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學習了軍神想對劉伯承說什麼
我想對劉伯承說：「劉伯承爺爺您是我們的榜樣，要向您學習。雖然我們忍受不了做手術不打麻醉的痛苦，但我們可以有意識的磨練自己的意志與毅力，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Ⅱ 學習了軍神你想對劉伯承說什麼
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戰爭起，劉伯承就威名遠揚。他以一個舊軍隊名將的身份毅然投身於革命，被朱德贊譽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正是這種傳統的美德與革命求新精神結合，為黨的軍事工作特別是其中的教育訓練起到了奠基作用。韜略凝國粹
青史記殊榮劉帥伯承，古名將風。精於兵法，兼擅詞工。平生百戰，傷殘遍身。昔年壽誕，賀詩如叢。葉帥此律，可贊一生：
太行游擊費糾纏，
撐住平遼半壁山。
遍體彈痕余隻眼，
壽君高唱凱歌旋。
細柳營中寂不嘩，
槍垣炮堵即吾家。
將軍五十人稱健，
斬得倭酋不自誇。
生平
■豐都戰斗中一顆子彈從他的右太陽穴鑽入，從右眼飛出。德醫為他施手術共割74刀，術後稱贊他是「軍神」
■從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歸國後，立即被中央任命為軍委參謀長，黨內領導將他比作古代的兵聖孫子
■在江西瑞金，毛澤東希望他像黃埔軍校那樣，辦一個「紅埔」
■抗日戰爭中，蔣介石不得不表揚劉伯承智計過人；日本第一軍專門組織「挺身隊」，深入根據地，偷襲八路軍總部並欲刺殺劉伯承等
劉伯承，原名明昭，字伯承，1892年出生於四川省開縣農村。因父親是個務農兼教私塾的「泥腿文人」，劉伯承從小就被督促讀書練字，後靠族親資助入縣城高等小學堂。15歲時父亡家貧，劉伯承回家務農，還到鎮上賣字。1912年，他到重慶考入軍政府將校學堂，畢業後被分配到川軍當司務長、排長，此後因善於用兵在戰火中職務不斷提升。在豐都戰斗中，一顆子彈從他的右太陽穴鑽入，又從右眼飛出。德醫診所為他施手術共割74刀，他以當年關公刮骨之氣概忍受。那個傲慢的日耳曼軍醫手術後稱贊他是「軍神」。
劉伯承雖被稱為川軍名將，卻痛感舊軍隊和官場黑暗，經同鄉共產黨員吳玉章啟發，他離川到北京等地同趙世炎等結交，接受了馬列主義，於1926年4月加入共產黨。順瀘起義失敗後，他東下武漢，拒絕國民黨要人的拉攏。這時，周恩來要到南昌組織起義，他對劉伯承傾慕已久，剛剛相見便邀他作為軍事助手。1927年8月1日起義時，劉伯承任統轄全軍的參謀團參謀長，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建軍史上第一位總參謀長。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失敗後，劉伯承轉赴蘇聯，先入高級步兵學校，又入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1930年回國後到上海，劉伯承立即被中央任命為軍委參謀長，黨內領導還將他比作古代的兵聖孫子。1932年，劉伯承進入江西瑞金。毛澤東希望他像大革命時辦黃埔軍校那樣，辦一個「紅埔」。長徵到達貴州時，中央又要他復任總參謀長。進入四川後，他因熟悉當地情況，率先遣隊行動，搶渡金沙江，又與彝民首領歃血結盟，保證全軍安全通過，接著又去指揮搶渡大渡河。
抗戰開始後，劉伯承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率部挺進太行山。在創建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斗爭中，他與日寇作戰時因地設伏，屢創殲滅戰的奇跡。蔣介石在1938年洛陽的軍事會議上也不得不表揚說，劉伯承智計過人，不愧是軍事家。日本第一軍專門組織敢死的「挺身隊」，深入根據地，偷襲八路軍總部並欲刺殺劉伯承等，劉伯承卻以「敵進我進」的態度與之周旋。別人勸他注意安全，他不在乎地說：「自打從軍起，我就做好了准備。路死路埋，溝死溝埋，狗吃了得個肉棺材。」解放戰爭中，他與鄧小平一同率軍挺進中原，決戰淮海，進軍大西南，在全國五大戰略區中擔負了打苦仗的重任。
解放後，劉伯承請辭西南軍區司令員等職。當軍委問他是否想任總參謀長時，他說，年紀大了，總長已當過四次了，還是去辦學校、當教書先生吧！
1951年年初，在他主持下於南京成立了軍事學院。1955年，他被授予元帥軍銜，後受到不正確的批判。他自稱是一名「殘廢軍人」、「編外參謀」，潛心研究如何保衛國家安全。
60年代中後期，劉伯承身體日衰。1972年，他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仍口授信件，對戰略問題提出看法。後來他失去思維能力。1986年病逝。
背景
■當蘇聯軍事網路全書要稱他為「軍事家」時，卻被他改為「革命軍人」
■解放後籌建陸軍大學時，有人認為圓明園遺址的地理位置最佳，劉伯承卻認為這里是文化遺跡，軍隊不應佔用
劉伯承不願別人稱他為軍事家。當蘇聯軍事網路全書要稱他為「軍事家」時，被他改為「革命軍人」。這不僅是出於謙虛，而且更在於他深知革命與軍人兩者結合的意義。
回顧劉伯承走過的道路，與朱德、葉挺有近似之處，即同樣出身於中國近代受壓迫的農家，為改變自身、家庭和國家的命運走上投軍之路，並接受清朝「新政」後開辦的講武堂的教育。然而，這些依照德國、日本模式建立的軍校，並不能改變中國落後挨打和腐敗內亂的面貌，從這里畢業的軍官大都成為軍閥的工具。劉伯承與他川軍中的同事最後分道揚鑣，選擇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把自己的軍事才能奉獻出來，才創造了戰史上的輝煌。
在將星燦爛的近代戰爭史上，劉伯承是把國外先進軍事科學與中國特色相結合的典範。他特別注重翻譯外國軍事書籍，同時也珍愛中國的優良傳統。1950年，中央軍委決定籌建陸軍大學時，有人認為圓明園遺址的地理位置最佳。劉伯承卻認為這里有文化遺跡，軍隊不應佔用，最後選擇了南京國民黨中央軍校的舊址。
故事
■劉伯承打仗善於總結，南昌起義失利後他到了蘇聯，馬上總結出四項弱點和八條行動錯誤
■當他率勇士們星夜兼程奪下瀘定橋後，無比激動地上去連跺三腳
自古猛將往往出自伍卒。劉伯承軍校畢業後當排長打第一仗，見對方是烏合之眾的土匪，就下令沖鋒並帶頭猛撲上去。上司雖表揚其勇敢，他卻自認「有勇無謀，沒有打好」。此後，他每打一仗都要思考，都要總結。南昌起義失利後，他到了蘇聯，馬上總結出四項弱點和八條行動錯誤。
在紅軍中，他雖是參謀長，卻總在第一線指揮，並結合實地考察提出辦法。搶渡大渡河時，他親自站在河岸上組織炮火掩護並調配部隊。在安順場以一條小船搶渡成功後，他又計算以現有渡船全軍需一個月才能過河，必須再奪北面的瀘定橋。當他率勇士們星夜兼程奪下此橋後，無比激動地上去連跺三腳說：「瀘定橋啊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多少心血！」
進入抗日前線後，面對狡猾又兇悍的日軍，劉伯承注意勘察戰場設巧計。神頭嶺伏擊戰前，司令部按地圖先是確定在嶺上埋伏，打嶺下公路上通過之敵。劉伯承親自去看地形，發現公路實際是在嶺上，連說：「粗枝大葉可要害死人啊！」他及時改變了設伏方案，一戰殲滅了鬼子1000多人。劉伯承也注意學習日軍的長處，百團大戰中關家堖一戰後，他馬上去看敵人陣地，發現鬼子臨時挖的「貓耳洞」對防炮很有用，便推廣到各部隊。國內盛傳劉伯承是「武神投胎」，其實他打仗巧的原因恰恰在於擅長動腦並深入實踐，這也正是革命軍隊一向提倡的勇敢加智慧的結果。
■為體現平等，他確定各級職務後均加一「員」———「司令員」、「警衛員」、「公務員」、「炊事員」，沿用至今
■鄧小平曾說：「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只有一個……」
30年代初，劉伯承從蘇聯回國，組織左權、葉劍英等人一起翻譯帶回的各種條令，同時為中國紅軍確定內部的稱呼。他在舊軍隊中多年，一向痛恨等級森嚴和對勤務人員的歧視。於是，他確定紅軍中的「司令」後面要加一個「員」，將舊稱呼「護兵」、「勤務兵」改稱「警衛員」、「公務員」，將「伙夫」改稱「炊事員」……這種稱謂沿用到今天。
在革命軍隊中，劉伯承一直職務很高，卻最看不慣別人搞特權。在江西根據地時，他看到共產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傲慢地在紅小鬼面前耍威風，嫌他們做飯的鍋擋路就一腳踢翻時，當面怒斥其為「帝國主義行為」。結果，李德到中央告狀，說這是「不尊重國際顧問」，使劉伯承一度被免職。
劉伯承在南京擔任軍事學院院長時，身為開國元勛卻自命為普通「教書先生」，帶頭發揚「三更燈火五更雞」的精神，自己備課和登台講課。在他迎來50歲誕辰時，鄧小平曾撰文這樣寫過他的特點———「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只有一個，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讀書之外，沒有一點娛樂生活。他沒有煙酒等不良嗜好，他不會下棋打球，閑時只有散散步、談談天。」
Ⅲ 讀了軍神這篇課文，你想對劉伯承說什麼
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戰爭起，劉伯承就威名遠揚。他以一個舊軍隊名將的身份毅然投身於革命，被朱德贊譽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正是這種傳統的美德與革命求新精神結合，為黨的軍事工作特別是其中的教育訓練起到了奠基作用。韜略凝國粹
青史記殊榮劉帥伯承，古名將風。精於兵法，兼擅詞工。平生百戰，傷殘遍身。昔年壽誕，賀詩如叢。葉帥此律，可贊一生：
太行游擊費糾纏，
撐住平遼半壁山。
遍體彈痕余隻眼，
壽君高唱凱歌旋。
細柳營中寂不嘩，
槍垣炮堵即吾家。
將軍五十人稱健，
斬得倭酋不自誇。
生平
■豐都戰斗中一顆子彈從他的右太陽穴鑽入，從右眼飛出。德醫為他施手術共割74刀，術後稱贊他是「軍神」
■從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歸國後，立即被中央任命為軍委參謀長，黨內領導將他比作古代的兵聖孫子
■在江西瑞金，毛澤東希望他像黃埔軍校那樣，辦一個「紅埔」
■抗日戰爭中，蔣介石不得不表揚劉伯承智計過人；日本第一軍專門組織「挺身隊」，深入根據地，偷襲八路軍總部並欲刺殺劉伯承等
劉伯承，原名明昭，字伯承，1892年出生於四川省開縣農村。因父親是個務農兼教私塾的「泥腿文人」，劉伯承從小就被督促讀書練字，後靠族親資助入縣城高等小學堂。15歲時父亡家貧，劉伯承回家務農，還到鎮上賣字。1912年，他到重慶考入軍政府將校學堂，畢業後被分配到川軍當司務長、排長，此後因善於用兵在戰火中職務不斷提升。在豐都戰斗中，一顆子彈從他的右太陽穴鑽入，又從右眼飛出。德醫診所為他施手術共割74刀，他以當年關公刮骨之氣概忍受。那個傲慢的日耳曼軍醫手術後稱贊他是「軍神」。
劉伯承雖被稱為川軍名將，卻痛感舊軍隊和官場黑暗，經同鄉共產黨員吳玉章啟發，他離川到北京等地同趙世炎等結交，接受了馬列主義，於1926年4月加入共產黨。順瀘起義失敗後，他東下武漢，拒絕國民黨要人的拉攏。這時，周恩來要到南昌組織起義，他對劉伯承傾慕已久，剛剛相見便邀他作為軍事助手。1927年8月1日起義時，劉伯承任統轄全軍的參謀團參謀長，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建軍史上第一位總參謀長。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失敗後，劉伯承轉赴蘇聯，先入高級步兵學校，又入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1930年回國後到上海，劉伯承立即被中央任命為軍委參謀長，黨內領導還將他比作古代的兵聖孫子。1932年，劉伯承進入江西瑞金。毛澤東希望他像大革命時辦黃埔軍校那樣，辦一個「紅埔」。長徵到達貴州時，中央又要他復任總參謀長。進入四川後，他因熟悉當地情況，率先遣隊行動，搶渡金沙江，又與彝民首領歃血結盟，保證全軍安全通過，接著又去指揮搶渡大渡河。
抗戰開始後，劉伯承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率部挺進太行山。在創建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斗爭中，他與日寇作戰時因地設伏，屢創殲滅戰的奇跡。蔣介石在1938年洛陽的軍事會議上也不得不表揚說，劉伯承智計過人，不愧是軍事家。日本第一軍專門組織敢死的「挺身隊」，深入根據地，偷襲八路軍總部並欲刺殺劉伯承等，劉伯承卻以「敵進我進」的態度與之周旋。別人勸他注意安全，他不在乎地說：「自打從軍起，我就做好了准備。路死路埋，溝死溝埋，狗吃了得個肉棺材。」解放戰爭中，他與鄧小平一同率軍挺進中原，決戰淮海，進軍大西南，在全國五大戰略區中擔負了打苦仗的重任。
解放後，劉伯承請辭西南軍區司令員等職。當軍委問他是否想任總參謀長時，他說，年紀大了，總長已當過四次了，還是去辦學校、當教書先生吧！
1951年年初，在他主持下於南京成立了軍事學院。1955年，他被授予元帥軍銜，後受到不正確的批判。他自稱是一名「殘廢軍人」、「編外參謀」，潛心研究如何保衛國家安全。
60年代中後期，劉伯承身體日衰。1972年，他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仍口授信件，對戰略問題提出看法。後來他失去思維能力。1986年病逝。
背景
■當蘇聯軍事網路全書要稱他為「軍事家」時，卻被他改為「革命軍人」
■解放後籌建陸軍大學時，有人認為圓明園遺址的地理位置最佳，劉伯承卻認為這里是文化遺跡，軍隊不應佔用
劉伯承不願別人稱他為軍事家。當蘇聯軍事網路全書要稱他為「軍事家」時，被他改為「革命軍人」。這不僅是出於謙虛，而且更在於他深知革命與軍人兩者結合的意義。
回顧劉伯承走過的道路，與朱德、葉挺有近似之處，即同樣出身於中國近代受壓迫的農家，為改變自身、家庭和國家的命運走上投軍之路，並接受清朝「新政」後開辦的講武堂的教育。然而，這些依照德國、日本模式建立的軍校，並不能改變中國落後挨打和腐敗內亂的面貌，從這里畢業的軍官大都成為軍閥的工具。劉伯承與他川軍中的同事最後分道揚鑣，選擇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把自己的軍事才能奉獻出來，才創造了戰史上的輝煌。
在將星燦爛的近代戰爭史上，劉伯承是把國外先進軍事科學與中國特色相結合的典範。他特別注重翻譯外國軍事書籍，同時也珍愛中國的優良傳統。1950年，中央軍委決定籌建陸軍大學時，有人認為圓明園遺址的地理位置最佳。劉伯承卻認為這里有文化遺跡，軍隊不應佔用，最後選擇了南京國民黨中央軍校的舊址。
故事
■劉伯承打仗善於總結，南昌起義失利後他到了蘇聯，馬上總結出四項弱點和八條行動錯誤
■當他率勇士們星夜兼程奪下瀘定橋後，無比激動地上去連跺三腳
自古猛將往往出自伍卒。劉伯承軍校畢業後當排長打第一仗，見對方是烏合之眾的土匪，就下令沖鋒並帶頭猛撲上去。上司雖表揚其勇敢，他卻自認「有勇無謀，沒有打好」。此後，他每打一仗都要思考，都要總結。南昌起義失利後，他到了蘇聯，馬上總結出四項弱點和八條行動錯誤。
在紅軍中，他雖是參謀長，卻總在第一線指揮，並結合實地考察提出辦法。搶渡大渡河時，他親自站在河岸上組織炮火掩護並調配部隊。在安順場以一條小船搶渡成功後，他又計算以現有渡船全軍需一個月才能過河，必須再奪北面的瀘定橋。當他率勇士們星夜兼程奪下此橋後，無比激動地上去連跺三腳說：「瀘定橋啊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多少心血！」
進入抗日前線後，面對狡猾又兇悍的日軍，劉伯承注意勘察戰場設巧計。神頭嶺伏擊戰前，司令部按地圖先是確定在嶺上埋伏，打嶺下公路上通過之敵。劉伯承親自去看地形，發現公路實際是在嶺上，連說：「粗枝大葉可要害死人啊！」他及時改變了設伏方案，一戰殲滅了鬼子1000多人。劉伯承也注意學習日軍的長處，百團大戰中關家堖一戰後，他馬上去看敵人陣地，發現鬼子臨時挖的「貓耳洞」對防炮很有用，便推廣到各部隊。國內盛傳劉伯承是「武神投胎」，其實他打仗巧的原因恰恰在於擅長動腦並深入實踐，這也正是革命軍隊一向提倡的勇敢加智慧的結果。
■為體現平等，他確定各級職務後均加一「員」———「司令員」、「警衛員」、「公務員」、「炊事員」，沿用至今
■鄧小平曾說：「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只有一個……」
30年代初，劉伯承從蘇聯回國，組織左權、葉劍英等人一起翻譯帶回的各種條令，同時為中國紅軍確定內部的稱呼。他在舊軍隊中多年，一向痛恨等級森嚴和對勤務人員的歧視。於是，他確定紅軍中的「司令」後面要加一個「員」，將舊稱呼「護兵」、「勤務兵」改稱「警衛員」、「公務員」，將「伙夫」改稱「炊事員」……這種稱謂沿用到今天。
在革命軍隊中，劉伯承一直職務很高，卻最看不慣別人搞特權。在江西根據地時，他看到共產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傲慢地在紅小鬼面前耍威風，嫌他們做飯的鍋擋路就一腳踢翻時，當面怒斥其為「帝國主義行為」。結果，李德到中央告狀，說這是「不尊重國際顧問」，使劉伯承一度被免職。
劉伯承在南京擔任軍事學院院長時，身為開國元勛卻自命為普通「教書先生」，帶頭發揚「三更燈火五更雞」的精神，自己備課和登台講課。在他迎來50歲誕辰時，鄧小平曾撰文這樣寫過他的特點———「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只有一個，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讀書之外，沒有一點娛樂生活。他沒有煙酒等不良嗜好，他不會下棋打球，閑時只有散散步、談談天。」
Ⅳ 祖國在我心中
朝陽伴著早霞又一次在東方出現，又是新的一天。陽光普照著大地，令人感到無比溫暖。太陽用她那無私的光和熱哺育了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度，而每天迎接這溫暖陽光的，是一面綴著五顆黃星的紅旗。五星紅旗迎風招展，訴說著心中的祖國。
從南昌起義黎明的那一聲槍響，到遵義會議上那劃時代的抉擇，延安窯洞和西柏坡燃起的預示著新中國即將在這里誕生的長明油燈，無數的革命先烈、無數的共產黨人都是這樣前赴後繼、一往無前地實踐著真理，求索著天下勞苦大眾的光明呀！
那個始終以為人民群眾謀幸福為宗旨的政黨，她獵獵飄揚的旗幟是一種怎樣的吸引，是一種怎樣充滿感召和鼓舞的神奇力量，引領億萬中國人從貧弱走向強大，從封閉走向開放。站在新世紀的起跑線上，重溫歷史，讓我們信心萬丈，「三個代表」的光輝思想像那世紀宣言引領我們再創輝煌！
回想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經過邁過一個世紀的英勇斗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取得勝利。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我想說：祖國在我心中。
2008年9月25日21時10分，我國成功發射了第三艘載人飛船「神七」。短短5年間，中國載認航天實現了巨大進步，從軌道艙到太空漫步的歷史性突破，當那面鮮艷的五星紅旗在湛藍的太空飄揚時，我想說：祖國在我心中。把目光定格在2008年8月8日那晚，在奧運五環旗下，中國人的腳步，又向外邁了一大步。從「東亞病夫」到全世界人民都認可的體育強國。中國，這個逐漸強大起來的國家，受盡了多少滄桑，但歷史證明，「我們不是懦夫」！在奧運會的競賽中，就可以得到充分體現。每當五星紅旗升在奧運場館上空時，我想說：祖國在我心中……
祖國母親是最偉大的，她具有容納百川的大度，有氣吞山河的豪邁，有密密紡織的情，有細細添加的愛……
朋友們，祖國在我心中，祖國在你心中，祖國在我們中華兒女的心中，為了祖國美好的明天，努力吧！奮斗吧！拼搏吧！
Ⅳ 讀了<<軍神>>這篇課文你想對劉伯承說什麼
你直厲害，不虧堪稱軍神。
Ⅵ 急求劉伯承的資料
「軍神」劉伯承
1915年，年僅23歲的劉伯承率領川東護國軍同袁世凱作戰，不幸顱頂和右眼角負了重傷。在民眾的幫助和掩護下，幾經輾轉，他被送到重慶醫治。
當時重慶有一位德國醫生阿大夫，醫術高明，頗為自傲自負，對畏病呼痛的病人經常大聲訓斥。他第一次給劉伯承做手術，割去腐肉，理順血管，見劉伯承穩然安坐，不禁連連點頭，口稱：「好！好！」
幾個月後，阿大夫第二次為劉伯承做手術，這次不僅要割去腐肉，還要摘去破碎的眼球，以便安放假眼。這是一個大手術，必須施行麻醉，但有可能會損傷大腦。
劉伯承參加革命後，立志終身為人民大眾而戰。為了保護腦神經，他堅決拒絕使用麻醉葯。他對阿大夫說：「救國救民，來日方長，怎能損及神經？」
阿大夫說：「我從來沒有聽說不用麻醉葯做這樣的手術。即使我敢做，你也受不了。」
劉伯承卻說：「敢不敢做，是你的膽量問題；受不受得了，是我的忍耐力問題。」劉伯承用激將法將阿大夫推上了手術台。
一個多小時的手術，阿大夫每割一刀，劉伯承就默數一刀，一共割了70多刀。劉伯承疼得全身冷汗直冒，咬破了手帕也不出聲。
事後，阿大夫在一次宴會上對人贊譽說：「劉伯承簡直是『軍神』！我從沒見過有這樣忍耐力的人！」
Ⅶ 有關劉伯承的資料
劉伯承（1892－1986）
中國革命家、軍事家，軍事理論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1892年12月4日出生於四川省開縣趙家場。家境貧寒，自幼發憤苦讀，學習成績優異。在革命潮流的影響下，青年時代即萌發了富國強兵、拯民於水火的思想。1911年，參加了響應辛亥革命的學生軍。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翌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1914年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等戰爭中，歷任連長、旅參謀長、團長。1916年3月在攻克豐都縣城的作戰中右眼中彈致殘。1923年在討伐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中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指揮官。足智多謀，驍勇善戰，被譽為川中名將。同年秋，結識了共產主義者楊暗公、吳玉章等。1924年起，隨吳玉章到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實際的過程中，經過認真探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步實現了從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12月，與朱德、楊暗公等發動瀘州、順慶（今南充）起義，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率起義部隊與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於抑止川軍東下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在大革命失敗的嚴重時刻，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
1927年冬赴蘇聯，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後入優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在此期間，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對軍事問題補充報告》，並提出了《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專門報告。1930年夏回國，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長江局軍委書記。12月到上海，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1月，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0月，任軍委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作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反對軍事指揮上的教條主義，被錯誤地撤銷總參謀長職務，任第五軍團參謀長。長征中，於1934年底重新擔任紅軍總參謀長，並兼任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1935年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在這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河。親率幹部團搶占皎平渡口，保證了部隊順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隊司令，與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為全軍開路。在進入大涼山時，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部隊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接著，率紅一師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會合後，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與朱德一起同張國燾分裂黨的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1937年9月底，率部挺進山西，以太行山為依託，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組織所部進行的夜襲陽明堡、設伏七亘村等著名戰斗，痛擊了日軍的侵略氣焰。1938年起，與政治委員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等組織指揮了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以及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冀南反十一路「掃盪」等戰役戰斗，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1940年，領導根據地軍民，在日偽軍控制的交通線上廣泛開展破襲戰。8月，指揮部隊參加著名的百團大戰，組織實施正太、榆（社）遼（縣）戰役，給侵華日軍以沉重打擊。在日偽軍加緊推行「囚籠政策」，分割和封鎖抗日根據地的嚴重形勢下，堅決執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針，積極組織正規軍、游擊隊和民兵相結合的游擊集團，並組建大量武裝工作隊，實行「敵進我進」，向敵占區、交通線廣泛出擊，粉碎了日偽軍頻繁的「蠶食」和殘酷的「掃盪」。同時多次反擊了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對根據地的進犯。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與鄧小平等領導根據地軍民實行生產自給，減租減息，精兵簡政，使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發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出席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返回晉冀魯豫根據地，領導全區軍民舉行對日本侵略軍的大反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冀魯豫軍區、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員。1945年9月起，與政治委員鄧小平率領所部反擊向解放區進攻的國民黨軍，指揮上黨戰役，一舉全殲閻錫山部十三個師；接著，又揮師東向，發起邯鄲戰役，殲敵兩個軍大部，爭取了一個軍起義。上黨、邯鄲戰役的勝利，創造了組織大兵團作戰和從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的成功經驗，粉碎了國民黨軍控制晉東南要地和打通平漢鐵路的企圖，鞏固了華北解放區，掩護了我軍在東北的戰略展開，同時有力地配合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在重慶同蔣介石的和平談判，對迫使蔣介石同意簽訂「雙十協定」、「停戰協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蔣介石焊然發動全面內戰。與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以大踏步進退的運動戰，十個月內連續組織了隴海、定陶、巨野、鄄南、滑縣、巨（野）金（鄉）魚（台）和豫北等戰役，殲滅和鉗制了大量敵軍，解放了大片地區，與其戰場互相配合挫敗了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
1947年6月底，根據黨中央關於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重大決策，與鄧小平率十萬大軍強渡黃河，挺進中原，實施中央突破，首先發起魯西南戰役，連續殲敵九個半旅，巧妙地調動和迷惑了敵人。隨後疾速揮師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深入敵腹心地區，威逼南京、武漢，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在遠離根據地、無後方作戰的困難條件下，依靠群眾，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敵人重兵圍攻。同年9月起，與出擊隴海線的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豫西的陳謝兵團密切協同，在江淮河漢之間大量殲滅敵人。經過十個多月的艱苦作戰，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國民黨軍陷於被動防禦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與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中原部隊進行規模巨大的淮海戰役，同徐淮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取得了殲敵五十五萬餘人的重大勝利。
1949年4月，參與指揮渡江戰役，並直接指揮第二野戰軍直出浙贛線，解放了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區。南京解放後，兼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市長。同年冬，與鄧小平一起指揮第二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一部，在賀龍指揮的第一野戰軍一部配合下進行了西南戰役，出色地執行了中央提出的遠距離迂迴包圍的作戰方針，拊敵側背，斷敵逃路，大量殲敵；同時通過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促成大批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率部起義和投誠，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放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軍民肅清匪患，恢復經濟，籌劃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為解放西南地區、鞏固西南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後又兼任政治委員。1954年起先後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1957年9月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9年後負責軍委戰略小組工作。一貫主張「治軍必先治校」，在軍事院校工作中堅持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指導教學和學術研究，在繼承和發揚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學習外國軍隊的先進經驗。組織了大規模的教材編寫和翻譯工作，親自撰寫、審定和翻譯了一批軍政教材。重視汲取各國現代軍事科學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訓練提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戰略的地位的領導人之一。在繼承和發揚解放軍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外軍先進經驗，為建立各軍兵種指揮院校，培養中高級幹部，推進現代化、中規劃革命軍隊的建設做出巨大努力。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博採古今中外軍事理論的精華，創造性地運用於中國革命戰爭實踐。在用兵作戰中講究實事求是，敵變我變，並將唯物辯證法引入軍事指揮，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辯證法。同時，對於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隊的教育訓練等均有豐富的論述，其軍事著作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出版。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軍事副主席。1982年後，由於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Ⅷ （劉伯承）
劉伯承，原名明昭，曾用名劉伯堅，年12月4日出生於四川開縣張家壩一戶貧苦農民家庭。1927年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任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歷任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中原軍區司令員、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訓練總監部部長等主要軍職。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朱德總司令曾稱譽他「在軍事理論上造詣很深，創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為國內不可多得的將才。」
在護國討袁的豐都之戰中，一顆子彈洞穿劉伯承的顱骨，從右眼射出。在重慶秘密治療，當一位德籍醫生給他作手術時，劉伯承為了保護大腦，拒絕用麻醉葯物。醫生用手術刀將他右眼球摘除，把眼球四周的壞肉一一割去，經受三個多小時手術，割了七十幾刀，旁邊的護理人員看得心驚膽戰，連資深的德籍外科醫生拿手術刀的手也禁不住發抖了，而劉伯承竟然一聲不吭，因而被主刀的德國大夫譽為「軍神」。
劉伯承的父親是個務農兼教私塾的「泥腿文人」，劉伯承先上私塾，讀過高小，後靠族親資助入縣城高等小學堂。十五歲時父亡家貧，劉伯承回家務農，還到鎮上賣字。1912年，他到重慶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辛亥革命爆發時，劉伯承已經十九歲，他參加了學生軍，次年入重慶陸軍將校學堂速成班，畢業之後被分到川軍第五師任司務長。護國戰爭爆發後，他又改任排長，由於作戰勇敢，他被火線提升為連長。
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戰爭中，任連長、旅參謀長、團長。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北伐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暫編第十五軍軍長。1927年參加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長。後留學蘇聯。1930年回國。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中央紅軍先遣隊司令，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軍大學副校長，中央援西軍司令員。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中原軍區司令員，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南京市市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