責任感。
肯亞：橋梁國際學院 Bridge International Academics
橋梁國際學院是一家盈利性私立連鎖學校，成立目標是為學生提供優質而低價的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每所學校除確保學生掌握國家規定的課程內容外，也要發展學生的社會技能和21世紀所需的合作能力。師資隊伍從當地進行招聘，需要接受班級管理、學術指導和課程講授等方面的專業培訓。每門學科的教師指南都以電子形式統一發布在平板電腦上，平板電腦也幫助收集教師表現和學生評估數據，以不斷完善項目設計。第一家橋梁學院於2008年在肯亞成立，之後推廣到烏干達和奈及利亞。橋梁學院至今已覆蓋450多家幼兒園和小學的10萬名學生，招聘有8000名教師。橋梁學院與政府和NGO組織合作來改善全球的教育體系，其中最新的一項合作是在利比亞運營公立合作學校。據2013年肯亞的低年齡段閱讀評估/低年齡段數學評估表明，橋梁學院學生與鄰近公立學校學生相比，在26個月的課程學習中，前者比後者多出252天的閱讀教育和288天的數學教育。
哥倫比亞：新學校基金會Fundación Escuela Nueva
新學校基金會是發起新學校模式的一家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改善農村小學和初級中學。該模式是積極、合作型和個性化的學習模式，強調學生、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以及當地社區的充分參與，在該模式中，學生進行自學和互助學習，而老師和學校行政人員分別作為協助者和教練。1987年成立於哥倫比亞，新學校模式起源於一項變革運動，旨在改變自20世紀70年代沿襲未變的偏遠地區公立小學。之後，新學校被納入哥倫比亞國家教育政策，並推廣到16個國家，覆蓋五百萬學生。某獨立研究顯示，與未參加該項目的哥倫比亞傳統學校相比，Escuela Nueva學校的三至五年級學生在語言和數學方面得分更高，輟學率和留級率明顯較低。
孟加拉國：BRAC非正式小學教育項目
BRAC的非正式小學教育(NFPE)項目為小學輟學或從未進入小學的兒童提供學習機會。該項目將普通的五年小學課程精簡為四年，學生完成學習後可以參加國內中考，從而升入公立或私立中學。師資隊伍來自於當地社區的教師招聘（通常老師要把自己的學生從一年級帶到畢業），學習科目主要包括孟加拉語、英語、數學、科學及社會科學等認知學科，以及藝術和溝通等非認知學科。20世紀80年代初BRAC創立於孟加拉國，其NFPE項目隨後擴展到阿富汗、巴基斯坦、菲律賓和南蘇丹。現在，NFPE項目在孟加拉國每年接收67萬位學生，在其他4個開展NFPE項目的國家接受學生超過90萬人。BRAC與孟加拉國政府密切合作，被廣泛認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學校網路。BRAC的輟學率低於5%，升學率則通常高於孟加拉國的公立學校。
印度：阿福童國際 Aflatoun International
阿福童國際致力於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開展社會和金融教育項目，培養學生的個人技能、人際交流能力、財務能力和企業家能力。阿福童國際採用社會連鎖的形式，與當地夥伴開展合作，培訓教師和教練教授關於人權、理財和如何創業等知識和技能，不論是在校生還是社會上的兒童都可以學習。阿福童於1991年成立於印度，目前已經在全球116個國家開展項目，每年有近四百萬學生，34000位老師、支持者和其他教育者參與。最近，阿福童及其合作夥伴與28個國家的政府合作，嘗試將社會教育和金融教育融入國家課程。某綜合評論的結果及21個針對青少年和兒童金融教育干預隨機對照試驗的元分析顯示，阿福童對青少年和兒童財務行為、理財和資源整合習慣的影響力，超過所研究26個干預項目的平均水平2倍還多。
尼泊爾：閱讀室，識字項目Room to Read, Literacy Program
「閱讀室」是一家專注於改善識字水平和教育中性別不公平問題的非政府組織，其識字項目採取合資的方式與當地社區、夥伴機構和政府合作，從而確保每所學校都有基礎設施完備的圖書館，為當地兒童提供當地語言的書籍，同時配有經過訓練、掌握循證閱讀和寫作指導方法的教師和圖書管理員。每間教室都配有識字教練，輔助教師為學生提供指導。上述干預方式綜合運用，旨在提高小學兒童的識字技能和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自2000年在尼泊爾創辦，閱讀室至今已擴展到亞洲、非洲的其他九個國家，共計有17500個社區的一千萬兒童受益。具體來說，識字項目至今已涵蓋11萬名學生和2000名教師。一項與70個中低收入國家開展的教育干預項目（閱讀室項目不屬於70個項目）評估比較顯示，閱讀室項目的影響力是其他干預項目影響力平均水平的近10倍。
印度：布拉罕教育「閱讀印度」項目 Pratham, Read India
布拉罕教育的閱讀印度項目致力於確保三至五年級學生掌握讀懂簡單文本和基礎數學運算的能力，其方式包括評估學生當前學習水平，不按學生的年齡或年級分組，而是按照學生的學習水平分組進行指導，即「依學習水平施教」的方式。布拉罕教育的閱讀印度項目始於2007年，至今已在印度23個邦展開，2014-2015年度項目對農村地區學生的直接影響人數超過35萬人，通過與州政府或地區政府合作間接影響學生超過六百萬人。布拉罕教育J-PAL進行的一系列隨機評估發現，按學生學習水平分組的方式帶來的學習效果顯著優於按年級分組的效果。布拉罕教育也協助進行《年度教育現狀報告》(ASER)的調查，這是一項印度全國范圍進行的公民主導的家庭調查，旨在評估印度超過550個農村地區兒童的基本閱讀和算術水平。從2005年開始ASER調查每年舉行一次，自2008年開始，該調查作為布拉罕教育網路的一個獨立單元開展。
烏干達：教育！ Ecate!
教育！是一家非政府組織，致力於解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中學教育無法匹配就業機會的問題，改善傳統的死記硬背和理論教學方式，最終目標是通過教育讓非洲年輕人為自己和社區解決貧困問題。教育！為學生提供領導力、創業、職場准備等相關的技能培訓，同時也有輔導學生在學校里創立企業的培訓，該模式的師資主要包括經過專業培訓的老師和年輕人導師。教育！於2009年成立於烏干達，目前已為350所學校的12萬名學生，即烏干達12%的中學提供相關服務，同時為烏干達高中創業課程的改革建言獻策，把教育！的項目模式納入盧安達的國家高中課程中。教育！的隨機對照試驗中線結果表明學生高中畢業後的收入翻了一番，其中傾向於自主創業的學生增加了64%，傾向於發起社區項目的學生增加了123%。
美國：芝麻街工作坊，芝麻街
芝麻街工作坊的芝麻街利用電視、廣播、視頻、網路、書籍以及社交媒體對學齡前兒童的識字、數學、情感發展、健康、尊重和理解等方面進行教育。該節目在美國始於1969年，隨後擴展到150多個國家，擁有超過1.56億兒童觀眾，是世界上最大的兒童教育提供商。研究顯示芝麻街是一個高效的學習工具，對世界各國的兒童產生了積極影響。對芝麻街在中低收入國家教育影響力的元分析顯示，該節目的影響力與其他早期兒童教育干預方式相當，規模化成為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徵。
美國、英國： Teach for All
Teach for All是由各地獨立機構組成的國際性網路，各機構負責招聘和培訓表現優異的應屆大學生和專業人士，由這些志願者在各自國家的弱勢學校和社區教學兩年，從而實現輸送未來教育領導者的目標。Teach for All由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和英國的Teach First 聯合創立於2007年，之後發展成為包含39個夥伴國的全球網路。至今，該網路已為110萬學生服務，包含52323名教師和校友，對個人和的整體教育體系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來自各夥伴國的研究顯示，學生取得了卓越的學習成果，如數學政策研究顯示與普通新教師和老教師教授的學生相比，「為美國而教」的數學教師所教的學生全年學習數學時間多出2.6個月。從整體來看，大部分夥伴國50%到80%的校友選擇繼續在教育行業做全職工作，因此Teach for All為大范圍的教育改革做出了重大貢獻，也積極影響了參加項目的老師和校友。
約旦：INJAZ
INJAZ 是約旦的一家獨立非營利機構，專門從事青少年賦權項目和調動公共、私有和社會部門的資源幫助彌補高中體系與勞動力市場日益變化的需求之間的技能差距。INJAZ項目，由23000多名經過訓練的志願者團隊提供，為7年級學生到大學生和研究生提供相關內容和活動，以幫助學生增強財務知識，提升道德領導力、團隊合作能力、創新思維、溝通技能和人際溝通能力等。針對學院和大學、青年中心，以及職業培訓機構的年輕人，大部分項目提供實際的工作機會，支持他們積累工作經驗或發展職業和創業技能。自1999年創立以來，INJAZ已在約旦全部12個省開展項目，影響了120萬年輕人。該項目已被納入約旦官方的學校課程，一項內部研究顯示，相比約旦全國32%的失業率，INJAZ畢業生的失業率僅為19%。
巴西：亞馬遜州政府媒體中心
巴西亞馬遜州政府的媒體中心行動是一個當地開發、正式的學校模式，旨在解決城市和鄉村地區教育差距懸殊的問題。項目採用數字衛星技術提供直播課程的形式，直播課程在瑪瑙斯市（亞馬遜州首府）的媒體中心演播室由「主講」教師講授，提供給亞馬遜州近1000個教室的學生，同時針對每個教室（5到25個學生）配有「指導」老師。該項目的特點是雙向互動形式，學生收看演播室老師的講座，反饋信息，然後呈現給其他所有教室和演播室的主講老師。2007年創立於巴西亞馬遜州，媒體中心的60名主講老師和2200名指導老師已為2300個社區的30萬名學生服務——瑪瑙斯市之外的大約25%的高中生。媒體中心的模式已被巴西其他七個州採用，服務於地處偏遠地區的學生。成立至今，巴西初中到高中學校的升學率呈現上升趨勢，2008年到2011年輟學率減少了一半，「巴西教育質量指數」顯示亞馬遜州兒童學習狀況穩步改善。
迦納：Worldreader
Worldreader通過低成本的電子閱讀器和手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文化和語言相關的電子書籍，目標是通過為兒童和家庭直接提供教學和閱讀材料，提高人們的識字技能，培養人們對閱讀的興趣。該組織採用融合的方式與適應文本的技術，提供涵蓋43種語言的31000本書，也提供教師支持和社區參與。項目自2010年在迦納啟動以來，服務人數已達560萬，其成果是，每月有69個國家的110萬人閱讀電子書籍。來自迦納Worldreader低年齡段閱讀項目的一組評估數據顯示，學生用戶在口頭閱讀熟練程度、閱讀理解力和培養積極的閱讀習慣方面都有改善。
『貳』 圈子小一點，生活干凈一點，心情輕松一點，你會發現，沒什麼大不了，翻譯為英文
Circle a little bit, life is clean, a little easier, you will find, no big deal
『叄』 發一個大學英語三的精讀課文翻譯給我吧
一個年輕人發現，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閑逛也會帶來涉及法律問題的麻煩。一種誤解導致另一種誤解，直到最終他必須在法庭上接受審判。
法律小沖突
我生平只有一次陷入與法律的沖突。被捕與被帶上法庭的整個經過在當時是一種令人極不愉快的經歷，但現在這卻成為一個好故事的素材。尤其令我惱怒的是我被捕及隨後在法庭上受審時的種種武斷情形。
事情大約發生在十二年前的二月，那是我中學畢業已經幾個月了，但要等到十月份才能上大學，所以當時我仍在家中。
一天上午，我來到離我住地不遠的、位於倫敦郊區的里士滿。那是我正在找一份臨時的工作，以便賺點錢去旅遊。由於天氣晴朗，又沒什麼急事，我便悠然自得得看著商店櫥窗，逛逛公園，有時乾脆停下來四處觀望，一定是這種無所事事的樣子使我倒了霉。
事情發生在十一點半左右，我在當地圖書館謀職未成，剛從那出發，就看到一個人從馬路對面走過來，顯然是想跟我說話。我原以為他要問我時間，想不到，他說他是警官，要逮捕我，開始我還以為這是個玩笑，但接著又來了身穿警服的警察，這下我無可置疑了。
「為什麼要抓我？」我問。
「四處游盪，有作案嫌疑。」他說。
「做什麼案？」我又問。
「偷東西。」他說。
「偷什麼？」我追問。
「牛奶瓶。」他說，表情十分嚴肅。
「哦。」我說。
事情後來是這樣的，這一帶經常發生小偷小摸案件，尤其是從門前台階上偷走牛奶瓶。
接著，我犯了個大錯。那時我才十九歲，留著一頭凌亂的長發，自認為是六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員。因此，我想對此表現出一種冷漠，滿不在乎的態度，於是用一種很隨便無所謂的腔調說：「你們跟蹤我多久了？」這樣一來，在他們眼裡，我是慣於此種情形的，這又使他們確信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蛋。
幾分鍾後，來了一輛警車。
「坐到後面去，」他們說，「把手放在前排的座椅上，不許亂動。」
他倆分坐在我的左右，這下了不是鬧著玩的了。
在警察局，他們審問了我好幾個小時。我繼續裝作老於世故，對此事習以為常的樣子。當他們問我一直在干什麼時，我告訴他們在找工作。「啊哈！」這下我可看到他們在想，「無業遊民」。
最後，我被正式指控，並得到通知下周一到里士滿地方法院受審。他們這才讓我走。
我本想在法庭上作自我辯護。但父親一弄清事情的原委後，就為我請了一位很不錯的律師。就在那個星期一，我們帶著各種證人出庭了，其中包括我中學的英語老師作為我品行的見證人，但法庭並沒有傳話他作證。對我的「審判」也並沒有進行到那一步，開庭才十五分鍾，法官就駁回了此案，我被無罪釋放。可憐的警察毫無勝訴的機會。我的律師甚至成功地使警察承擔了訴訟費。
這樣，我沒有留下犯罪記錄。但當時，最令人震驚的是我被無罪釋放所明顯依賴的證據。我有標準的口音，有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父母來到法庭，有可靠的證人，還有，很明顯我請得起很好的律師。想到這次指控含混不清的特點，我敢斷定，如果我出生在一個不同背景的家庭，並真失了業，則完全可能被判為有罪。當我的律師要求賠償訴訟費時，他的辯詞很明顯地圍繞著我「學習成績優秀」這一事實。
與此同時，在法庭外面，曾經逮捕我的警察中的一個正沮喪地像我母親抱怨說，又有一個小夥子要與警察做對了。他以責備的口氣對我說：「我們抓你的時候，你本來可以幫幫忙的。」
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也許是說我應該做出大發雷霆的樣子，並說：「喂，你知道是在和誰說話嗎？我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你們怎敢抓我？」那樣的話，他們也許會向我道歉，可能還會脫帽致意，讓我揚長而去。
Unit 2
獲益匪淺的問題
詹姆斯·索利斯克描述了他是如何受他的孩子們能用新方法看待事物的影響而認清創造性思維的本質的。
不久前的一個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個孩子——年齡分別為9歲、6歲和4歲——停止了爭搶食物，教我關於範式變換、線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關的各種因素的知識。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們在玩自己那套口頭兒的「哪個不是同一類？」的芝麻街頭游戲。玩這游戲時，孩子們要看三張畫並挑出那張不屬同一類的。我說：「來吧，哪個不是同一類，橘子，西紅柿，還是草莓？」
老大很快就說出了自以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紅柿，因為另外兩種都是水果。」我承認這是正確答案，盡管有些純粹主義者堅持認為西紅柿是一種水果。對我們這些從小就不得不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紅柿的人來說，西紅柿永遠是蔬菜。正當我准備再出別外一組三個東西時，我4歲的孩子說：「正確答案是草莓，因為別外兩種都是圓的，草莓卻不是。」我怎麼能駁斥他的觀點呢？
接著，我6歲的孩子說：「是橘子，因為別外兩種都是紅色的。」9歲的孩子不想讓弟弟妹妹占上風，說道：「是橘子因為其他兩種都長在藤上。」
毫無疑問，這里正發生著什麼事兒。這事兒比爭搶食物還亂，比西紅柿是水果還是蔬菜還要重要。哥白尼把太陽視為宇宙中心，重新調整了地心說這一長達數世紀的範式，我的孩子們正做著哥白尼當年所做的事。魯賓·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激凌改名為哈根達斯，在不變換產品的情況下提高了價格，我的孩子們正在做著魯賓·馬修斯所做過的事。愛德華·詹納放棄了尋找治療天花的特效葯，從而發現了能預防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們正做著愛德華·詹納所做過的事。
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是去研究接觸天花卻從未染上此病的人。他發現他們都患了一種類似天花但比較輕微的疾病：牛痘；這使得他們對致命的天花得以免疫。
他們在重新審視相關的各種因素。他們在重新界定他們的問題。他們在重新表述他們的問題。總之，他們正做著每位歷史上做出過重大發現的科學家所做的事，依據托馬斯·庫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說：他們在改變舊的範式。
但倘若這是學校里練習冊上的一個練習，那麼沒有把西紅柿圈出來的孩子全都會被批為答錯。凡沒有把問題都解讀為「哪個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錯誤的。也許這就說明的為什麼世界上最傑出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中有那麼多的人讀書時不及格，其中最顯著的是職權爾伯特·愛因斯坦，他也許是本世紀最有影響的範式改變者。
這樣說，並非是想對學校評頭論足。天知道那有多容易。這樣說，不過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價值實在是有限的。我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似乎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人們都大聲嚷嚷著要求得到更多的技術，要求即刻享用不斷膨脹的信息。
學生們必須上網。你們家必須用數碼與環球信息網聯通。企業必須能即時下載大量資料。但是，除非我們改變範式、重新審視相關的各種因素，否則，信息高速公路就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結果。
無論是現在還是最近，我們都不缺乏信息。試想我們擁有的信息比四面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全球的（權作雙關語）驚人之舉，完全改變了人們對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舉不是靠發現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眼光看大家都看到過的信息。愛德華·詹納不是靠積累信息發明了預防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問題。
當我們開始駛入信息高速公路時，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等信息的新方法。我們應該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樣，去發現有不止一個的正確答案、有不止一個的正確問題、有不止一個的看大量信息的方法。我們需要記住：當你只有一把錘子時，你往往把每一個問題都看做釘子。
Unit 3
我為什麼當老師
你為什麼要教書呢？當我告訴一位朋友我不想謀求行政職務時，他便向我提出這一問題。所有美國人受的教育是長大成人後應該追求金錢和權力，而我卻偏偏不選擇明明是朝這個目標「邁進」的工作，他們對此感到迷惑不解。
當然，我之所以教書並不是因為我覺得教書輕松。我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藉以謀生：機修工、木工、作家，教書可是其中最難的一行。對我來說，教書是個會令人熬紅眼睛、掌心出汗、精神沮喪的職業。說熬紅眼睛,這是因為我晚上不管備課到多晚,總覺得准備得還不充分。說掌心出汗，是因為我跨進教室之前總是非常緊張，自信學生一定會發覺我其實是個傻瓜笨蛋。說精神沮喪，這是因為我1小時後走出教室時，確信這堂課上得比平常還要平淡無味。
我之所以教書，也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能夠解答問題，或者因為我有滿腹學問，非與別人分享不可。有時我感到很吃驚，學生竟真的把我課上講的東西做了筆記！
這樣說來，我為什麼還要教書呢？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愛校歷的步調。6月、7月和8月提供了一個供思考、研究和創作的機會。
我教書，是因為教學是建立在「變化」這一基礎上的職業。教材還是原來的教材，但我自身卻變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學生變了。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有讓自己犯錯誤的自由，有自己吸取教訓的自由，有激勵自己和激勵學生的自由。作為教師，我可以自行做主。如果我想要求一年級的學生通過自行編寫課本的辦法來學習寫作，誰能說我不可以那樣做呢？這樣的課程也許會徹底失敗，但我們都可以從失敗的嘗試中獲得教益。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學生提出必須絞盡腦汁才能回答的問題。我們這個世界有無窮無盡的正確答案來對付拙劣的問題。何況我在教學過程有時也會想到一些出色的問題。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想方設法使自己和我的學生從象牙塔里走出來，進入現實世界。我曾經開過一門叫做「在工業技術社會里如何自力更生」的課程。我教的15位學生讀了愛默生、梭羅和赫胥黎的作品，記了日記，還寫了學期論文。
但除此之外，我們還辦起一個公司，借錢買下一所破舊的房屋，通過整修翻新這一建築物，我們就自力更生對這一課題進行了一次實踐活動。學期結束時我們把房子賣掉，還清貸款，繳了稅，餘下的收益分給了參加實踐的學生。
所以說，教學使我的工作進程有了規律，使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教學向我提出了挑戰，也給了我不斷學習的機會。
不過，我漏下了我要教書的最重要的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與維基有關。維基是我的第一個博士生。她精力旺盛，孜孜不倦地撰寫她那篇論述14世紀一位不知名詩人的學術論文。她寫了一些文章寄給學術刊物。這一切都由她獨立完成，我偶爾從旁略加指點。我親眼看到了她完成論文，看到她得知自己的文章被採用，親眼目睹她找到了工作並獲得了在哈佛大學當研究員的職位，並著書論述她在做我學生時萌發的思想。
再一個原因與喬治有關。他開始學的是工程學，後來他深信自己愛人勝過愛物，所以改學英語。
還有珍妮。她中途輟學，但是她的同學把她拉了回來，因為他們想讓她看自力更生整修舊房這一項目的結果。我親眼看到她回來了。我親耳聽到她對我說，她後來對城市貧民產生了興趣，繼而成了捍衛分民權的律師。
還要談一談清潔女工傑基。她憑直覺了解的事情比我們多數人通過分析弄清的東西還要多。傑基已經決定讀完中學，然後還要上大學。
這些在我眼前成長、變化的人，便是我要當教師的真正原因。當一名教師意味著做創造的見證人，他目睹人體開始呼吸，開始了生命。，
不再教書，獲得「提升」，也許會給我帶來金錢和權力。可是我現在也有錢。我拿了薪金去做自己樂意做的事：讀書、交談、提問，妣如問：「做個富翁有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也有了權力。我有權力啟迪，有權激發才智，有權開出書目，有權指點迷津。還有其他什麼權力比這更值得考慮呢？
但教書還會帶來金錢和權力以外的東西：那就是愛。不僅是愛學習、愛書本、愛思想，而且還有老師對出類拔萃的學生的愛。這樣的學生走進了老師的生活，他們自己也開始成長了。愛這個字也許用得不恰當：說是方魔力可能更合適些。
我教書，是因為與開始成長的學生朝夕相處，我有時感到自己也和他們一起開始成長了。
『肆』 大學英語精讀 第三冊課文翻譯 全部
Unit 1 法律小沖突
一個年輕人發現，在街上漫無目的的閑逛也會帶來涉及法律上的麻煩。一種誤解導致另一種誤解，直到最終他必須在法庭上接受審判…….
法律小沖突
我平生只有一次陷入與法律的沖突。被捕與被帶上法庭的整個經過在當時是一種令人極不愉快的經歷，但現在這卻成為一個好故事的素材。尤其令人惱怒的是我被捕及隨後在法庭上受審期間的種種武斷情形。
事情發生在十二年前的二月，那是我中學畢業已經幾個月了，但是要等到十月份才能上大學，所以當時我仍在家中。
一天上午，我來到離我住地不遠的倫敦郊區的里士滿，那是我正在找一份臨時的工作，一邊攢些錢去旅遊。由於天體晴朗，有沒有什麼急事，我便悠然自得的看看窗店櫥窗，逛逛公園，有時乾脆停下來四處觀望。一定是這種顯然無所事事的樣子使我倒了霉。
事情發生在十一點半左右，當我在當地圖書館謀之未成，剛從那裡出來，就看見一個人從馬路對面走過來，顯然是想跟我說話。我願意為他是要問我時間。想不到他說他是警察，要逮捕我。開始我還以為這是個玩笑。但緊接著又來了一個穿著警服的警察，這下我無可置疑了。
「為什麼抓我？」我問。
「四處游盪，有作案嫌疑，」他說。
「做什麼案？」我又問。
「偷東西，」 他說。
「偷什麼」我追問。
「牛奶瓶」他說，表情極端嚴肅。
「噢，」
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帶經常發生小偷小摸的案件，尤其是從門前台階上偷走牛奶瓶。
接著，我犯了個大錯誤，那是我才十九歲，留著一頭亂蓬蓬的長發，自以為是六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員。因此，我想對此表現出一副冷漠，滿不在乎的態度，於是用一種很隨便的無所謂的腔調說：「你們跟我多久了？」這樣一來，我在他們眼裡，我是慣於此種情形的，這又使他們確信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蛋。
幾分鍾後來了一輛警車。
「坐到後面去，」他們說：「把手放在椅背上，不許亂動。」他倆分別坐在我的左右，這下可不是鬧著玩的了。
在警察局，他們審問了我好幾個小時。我繼續裝著老於世故，對此種事習以為常的樣子。當他們問我一直在干什麼事時，我告訴他們我在找工作。「啊哈」，這下我可看到他們在想，「無業遊民」。
最後，我被正式指控，並得到通知下周一到里士滿地方法院受審。他們這才讓我走。
我本想在法庭上自我辯護，但是父親一弄清事情原委後，就為我請了一位很不錯的律師。就在那個星期一，我們帶著各種證人出庭了，這其中包括我的中學英語教師作為我的平行見證人。但法庭沒有傳喚他作證。對我的「審判」並沒有進行到那一步，才開庭十五分鍾，法官就駁回了此案。我被無罪釋放。可憐的警察毫無勝訴的機會。我的律師甚至成功的使警察承擔了訴訟費。
這樣， 我沒有留下任何犯罪記錄。但當時，最令人震驚的是我被無罪釋放所明顯依賴的證據：我有標準的口音，有受人尊重的中產階級父母來到法庭，有可靠的證人，還有，很明顯我請得起很好的律師。想到這次指控的含混不清的特點，我敢斷定，我如果出生在一個不同背景的家庭，並真失了業，則完全可能被判為有罪。當我的律師要求賠償訴訟費時，他的辯詞很顯然的緊緊圍繞著我「學習成績優異」這一事實。
與此同時，在法庭外面，曾逮捕我的警察中的一個沮喪的想我的母親抱怨說，又有一個小夥子要與警察做對了。他以責備的口氣對我說：「我們抓你的時候，你本可以幫幫忙的。」
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也許是說我因該做出大發雷霆的樣子，並說：「喂，你們知道是在和誰說話么？我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你們怎麼敢抓我？」那樣的話，他們也許會向我道歉，可能還會脫帽致意，讓我揚長而去。
Unit 2 獲益匪淺的問題
1、不久前的一個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個孩子---年齡分別為9歲、6歲、4歲---暫時停止爭搶食物，騰出世紀教我認識什麼是範式變換、什麼是線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關的各種因素。
2、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們在玩自己那套只動嘴的「哪個不是同一類？」的芝麻街游戲。本來玩這游戲時，孩子們要看三張畫並挑出那張不屬同一類的畫。我說：「來吧，哪個不是同一類，橘子，西紅柿還是草莓？」
3、老大很快就說出了自以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紅柿，因為其他兩種是水果。」我承認這是正確答案，盡管有些純粹主義者堅決認為西紅柿是一種水果。對我們這些從小就被迫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紅柿的人來說，西紅柿永遠是蔬菜。我正准備再出一道三種東西為一組的題目時，我4歲的孩子說：「正確答案是草莓，因為另外兩種是園的，草莓卻不圓。」我怎麼能駁斥這種論點呢？
4、接著，我6歲的孩子說：「不屬同一類的是橘子，因為另外兩種是紅色的。」9歲的孩子不想讓弟妹占上風，說道：「不是同一類的也可以是橘子，因為其他的兩種長在藤上。」
5、老二把這看作對他發出的挑戰，「可以是草莓，因為只有草莓會放在冰淇淋上。」
6、毫無疑問，這里正發生著什麼事兒。這事兒比爭搶食物還亂，比西紅柿是水果還是蔬菜重要的多。哥白尼把太陽視為宇宙中心，重新調整了地心說這一長達數世紀的範式，我的孩子們正坐著哥白尼當年做的事。魯賓 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淇淋改名為哈根達斯，在不改變產品的情況下提高了價格，我的孩子們正做著魯賓 馬修斯做過的事。愛德華 詹納放棄了尋找治療天花的特效葯，從而發現了能預防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們正做著愛德華詹納做過的事。
7、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是去研究接觸天花卻染上此病的人，他發現他們都患了一種類似天花但比較輕微的疾病：牛痘；牛痘使他們得以防止染上致命的天花。
8、他們在重新看待相關的各種因素，他們在重新認識他們的問題。他們重新表述他們的問題。總之，據托馬斯 庫恩在他們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言，他們正做著歷史上有過重大發現的科學家都曾做過的事：他們在改變就的範式。
9、但假若我們的游戲是學校里做在作業本上的練習，那麼沒有把西紅柿圈出來的孩子全部會 被批為答錯。凡沒有把問題解讀為「哪個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錯的。也許這種情形說明了為什麼世界上最傑出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中有那麼多的人讀書時是不及格的學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爾伯特 愛因斯坦，他也許是本世紀最有影響的範式改變者。
10、這樣說，並不是想對學校評頭品足。天知道，發一通議論太容易了。這樣說，不過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價值實在是有限的。我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似乎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人人都大聲要求得到更多的技術，大聲要求即刻享用增多的信息。
11、學生們必須聯機。你們家必須用數碼與環球信息網連通。企業必須能即時下載大量資料。但是，除非我們改變範式、重新看待相關的各種因素，否則，信息高速公路就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結果。
12、無論是現在還是最近，我們都不缺信息。試想我們擁有的信息比四百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地球的（權作雙關語）驚人之舉，完全改變了人們對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舉不是靠發現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目光來看大家都看到過的信息。愛德華 詹納不是靠積累信息發明預防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問題。
13、當我們開始駛入信息高速公路時，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信息的新方法。我們應該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樣，去發現有一個以上的正確答案、有一個以上正確的問題、有一個以上看一堆信息的方法。我們應該記住：當你只有一把錘子時，你往往把每個問題都看作釘子。
Unit 3 我為何教書
你為什麼教書呢？當我告訴我的朋友我不想做任何行政職務時，他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為什麼所有的美國人受到的教育都是長大後追求金錢和權利，而不是想要明明是通往這個目標的一個「階梯」性的工作
當然，我教書並不是應為教書對我而言很容易。我曾做過多種工作來賺錢謀生，如做機修工，木工，作家，而教書是其中最難的。對我來說教書是一件令人眼睛紅腫，掌心出汗，精神沮喪的職業。眼睛紅腫是因為無論我備課到多晚從未覺得胸有成竹。掌心出汗是因為在走進教室之前，我總是非常緊張，學生們肯定會發現我原來是個笨蛋。精神沮喪是因為我一個小時後我走出教室時總會覺得這節課比平常更加枯燥無味。
我教書也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能夠解答問題，或因為我覺得自己有非與人分享不可的知識。又使我感到驚愕不已，因為學生竟真的把我課堂上講的東西做了筆記。
那麼我為什麼還要教書呢？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教學日歷的節奏。六月，七月，八月提供了思索，研究和寫作的機會。
我教書，是因為教書是一種以變化為基礎的職業。當教材不變時，我在變-------更重要的是我的學生在變。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自由，我又犯錯誤的自由，吸取教訓的自由，激勵自己，激勵學生的自由。作為教師，我是自己的老闆。如果我讓一年級的學生通過自己編寫課本的方式學習寫作，誰會干涉我呢？這樣的課程也許會徹底失敗，但我們都可以從失敗中學習到很多東西。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問學生一些需要絞盡腦汁才能回答的問題。這個世界充滿了拙劣問題的正確答案。而我在教學中，有時也會發現一些不錯的問題。
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找到一些是我自己和學生們走出象牙塔，步入現實世界的方法。我曾經開過一門叫做「在技術社會里如何自己更生」的課程。我的十五個學生讀了愛默生，梭洛和赫胥黎的作品，他們記了日記，並寫了學期論文。
但我們也組建了一個公司，借錢買了一座破舊的房子，通過對這座房子的整修翻新，我們實踐了自力更生的這一課題。學期末，我們賣掉了房子還清了貸款，交了稅，所生的利潤大家分了。
所以教書是我的生活節奏分明豐富多彩，也向我提出了挑戰，給了我不斷學習的機會
不過，我還沒講到我教書最重要的原因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維基。她是我的第一個博士，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學生。他孜孜不倦地撰寫了一篇關於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四世紀的詩人的學位論文。他還寫過幾篇文章，並寄給了學術刊物。她獨立完成了這一切，只是偶爾從我這里得到一些啟示。我親眼看到她完成了論文，並得到她的文章已被採用。我還親眼看到她找到工作，並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研究學員的職位，著書論述在當我的學生時萌發的思想。
另一個原因就是喬治。他本來是我的工程學學生，後來他認定自己的愛人之心勝過愛物之心，就轉而學英語了。
還有珍妮，他中途輟學，但是他被同學們拉了回來，因為他們想讓她看看自力更生整修的舊房的結果。我請眼看到她回來了，親耳聽到她對我說，她後來對城市貧民產生了興趣，繼而成了一名維護公民權的律師。
還得提一提清潔女工傑基，她憑直覺了解的事情比我們中大多數人通過分析學到的東西還要多。傑基已經決定讀完高中後還要上大學。
這些在我眼前成長，變化的人就是我當教師的真正原因。當一名教師意味著親眼看見泥人開始呼吸這一創造性的成果。
「提升」了，不在教書了，也許會給我帶來金錢和權利。但是我有錢，我拿了工資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讀書，與人交談，提出諸如「富有的意義何在?」之類的問題。
我也有權利，我有權給與啟示，激發才能，有權開出書目，為人指點迷津。還有比這更重大的權利么？
而教書還可也帶來金錢和權利以外的東西，這就是愛。不僅是愛學習，愛讀書，愛思想，而且還有老師對走人自己生活，並開始脫引而出的學生的愛。「愛」這個字用在這里也學並不恰當，「魔力」可能更貼切些。
我教書，是因為與開始獲得新生的學生在一起，我有時覺得也與他們一起獲得了新生。
Unit 4 一位球迷的評論
1 這封電子郵件在某些方面與我收到的其他刻薄的信件相似。它痛斥我對洛杉磯道奇隊的評論，並爭辯說我把一切全都搞錯了。然而，這個評論與其他的評論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同。
2 與通常那些「你是個白痴」的評論不同的是，這一評論含有更多的細節。它包含了該隊比賽表現的關鍵數據。寫這篇評論的人對洛杉磯道奇隊的了解絕不亞於我自認為對它的了解。
3 而且這一評論是署名的。作者的名字叫薩拉•莫里斯。
4 我被深深打動，於是給她回信。一點也沒有想到這一封信引出了一段非同尋常的來往。
5 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嗎？兩年來，我一直經營著我的道奇隊網站。你是怎麼成為一個棒球評論專欄作家的？這可是我的夢。
6 這是薩拉的第二封電子郵件，它的到來一點也不意外。我每次對人微笑一下，人家就向我要一份工作。但是另一個事兒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就是信的最後一行字里的拼寫錯誤，是關於「我的夢」那一部分。
7 也許薩拉就是一個打字很糟糕的人。但也許她真的是在尋找某個目標，但就是一字之差，還沒有找著。
8 這就值得再回她一封信，於是我讓她解釋。
9 我今年30歲。……因為我身有殘疾，花了5年的時間才讀完大專拿到文憑。……在棒球賽季，我每個星期平均花55小時寫球賽報道，寫評論，做研究，聽比賽或者看比賽。
10 薩拉稱她的網站為「道奇地」。我搜索了一下，什麼也沒有找著。後來我重讀她的電子郵件， 發現在她的電子郵件最底下掛了一個地址
11 我點擊該地址。網站並不花哨。但是她以一個作家的嚴肅態度對該隊進行了詳細報道。不過，我還是不禁要問，有人讀嗎？
12 ：從來沒有人在我的來賓登記簿上簽名。我一個月收到一封信。
13 所以，這里是一個身體殘疾的婦女，她對道奇隊的報道之廣泛不亞於美國任何一個記者， 可她卻在為一個幾乎不為人知的網站寫作，網站的名字很怪很難記，讀者大概有兩個人。
14 我想她那個夢所缺的遠遠不只是拼寫里頭少了一個字母r。
15 我建起了自己的網站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不過運氣不佳。因為我使用一根綁在頭上的小棒打字，最高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鍾8個字，可這又有什麼要緊的呢？我的腦子挺好使，我對工作非常專注。這才是人們成功的關鍵。
16 使用一根綁在頭上的小棒打字？
17 我問她要用多少時間寫她那通常為400字的文章。
18 三到四小時。
19 我做了一件我以前從來沒有和互聯網上的陌生人做過的事情。
20 我讓薩拉•莫里斯給我打電話。
21 我說話有障礙，無法使用電話。
22 這就證明了我的懷疑。這顯然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騙局。這一位所謂女性作家很可能是一個45歲的男性管子工。
23 我決定結束與此人的通信。可就在那時我又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24 我的殘疾是腦癱。……它影響肌肉神經的控制。……當我的腦子告訴我的手去敲擊字鍵時， 我會挪動我的腿，碰擊桌子，並在這一過程中同時碰擊六個其他的字鍵。
25 當我的母親解釋我的殘疾時，她告訴我說，如果我比別人努力三倍，我就可以成就我要做的任何事情。
26 她寫道，她在帕薩迪拉長大的時候成了道奇隊的球迷。她上布萊爾高級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一位校少年棒球隊的教練叫她去做球隊的統計員。她做了，用的是一個打字機和一根綁在頭上的小棒。
27 她說由於她跟棒球結了緣，她才得以留在學校里，盡管她成績不好，每天還有數小時的令她脖子酸痛的家庭作業。
28 棒球給了我努力的目標 ……我可以做別的孩子做不了的事情 ……我想為給了我這么多的棒球做一點事情。
29 不錯，我就這么相信了她。有幾分信吧。在像她所稱的那種情況下，有誰能沒有最好的設備和幫助而報道一個棒球隊呢？我很好奇，所以我問她我能不能開車過去看她。 她同意了，並詳細告訴我路怎麼走，其中提到鄉下的泥路和沒有名字的街道。
30 我開車向東駛去，穿過得克薩斯的荒涼地帶。在一條蜿蜒曲折布滿小動物大小的坑窪的泥路上，我看到了樣子像舊工具棚的屋子。
31 但這不是一個工具棚，這是一所房子，一個被高高的雜草和廢棄物包圍的正在朽爛的小棚屋。
32 是不是這個地方呢？
33 一位身著舊T恤衫和裙子的婦女從棚屋裡走了出來。
34 「我是薩拉的母親，」洛伊•莫里斯一邊說一邊用她那粗糙的手握著我光滑的手。「她在等你呢。」
35 我從太陽光下走進去，打開一扇破爛的屏門，走進了陰暗的棚子，棚子里蜷縮在輪椅上的是一個87磅重的軀體。
36 她的四肢扭了一扭。她的頭轉了一轉。我們無法擁抱，甚至也無法握手。她只能張大眼睛看我，向我微笑。
37 可她那微笑里充滿了光芒！它穿透了由破爛的木地板、舊躺椅和結滿蜘蛛網的窗戶圍起來的黑暗空間。
38 我不忍心看別的任何東西，所以我的眼睛只盯住她那微笑，它是那麼清晰，那麼自信， 它甚至令我的多數懷疑一掃而光。但我還是要問，這就是莎拉•莫里斯嗎？
39 她開始在輪椅里搖晃，嘴裡發出聲音。我以為她在咳嗽。
40 可實際上，她是在說話。她的母親為她翻譯。「我要給你看點東西。」薩拉說。
41 洛伊把她推到搭在煤灰磚上的一張舊書桌前。桌子上放著一台計算機。計算機旁是一台電視機。她的母親將一根小棒綁在她女兒的太陽穴上。
42 薩拉趴在計算機上，用綁在她頭上的棍子調出道奇地網站上的一篇報道。她開始一啄一啄地在這篇報道上添字加句。
43 她抬起頭看我並發出咯咯的笑聲。我低頭看她，心裡充滿了驚奇──還有羞愧。
44 這真的就是薩拉•莫里斯。 這個偉大的薩拉•莫里斯。
45 幾個月前我與薩拉•莫里斯聯系的時候是想跟她干一仗。現在看著她在這個黑暗的房間里吃力地打著字寫一篇或許根本沒有人看的文章，我明白了這一仗是怎麼一回事。
46 不過，這一仗不是跟薩拉打，而是跟自己打。這一仗和體育界在現今玩世不恭的年代裡每天都在經歷的一模一樣。那就是要相信運動員仍然可以是英雄的搏鬥。
47 在一個遠離這種懷疑的地方，一個心智充滿神奇的薩拉•莫里斯幫我找回了信任。
Unit 5 媽媽哭泣的那一天
很久以前一個昏暗的冬日，我放學回家時從滿了期望。我胳膊下夾著一期新的我喜歡的體育雜志，房子里將會是就我一個人。爸爸上班，妹妹不在家，媽媽找了份工作，一小時內不會回家。我蹦上台階，沖進起居室，啪地開了燈。
眼前的景象把我驚呆了：媽媽身子緊縮成一團，臉埋在手裡，坐在沙發上的另一端。她在哭。我以前從沒有見過她哭，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些，拍拍她的肩膀。「媽？」我說：「怎麼了？」她長舒一口氣，擠出一絲笑容。「沒什麼，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我要失去這份新的工作，我打字不夠快！」
「但你到那兒才三天，」我說，「你會跟上的。」我再重復媽媽對我說過上百次的一句話。每當我學習上或做一些對我很重要的事情遇到麻煩時，她就這樣說。
「不行」她難過地說。「過去我總說我能做到我決心做到的一切事情，現在我仍然認為在多數事情上我能做到，但這次我不行。」
我無能力，不知所措。16歲的我還認為媽媽無所不能。幾年前，我們賣掉牧場搬進城時媽媽決定開家日托所。她以前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但這沒有難住她。她參加幼托所函授學習，做練習。六個月後正式獲得了幼托所看護資格，不久托兒所就招生滿額，而且還有孩子等著入托，我認為媽媽理所當然有能力做到這個。
但是日托所和父母後來買的汽車旅館都不能提供足夠的錢供妹妹和我上大學。兩年後我該上大學了，再過三年妹妹也要上學了。時間不多了，媽媽拚命想掙錢。很清楚，爸爸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出了一份全日工作外，還種著80英畝地。
在賣掉汽車旅館的幾個月後，媽媽帶了一台舊打字機回家，這台打字機有時要跳字，鍵盤也很松。那天晚飯時，我說這台機器就是「廢品一件」
「我們只能買得起這個」媽媽說，「用著聯系夠了」從那天起，飯桌一收拾干凈，碟子洗完，媽媽就鑽進她的縫紉間練習，有幾晚那緩慢的嗒，嗒，嗒的聲音一直持續到午夜。
就快聖誕了，我聽到媽媽在廣播站找到了份工作，我一點也不吃驚，也沒怎麼當回事。但她非常高興。
星期一，她第一天下班回來，我就發現她不再激動，她看上去很困，臉綳著，我沒理會她。
星期二，爸爸做了晚飯，收拾了廚房，媽媽呆在她的縫紉間練習。「媽媽沒事吧？」我問爸爸。
「她打字遇到了些麻煩，」他說「她需要練習，我想如果我們多幫她一點，她會感激的。」
「我已經做了很多了，」我說，我立刻戒備了起來。
「我知道，」爸爸平靜地說：「但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可得記著她工作主要是為了你們能上大學。」
說實話，我並不在乎能不能上大學，我希望她能忘了這碼事。
星期三，當我發現媽媽哭泣時的驚訝和窘迫，完全證明我多麼不理解她所承受的壓力。挨著他坐在沙發上時，我開始慢慢的理解了.
「我想我們有時都難免有失敗，」媽媽靜靜的說，我能體會到她的痛苦，也能體會到她為了我的闖入打斷的強烈情感的發泄所感到的緊張。突然，我的心被打動了，我伸出胳膊，摟住了她。
媽媽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臉枕在我的肩上，抽泣起來，我抱緊了她，不想說話。我知道我正做我應該做的，我能做的，這就夠了。在那一刻，感覺到媽媽的北由於激動在顫抖，我第一次領會到她的脆弱，她還是我媽媽，但又不僅如此：她還是一個像我一樣的人，會害怕，會受傷，會失敗。我能感到她的痛苦，就像上千次我在她的懷里尋找安慰時他能感受到我一樣。
一周後，媽媽找了份賣紡織品的工作，掙的錢只有廣播站一半多。「這份工作我做的來，「她簡單地說道，但夜晚在那台老舊的綠色打字機上的練習還在繼續。現在，當我晚上走過她的房間，聽到她打字的聲音，我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心情。我知道那兒不僅僅是一個女人在練習打字。
兩年後我離家上大學時，媽媽有了一份報酬更多，責任更大的工作。我不能不認為以某種奇特的方式，媽媽從她失敗的那刻學到的東西和我一樣多，因為幾年後，當我上完學，自豪的接受了一份報紙的記者工作時，媽媽已經是我們鎮報的記者6個月了。
現在，那太沒修的老掉牙的綠打字機就在我的辦公室，她是一個紀念品，但它所喚起的記憶對我和對媽媽是不怎麼一樣的。當我寫文章遇到困難想要放棄時，或者當我自憐自憫認為生活不應該為難我時，我就往那破舊的打字機里卷進一張紙，想媽媽當年一樣，一字一字費力地打起來。這是我想到的不是她的失敗，而是她的勇氣，繼續前進的勇氣。
這台打字機是我得到過的最好的紀念品。
因字數限制，剩下幾課不能輸入了！
『伍』 大學英語第第三冊課後題英譯漢怎麼說
一個年輕人發現，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閑逛也會帶來涉及法律問題的麻煩。一種誤解導致另一種誤解，直到最終他必須在法庭上接受審判。法律小沖突我生平只有一次陷入與法律的沖突。被捕與被帶上法庭的整個經過在當時是一種令人極不愉快的經歷，但現在這卻成為一個好故事的素材。尤其令我惱怒的是我被捕及隨後在法庭上受審時的種種武斷情形。事情大約發生在十二年前的二月，那是我中學畢業已經幾個月了，但要等到十月份才能上大學，所以當時我仍在家中。一天上午，我來到離我住地不遠的、位於倫敦郊區的里士滿。那是我正在找一份臨時的工作，以便賺點錢去旅遊。由於天氣晴朗，又沒什麼急事，我便悠然自得得看著商店櫥窗，逛逛公園，有時乾脆停下來四處觀望，一定是這種無所事事的樣子使我倒了霉。事情發生在十一點半左右，我在當地圖書館謀職未成，剛從那出發，就看到一個人從馬路對面走過來，顯然是想跟我說話。我原以為他要問我時間，想不到，他說他是警官，要逮捕我，開始我還以為這是個玩笑，但接著又來了身穿警服的警察，這下我無可置疑了。「為什麼要抓我？」我問。「四處游盪，有作案嫌疑。」他說。「做什麼案？」我又問。「偷東西。」他說。「偷什麼？」我追問。「牛奶瓶。」他說，表情十分嚴肅。「哦。」我說。事情後來是這樣的，這一帶經常發生小偷小摸案件，尤其是從門前台階上偷走牛奶瓶。接著，我犯了個大錯。那時我才十九歲，留著一頭凌亂的長發，自認為是六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員。因此，我想對此表現出一種冷漠，滿不在乎的態度，於是用一種很隨便無所謂的腔調說：「你們跟蹤我多久了？」這樣一來，在他們眼裡，我是慣於此種情形的，這又使他們確信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蛋。幾分鍾後，來了一輛警車。「坐到後面去，」他們說，「把手放在前排的座椅上，不許亂動。」他倆分坐在我的左右，這下了不是鬧著玩的了。在警察局，他們審問了我好幾個小時。我繼續裝作老於世故，對此事習以為常的樣子。當他們問我一直在干什麼時，我告訴他們在找工作。「啊哈！」這下我可看到他們在想，「無業遊民」。最後，我被正式指控，並得到通知下周一到里士滿地方法院受審。他們這才讓我走。我本想在法庭上作自我辯護。但父親一弄清事情的原委後，就為我請了一位很不錯的律師。就在那個星期一，我們帶著各種證人出庭了，其中包括我中學的英語老師作為我品行的見證人，但法庭並沒有傳話他作證。對我的「審判」也並沒有進行到那一步，開庭才十五分鍾，法官就駁回了此案，我被無罪釋放。可憐的警察毫無勝訴的機會。我的律師甚至成功地使警察承擔了訴訟費。這樣，我沒有留下犯罪記錄。但當時，最令人震驚的是我被無罪釋放所明顯依賴的證據。我有標準的口音，有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父母來到法庭，有可靠的證人，還有，很明顯我請得起很好的律師。想到這次指控含混不清的特點，我敢斷定，如果我出生在一個不同背景的家庭，並真失了業，則完全可能被判為有罪。當我的律師要求賠償訴訟費時，他的辯詞很明顯地圍繞著我「學習成績優秀」這一事實。與此同時，在法庭外面，曾經逮捕我的警察中的一個正沮喪地像我母親抱怨說，又有一個小夥子要與警察做對了。他以責備的口氣對我說：「我們抓你的時候，你本來可以幫幫忙的。」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也許是說我應該做出大發雷霆的樣子，並說：「喂，你知道是在和誰說話嗎？我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你們怎敢抓我？」那樣的話，他們也許會向我道歉，可能還會脫帽致意，讓我揚長而去。 Unit 2獲益匪淺的問題詹姆斯·索利斯克描述了他是如何受他的孩子們能用新方法看待事物的影響而認清創造性思維的本質的。不久前的一個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個孩子——年齡分別為9歲、6歲和4歲——停止了爭搶食物，教我關於範式變換、線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關的各種因素的知識。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們在玩自己那套口頭兒的「哪個不是同一類？」的芝麻街頭游戲。玩這游戲時，孩子們要看三張畫並挑出那張不屬同一類的。我說：「來吧，哪個不是同一類，橘子，西紅柿，還是草莓？」老大很快就說出了自以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紅柿，因為另外兩種都是水果。」我承認這是正確答案，盡管有些純粹主義者堅持認為西紅柿是一種水果。對我們這些從小就不得不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紅柿的人來說，西紅柿永遠是蔬菜。正當我准備再出別外一組三個東西時，我4歲的孩子說：「正確答案是草莓，因為別外兩種都是圓的，草莓卻不是。」我怎麼能駁斥他的觀點呢？接著，我6歲的孩子說：「是橘子，因為別外兩種都是紅色的。」9歲的孩子不想讓弟弟妹妹占上風，說道：「是橘子因為其他兩種都長在藤上。」毫無疑問，這里正發生著什麼事兒。這事兒比爭搶食物還亂，比西紅柿是水果還是蔬菜還要重要。哥白尼把太陽視為宇宙中心，重新調整了地心說這一長達數世紀的範式，我的孩子們正做著哥白尼當年所做的事。魯賓·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激凌改名為哈根達斯，在不變換產品的情況下提高了價格，我的孩子們正在做著魯賓·馬修斯所做過的事。愛德華·詹納放棄了尋找治療天花的特效葯，從而發現了能預防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們正做著愛德華·詹納所做過的事。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是去研究接觸天花卻從未染上此病的人。他發現他們都患了一種類似天花但比較輕微的疾病：牛痘；這使得他們對致命的天花得以免疫。他們在重新審視相關的各種因素。他們在重新界定他們的問題。他們在重新表述他們的問題。總之，他們正做著每位歷史上做出過重大發現的科學家所做的事，依據托馬斯·庫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說：他們在改變舊的範式。但倘若這是學校里練習冊上的一個練習，那麼沒有把西紅柿圈出來的孩子全都會被批為答錯。凡沒有把問題都解讀為「哪個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錯誤的。也許這就說明的為什麼世界上最傑出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中有那麼多的人讀書時不及格，其中最顯著的是職權爾伯特·愛因斯坦，他也許是本世紀最有影響的範式改變者。這樣說，並非是想對學校評頭論足。天知道那有多容易。這樣說，不過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價值實在是有限的。我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似乎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人們都大聲嚷嚷著要求得到更多的技術，要求即刻享用不斷膨脹的信息。學生們必須上網。你們家必須用數碼與環球信息網聯通。企業必須能即時下載大量資料。但是，除非我們改變範式、重新審視相關的各種因素，否則，信息高速公路就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結果。無論是現在還是最近，我們都不缺乏信息。試想我們擁有的信息比四面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全球的（權作雙關語）驚人之舉，完全改變了人們對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舉不是靠發現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眼光看大家都看到過的信息。愛德華·詹納不是靠積累信息發明了預防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問題。當我們開始駛入信息高速公路時，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等信息的新方法。我們應該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樣，去發現有不止一個的正確答案、有不止一個的正確問題、有不止一個的看大量信息的方法。我們需要記住：當你只有一把錘子時，你往往把每一個問題都看做釘子。Unit 3我為什麼當老師你為什麼要教書呢？當我告訴一位朋友我不想謀求行政職務時，他便向我提出這一問題。所有美國人受的教育是長大成人後應該追求金錢和權力，而我卻偏偏不選擇明明是朝這個目標「邁進」的工作，他們對此感到迷惑不解。當然，我之所以教書並不是因為我覺得教書輕松。我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藉以謀生：機修工、木工、作家，教書可是其中最難的一行。對我來說，教書是個會令人熬紅眼睛、掌心出汗、精神沮喪的職業。說熬紅眼睛,這是因為我晚上不管備課到多晚,總覺得准備得還不充分。說掌心出汗，是因為我跨進教室之前總是非常緊張，自信學生一定會發覺我其實是個傻瓜笨蛋。說精神沮喪，這是因為我1小時後走出教室時，確信這堂課上得比平常還要平淡無味。我之所以教書，也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能夠解答問題，或者因為我有滿腹學問，非與別人分享不可。有時我感到很吃驚，學生竟真的把我課上講的東西做了筆記！這樣說來，我為什麼還要教書呢？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愛校歷的步調。6月、7月和8月提供了一個供思考、研究和創作的機會。我教書，是因為教學是建立在「變化」這一基礎上的職業。教材還是原來的教材，但我自身卻變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學生變了。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有讓自己犯錯誤的自由，有自己吸取教訓的自由，有激勵自己和激勵學生的自由。作為教師，我可以自行做主。如果我想要求一年級的學生通過自行編寫課本的辦法來學習寫作，誰能說我不可以那樣做呢？這樣的課程也許會徹底失敗，但我們都可以從失敗的嘗試中獲得教益。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學生提出必須絞盡腦汁才能回答的問題。我們這個世界有無窮無盡的正確答案來對付拙劣的問題。何況我在教學過程有時也會想到一些出色的問題。我教書，是因為我喜歡想方設法使自己和我的學生從象牙塔里走出來，進入現實世界。我曾經開過一門叫做「在工業技術社會里如何自力更生」的課程。我教的15位學生讀了愛默生、梭羅和赫胥黎的作品，記了日記，還寫了學期論文。但除此之外，我們還辦起一個公司，借錢買下一所破舊的房屋，通過整修翻新這一建築物，我們就自力更生對這一課題進行了一次實踐活動。學期結束時我們把房子賣掉，還清貸款，繳了稅，餘下的收益分給了參加實踐的學生。所以說，教學使我的工作進程有了規律，使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教學向我提出了挑戰，也給了我不斷學習的機會。不過，我漏下了我要教書的最重要的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與維基有關。維基是我的第一個博士生。她精力旺盛，孜孜不倦地撰寫她那篇論述14世紀一位不知名詩人的學術論文。她寫了一些文章寄給學術刊物。這一切都由她獨立完成，我偶爾從旁略加指點。我親眼看到了她完成論文，看到她得知自己的文章被採用，親眼目睹她找到了工作並獲得了在哈佛大學當研究員的職位，並著書論述她在做我學生時萌發的思想。再一個原因與喬治有關。他開始學的是工程學，後來他深信自己愛人勝過愛物，所以改學英語。還有珍妮。她中途輟學，但是她的同學把她拉了回來，因為他們想讓她看自力更生整修舊房這一項目的結果。我親眼看到她回來了。我親耳聽到她對我說，她後來對城市貧民產生了興趣，繼而成了捍衛分民權的律師。還要談一談清潔女工傑基。她憑直覺了解的事情比我們多數人通過分析弄清的東西還要多。傑基已經決定讀完中學，然後還要上大學。這些在我眼前成長、變化的人，便是我要當教師的真正原因。當一名教師意味著做創造的見證人，他目睹人體開始呼吸，開始了生命。，不再教書，獲得「提升」，也許會給我帶來金錢和權力。可是我現在也有錢。我拿了薪金去做自己樂意做的事：讀書、交談、提問，妣如問：「做個富翁有什麼意思呢？」我現在也有了權力。我有權力啟迪，有權激發才智，有權開出書目，有權指點迷津。還有其他什麼權力比這更值得考慮呢？但教書還會帶來金錢和權力以外的東西：那就是愛。不僅是愛學習、愛書本、愛思想，而且還有老師對出類拔萃的學生的愛。這樣的學生走進了老師的生活，他們自己也開始成長了。愛這個字也許用得不恰當：說是方魔力可能更合適些。我教書，是因為與開始成長的學生朝夕相處，我有時感到自己也和他們一起開始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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