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彭家元的專家傳略
彭家元,四川省金堂縣人,生於1897年7月16日。父彭士勛,清末秀才,曾去日本宏文書院留學,返國後熱衷於興辦廠礦,企圖走實業救國發家之路,失敗後以教書為生。兄彭家珍早年考入成都武備學堂,1906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12年1月27日刺殺清宗室頑固派宗社黨魁首良弼成功,本人當場壯烈犧牲。由於此舉對促使清帝退位有功,由孫中山追贈為陸軍大將軍,其父由北洋政府聘為總統府顧問。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贈彭家珍為革命犧牲軍人。
彭家元在這既有封建文化深刻影響,又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熏沐的家庭中成長,加之家庭生活素來簡朴,養成了勤勞刻苦、奮進向上、生活嚴謹、善於獨立思考的品格。他自幼從父學習,1907年入私塾,1912年入成都高等農業學堂預科,1913年隨父入京,1914年考入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1918年畢業。在校期間,曾參加反對洪憲帝制、反對二十一條等愛國學生運動。1919年,以先烈彭家珍胞弟關系,獲四川公費留美名額。因公費被挪用,至1920年才籌得旅費赴美深造。先入威斯康星大學,1921年轉入伊利諾斯大學攻讀土壤肥料科學,1922年獲農學士學位。之後,又入衣阿華州立大學學習,1923年獲農學碩士學位。學習期間在農場、工廠、餐館、私人家庭打工,半工半讀,備嘗艱辛。畢業後在俄勒岡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1924年回國,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1926年南下,先任福建廈門集美農林學校教員兼教務主任,1928年應聘廣東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授兼農林化學系主任。他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工作認真負責,曾先後主講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微生物學、土壤改良學及土壤管理學等多門課程,所編《肥料學》一書於193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一本大學肥料學教科書。1937年他還與鄧植儀教授合編《土壤學》。該書為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材,也是全國早期編寫和出版的大學土壤學教科書之一。1929年他與鄧植儀教授共創「廣東土壤調查所」,兼任技正。該所是我國國內從事土壤調查較早的研究單位之一,在廣東中山、南海、三水等20多個縣進行土壤調查,出版土壤報告十餘冊,基本上查清了土壤類型、利用改良方式、生產問題及培肥途徑等,對該地區農業生產起了促進作用。
1934年,彭家元與鄧植儀、陳方濟教授等倡議成立了「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並與鄧植儀教授共同主編《土壤與肥料》(季刊)。
從1929年至1937年,彭家元在中山大學創辦的《農聲》雜志及《土壤與肥料》上發表了多篇有關土壤微生物的研究論文,如《土壤細菌對於礦物成分之變化》,在國內率先研究了細菌對土壤形成的作用,從而為土壤形成因素中的生物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證據。繼之探討了土壤微生物在生物小循環中的作用,發表了題為《石灰需要量與土壤細菌功用的關系》的論文。1936年,他在《土壤與肥料》上報道了黑油菌、白黴菌對廣東土壤的有效磷的轉化結果。其後同陳禹平一起發表了《廣東土壤中氮素固氮菌之分離研究》,這是我國研究固氮微生物最早的一批論文之一,對後來的研究者頗有啟迪。他引進國外土壤微生物的分離和接種技術,探討了土壤微生物與土壤肥力及植物營養的三邊關系,研究了土壤微生物類群的作用。這些論文都是探討土壤中的細菌、真菌對氮、磷、鉀元素的轉化作用,為我國細菌肥料的應用奠定了基礎,特別對固氮菌生態條件的研究和固氮菌分類很有參考價值,為國內初創。與此同時,彭家元與陳禹平還根據好熱性纖維分解菌的功能,研究了我國農村有機肥的堆制發酵方法,成功地富集培養了高溫纖維分解菌,定名為「元平菌」,發表了《元平式速成堆肥》一文,為我國農村積肥造肥、開辟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我國40年代在農業中推廣的新技術之一,為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貢獻。直至50年代中期,他還陸續發表了《關於高溫堆肥的我見》等論文。
彭家元在廣東中山大學工作期間,擔任土壤、肥料等課程的教學任務,同時主持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林化學系系務,並領導該系的科學研究工作,擔任土壤肥料第二研究室及土壤微生物研究室負責人,承擔了18個研究項目,均有論文發表,在教學、科學研究、著述及培養人才方面均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937年,彭家元因批評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不良作風而被解職後,接受武漢大學聘請任農學院教授。不久,日本侵略軍西侵,武漢形勢告急,乃於1938年初攜眷回川,被當時四川省稻麥改進所(後並入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楊允奎教授勸留成都,任該所技正兼農林化學系主任、農事試驗總場場長。1939年兼任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1941年任教授兼農藝系主任,1942年任教授兼農學院院長。
1940年8月1日,彭家元在成都四川大學化學館參與了「水土保持」一詞的創定。同年,在內江縣城西郊聖水寺建立了內江土壤研究室,隸屬四川省農業改進所農事試驗總場。該室針對四川盆地紫色土易受侵蝕的特點,對不同坡度、坡長、坡形以及不同作物種植覆蓋下的水土流失做了大量試驗研究,並相應提出優化的水土保持方法。這些工作對四川水土保持事業起了奠基和開拓作用。四川許多土壤工作者在成長過程中,或在該研究室負過責,或在該研究室蹲過點,或在該研究室工作過。
1946年秋,作為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的彭家元,在祝賀程復新、楊開渠、李超然三教授從事高等農業教育十周年的紀念專刊上以《農業、農學、農業教育》為題撰文,對國民政府的農業方針、政策、措施進行了抨擊,他寫道:「(政府的)重視農業只是表面文章,並未把農民的利益或生死存亡的事放在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農業存在的四大問題:「①農村凋敝,農民被剝削壓榨,誰真的為農民解除痛苦?②無論平時或戰時,出錢出力,直接或間接,幾乎完全取之於農,政府拿出什麼有力措施去改進農民生活和農業技術?③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勞苦功高的農民不但沒有稍微得到生活的改善,反而加上一些更重的痛苦,雖然政府舉辦有農貸,得到實惠的也許是有,恐怕不過萬分之一,有些地方根本未聽見過。④水旱災、飢荒、獸疫、蟲害,收成減少,靠天吃飯,誰替他們想辦法?」在敘述了中國農業比美國落後約一百年之後,指出:「中國提倡農學已有近40年歷史,至今仍不被重視,以為簡單不足道,並且不相信科學……,例如天旱不求預防或根本解決之途,而一般卻相信打醮、禁屠,甚至執政者亦附會其說。老百姓對於豬瘟、牛瘟、蟲害等只好聽天安命,認求神拜佛為不二法門,從未想到所謂農學。」最後,彭家元就當時我國高等農業教育的經費支絀、設備簡陋、缺乏實習場地、畢業生數量既少就業又困難等問題發表了意見。這里,不僅反映了40年代的農業、農學、農業教育的實況,也反映了彭家元的憂國憂民之心及推崇從事農業教育的教授們的淡泊自守、苦心孤詣的崇高品格。40多年後的今天,讀之猶感人肺腑。
1948年,彭家元因不滿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漆中權的不學無術、專橫跋扈,憤而辭去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的一切職務,集中精力於農業教育。
四川解放前夕,彭家元的在國民黨空軍中任中校且早已去台灣的兒子彭傳梁,曾懇求彭家元夫婦攜幼子彭傳誠一同去台灣,一切入境手續均已辦妥,只需購買去台北的飛機票即可。但彭家元堅決拒絕,他說:「我一生從事的事業在大陸,捨不得,即使去台,將來也會統一的,國民黨已經腐敗得無葯可救了……」;終於毅然留在成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彭家元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他以飽滿的熱情,充沛的精力投入農業教育工作中。50年代初期,川西區舉辦在職土壤肥料幹部短期培訓班,彭家元擔任主要的教學工作。他勉勵學員「要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對新生事物要敏感,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認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出優異成績。」
1950年2月,彭家元、侯光炯作為西南區的代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屆土壤肥料工作會議。
1952年秋,為了發展蘋果生產,建立商品蘋果基地,川西區農林廳組織四川大學農學院園藝系三年級師生對阿壩藏族自治州的宜蘋基地進行實地考察,特邀彭家元、何敬真兩位經驗豐富的老教授參加。彭家元抱著創建四川蘋果基地的厚望,殫精竭慮,就蘋果的土宜、氣候和發展前景,與何敬真教授多次磋商。又經師生們全面討論,一致認定茂汶蘋果色鮮、香濃、味美且耐貯藏,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一個理想的商品蘋果品種,值得籌建基地。川西區人民政府領導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建立了茂汶蘋果基地。迄今,經過近40年的發展,茂汶蘋果早已暢銷香港和國際市場,飲譽中外。在考察過程中,彭家元還在威州(今汶川)順道參觀考察了四川省水電廳設在威州的岷江上游水土保持實驗站,聽取了該站同志的詳細介紹,實地參觀了該站的實驗項目。他熱情地肯定了在岷江上游建立水土保持實驗站的必要性和工作項目的可行性,同時還對如何開展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具體建議。彭家元的音容笑貌,該站同志至今還記憶猶新。
1954年,中央在京舉辦「蘇聯威廉斯土壤學講習班」。學校領導考慮到彭家元年近花甲,旅途勞累且學習緊張,因而學習者名單中沒有他。但他不願失去這次難得的機會,親自去找四川大學首席軍事代表戴伯行,申述多種理由,堅決要求前往學習,終於如願以償。在學習班裡,他沒有專家架子,思想活躍,既虛心學習先進理論,又敢於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樂於與其他同志探討,因而收獲較大。
彭家元對於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理論脫離實際深有感觸,於是積極參加各種實踐活動,以改進教學內容。1953—1955年,他多次帶領學生在成都龍泉驛、眉山等地實習,住的地方簡陋,甚至與豬圈、牛棚一板之隔,彼此鼾聲呼應。但他毫不介意,反而認為別有情趣。實習中,往往天雨泥濘,路滑難行,為了免於摔跤,實習隊專門為他准備了滑竿,但他堅決不坐,堅持與學生一道跋山涉水,說是為了鍛煉的需要,即使摔上幾跤,也是值得的。
1956年,四川大學農學院由成都遷往雅安獨立建院。四川農學院建立了山地農業研究機構,並號召廣大教師要面向山區,面向農業生產,為農業作貢獻。彭家元不顧年老,親自率領土壤農化教研組部分教師徒步翻越二郎山,考察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一路上,他帶領大家看土壤,打土鑽,訪農民,分析化驗,飢食干糧,夜宿道班,歌聲笑語,興味盎然。在跨越過程中,由於山陡路滑,彭家元摔了一跤,頭部和肘部多處擦傷,滲血不止,但他敷葯後仍堅持考察,有說有笑,若無其事。
1956—1957年,他帶領土壤農化教研組的青年教師多次考察學校農場的土壤,對深腳爛泥田提出改良意見。1958—1959年學校批准實施。經過改造,過去難以利用的土地,當年就種上旱作物和水稻,以後成為學校農場的基本農田,為教學、科研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彭家元一貫關心青年教師,獎掖後進,熱情幫助他們健康成長。1952年暑假,全國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四川大學農學院的農業化學系調入重慶西南農學院,本校僅保留一個土壤耕作教研組。此時土壤學和肥料學的專業基礎課師資短缺,學校臨時抽調擔任化學課的年輕教師劉守恆支援,並立即走馬上任擔任土壤學、肥料學兩門課程的實驗指導。劉感到業務不熟,相當緊張。彭家元發覺後,與劉親切談話,多方鼓勵,並對實驗要求、內容和操作技術等詳加講解。學生實驗時,彭家元親自到實驗室解答疑難問題,一點沒有教授架子。不久,教研組新調來三位助教擔任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微生物學的實驗指導工作。當時實驗資料缺乏,彭家元拿出自己保存的國外資料供實驗參考,並耐心輔導,不僅完成了教學任務,還培養了業條骨幹。年輕教師感到他毫無架子,平易近人,願意接近他,有問題就向他請教,他總是有問必答。遇到一時弄不清的問題,他決不隨意解釋,而是立即查閱資料,直至搞清楚以後才予以解答。彭家元對青年教師的培養無微不至,大公無私,有求必應。他心胸開朗,豁達大度,毫無架子,樂於助人,為他的助手學生所永遠懷念。
彭家元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始終堅持用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客觀事物。在對待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國化學家,現代農業化學的奠基人之一)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他在1963年四川農學院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關於李比希功過評價」的發言,充分肯定李比希學說正確的一面和他所起的巨大作用,並指出李比希的不足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和科學水平的局限。這個觀點已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彭家元對不符合科學的提法和作法,敢於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見。他常在課堂上講,深耕要適度,不是越深越好,決不能搞什麼「深耕深耕,茅廁坑坑」(指深耕的深度達到農民茅廁那樣的深度)。對於不注意人畜糞尿管理,任意將其排入江河的現象也很不滿意,批評說,這樣就成了「秈江者,大糞之江也」(秈江是彭家元任教的四川農學院附近的一條小河)。對農民「砍火地」(即原始的刀耕火種農業)也很不贊成,不但在課堂上向學生闡述其危害性,還在省政協會議上作了專題發言,呼籲大家都來制止這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破壞自然的行為,告誡人們要警惕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1958年「大躍進」期間,一些報刊違背自然規律,肆意宣揚什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要給山剃頭,要給地刮臉」等破壞生態平衡的口號。彭家元清醒地認識到這樣必將造成水土流失,從而導致「山上開荒,平地遭殃」,「山上矮一寸,平地高一尺」等惡性循環。他以省政協委員的身份,多次向中共雅安地委、雅安行政專員公署的領導同志反映他的不同看法,殷切地希望雅安不要這樣學,才能保持雅安青山綠水的優良環境。對全民大辦鋼鐵、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等,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都反映了彭家元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優秀品質。
彭家元有幾十年的教學經驗,是知名教授,但在教學中總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認真備課,認真講課,認真輔導學生。年輕教師平時去他家時,總是看見他在備課,修改講稿,甚至春節期間也不肯稍事休息,抓緊時間,查閱資料,豐富講稿,為下學期開課作好一切准備。
彭家元不僅對年輕教師和學生關心愛護,嚴格要求,對子女也是毫不例外。他共有五個兒子,分別取名為彭傳棟、梁、正、直、誠,寓意於希望兒子成為國家棟梁,並且為人正直誠懇。他對子女希望殷切,經常按照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對青年的要求來要求他們。他針對當時一些青年不願去艱苦地區工作的情況說:「黨和人民培養了你們,如果艱苦的地方都不願意去,那誰去建設?」他以身作則,他的三個兒子(老大早逝,老二去台)大學畢業後都分別去了西藏、甘肅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龍縣,另一個撫養的女兒也分到雅安地區最邊遠的石棉縣工作,結果倆老年逾花甲,身邊一個子女也沒有留下。
彭家元夫人王菊逸女士與彭家元同歲,早年就讀於私塾,後在女子師范上學兩年,與彭家元結婚後,感情彌篤。她為了彭家元的事業,承擔了全部家務勞動和撫養子女的重任,使彭家元能夠集中精力於科學研究和農業教育,而無後顧之憂。幾十年的朝夕相處,甘苦與共,使他們相濡以沫,相依為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家元被誣陷為「反動學術權威」,並強加許多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長時間的批判斗爭、人身侮辱和肆意毆打,身心受到極度摧殘,1966年9月3日與夫人一起自盡,夫人遇救,彭家元含冤逝世,終年69歲。
1978年6月14日,中共四川農學院委員會為彭家元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78年12月16日在全校范圍內為彭家元舉行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大家深深地懷念這位為我國土壤肥料科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土壤肥料學家、農業教育家和土壤肥料學界的先驅和開拓者彭家元教授。
㈡ 牛春山的人生經歷
大學畢業後,牛春山立志獻身教育事業,決心為振興我國的林業科學培養人才。他先在廣州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任技助,後於山東臨沂鄉村師范和江蘇(今安徽)蕭縣師范當教員。1933年7月間,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在「開發西北」的口號下,立志振興陝西,廣為招賢納士,欲從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的畢業生中,為陝西第一農業職業學校招聘教員。牛春山聞訊,喜出望外,隻身投奔陝西,被聘為該校林科教員兼農場主任。從此,他正式登上了林業教育講壇。1934年起任西北農林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森林科教員兼主任。1944年任甘肅天水西北公路局專員兼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技正。1945年任蘭州西北農業專科學校森林科教授兼主任。1950年起在武功西北農學院林學系(1980年改稱西北林學院)任教授至今。1950—1967年任西北農學院林學系系主任,主持系務十餘年。結合教學與科研,曾編著《陝西楊樹》;編寫的另兩部書稿《陝西樹木志》和《中國森林地理》正在付梓中;目前正從事《中國重要樹種特性》的編撰工作。
在時局混亂的年代裡,牛春山恪守「小樓一統」的信條,孜孜不倦,埋頭苦學。他堅信「師傅不明,徒弟拙」的道理,認為一個教師倘若自己不學無術,要教好學生是困難的,因此他常稱頌他的老師陳嶸,堪稱一代宗師,知識淵博,學貫中西,從不懈怠學習,恰如魯迅說的那樣,陳嶸也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牛春山大有先師治學的遺風。他博覽群書,刻苦鑽研,處處認真,一絲不苟,即使在百忙中仍抽時間學習拉丁文和其它外文。牛春山視時間為生命,從不虛度光陰,也從不無端空耗別人的時間,工作效率很高。他學而不厭,人們給他冠以貶意的綽號「書獃子」,其實他是追求學問的書迷。1938年,時局驟變,他教的27級(民國27年)學生,大部分投奔延安,之後紛紛給牛春山寫信,宣傳革命主張。但信件全部被當時武功縣國民黨特務機構截住。因此牛春山被當成共產黨嫌疑犯,要加以逮捕。經教務長齊敬鑫、總務長陳家珍出面再三解釋和擔保,才得以倖免。
牛春山說,人的生命有限,而新東西層出不窮,應該活到老,學到老,不能借口年老而不學習。他雖已86歲高齡,每天還給自己規定了幾個小時的學習時間。英國R.佔德(G0od)著的《顯花植物地理》是世界名著,長達57萬余言,被他列為精讀書目,已讀了好幾遍,上面劃滿了各種符號。由於該書漢譯本錯誤不少,並缺好多圖表,因此他四處託人買英文原版。牛春山讀書特別認真,善於質疑,追本溯源,什麼問題都非弄個明白不可。1986年9月,學院領導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時,他說:「像我這樣大年齡的人,不敢說有什麼打算,將來實現不了,不是向組織說了空話嗎?我認為我應該坐下來好好讀些書。過去教書,寫書,支出的多,收入的少,收支不平衡,現在想增加點收入,就是多讀書,一方面充實自己,進行知識更新,一方面可以檢驗我過去寫的東西是否正確。」
牛春山學而不厭,目的是為了更多的輸出,教好學生。他說:「教師要給學生一碗水,自己必須具有一桶水。」學生們都有這樣的感覺,無論什麼時候去向牛春山請教問題,都能得到圓滿的解答。凡是沒有把握的問題,牛春山寧可暫不作答,也不虛誑學生一語。待學生走後,他尋找答案,弄個水落石出,再去找學生回答。
牛春山最感興趣的是和同學探討業務,最討厭的是海闊天空的閑聊和搬弄是非。所以他不但授人以知識,而且誨人以道德。他有個習慣,凡是來請教或交談問題的人都百問不厭,能讓你乘興而來,滿意而歸。如果在他面前說長道短,搬弄是非,他立即眯縫起眼睛,無精打采,表現不願意再聽下去的厭煩心情。
在教育思想方面,牛春山一貫主張驗證重於講授,理論聯系實際,教學結合生產。他講授樹木學和森林地理兩門課程,既重視課堂講授,又注重實驗實習,以培養在品德上和業務上過硬的技術幹部為目標。
樹木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如果從理論到理論,學生不但聽起來枯燥,而且不會有多少實際收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牛春山向學校建議,在秦嶺寧陝縣建設火地塘教學實驗林場,在校內建立標本室和實驗室,在學校附近設立林業試驗站和樹木園(樹木園毀於「文化大革命」之中)。這些積極的建議,都被學校採納並付諸實施。學校的標本室就是他一手搞起來的,從而解決了教學實習實驗的種種問題。為了更新知識,補充教材內容,常講常新,牛春山利用學校放假的機會,親赴甘肅、寧夏、江蘇、廣東等省(區)作森林調查、採集標本。僅在陝西他就二上巴山、四登太白,去陝北風沙區親自作調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資料,更新了教學內容。他深深地體會到:一個教師只教書,不搞實際調查研究,書是教不好的。牛春山在調查的同時,有目的地和生產單位聯系,了解畢業學生的工作情況,包括政治和業務兩個方面,然後用反饋得到的信息改進教學。所以他總結出「多採集、多解剖、多鑒定」的「三多」教學經驗,從根本上改變了教學脫離實際的狀況。
牛春山講課生動有趣。如講授枯燥難講的樹木學時,常用一些形象生動的比喻說明某個樹種的生物學特性,寓趣味於知識之中,便於學生記憶。牛春山的不少學生回憶起幾十年前老師講課的生動形象,仍言猶在耳,記憶猶新。
牛春山勤於實踐,深入調查研究,足跡遍布省內外,風餐露宿,歷盡艱辛,恰如他的一首詩所寫的:「一生足跡遍秦嶺,多次採集南山中,爬山越嶺鑽叢林,山人皆呼太白通。」
教師的天職就是教書育人,其舉止言行,無不給學生以影響。牛春山給學生的印象是對自己要求特別嚴格,凡要求學生說到做到的,他首先說到做到,一絲不苟。學生們說:「不知是什麼緣故,牛老師特別令人尊敬,細究起來,恐怕還是他能說到做到,言行一致,他要求學生背誦樹木的學名,誰也別想矇混過去,因為他首先能把所教的樹木學名背得爛熟。」
牛春山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規律,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受到影響的。他從家到圖書館到辦公室路線是固定的,即使茶餘飯後散步,路線也是固定的。由於他經常踩踏,一條固定的小道形成了。師生們風趣地稱這條小路為「春山路」。有的學生用牛春山走路的時間來對表,說牛老師每天經過某處時是幾點幾分,一對,不差上下,可見他的生活象鍾表一樣的有規律。幾十年來,不管是寒冬酷暑,還是急風暴雨,他都提前十分鍾到達辦公室,打掃庭院,等其他人上班來時,他已端坐在位,專心工作了。
牛春山和學生上山採集標本,總是身先士卒,置個人安危於不顧。1950年,牛春山和學生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組織的秦嶺森林調查時,沿路有國民黨軍隊南逃時埋設的地雷,經常有人不慎被炸死。牛春山帶領十幾個人,毅然前往。為了盡量避免傷亡,牛春山當時規定了兩條:一是把距離拉大,即使不慎踩上雷,傷亡也小;二是他走在最前面,小心翼翼地邁著步子,讓後邊的人踩著他的腳印走,就這樣慢慢地摸到了山頂,無一人傷亡,順利地完成了採集任務。
在探討學術思想中,牛春山說:「我一貫主張走自己的路。可以借鑒國外,但必須立足國內,特別注意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科學研究要創新,既要創新,又要遵守自然規律;既要攀登科學高峰,又要不畏艱難險阻,這既需要有比較廣泛的科學基礎,又要有一定的專攻方向,沒有廣泛基礎,專業難以長進,這就是由綜合到專業。」牛春山正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幾十年如一日的奮斗,終於成為我國樹木學界的著名專家。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牛春山在開始工作時,就基本確立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所以他一直圍繞主攻方向博覽群書、收集材料。他說:「搞科學研究要『未雨綢繆』,不能『臨渴掘井』。正如魯迅說的『倉促沒有話說,怪你平時不想』。所以一個科學工作者必須趁早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研究方向就知道搜集什麼資料,鑽研業務也就有了明確的目標,這樣可以不走彎路或少走彎路。」牛春山給自己確定的研究方向是編寫《中國森林地理》。森林地理是林業科學中集理論性、綜合性於一身的一門學科,它涉及樹木學、森林學、森林經營學、植物生態學、植物地理學、歷史植物地理學和地質學、氣候學、土壤學、地貌學等多種學科,這也是人們少有問津的原因。牛春山方向既定,就堅定不移地要攻下這個難關。1956—1961年,他對自己編寫的《樹木學講義》教材不斷補充更新,增加了森林地理的內容。當時提倡開選修課,牛春山身為系主任,帶頭開了「森林地理學」課。歷時30多年,《中國森林地理》終於脫稿。由此可以看出他始終圍繞森林地理閱讀、積累,以至成書。
為了完成這部理論專著,牛春山廢寢忘食,除廣泛閱讀有關學科的書籍外,還將1986年以前國內外有關期刊一一翻閱,作了5309張文摘卡片,其中樹木分類2620張,森林地理1368張,還有果樹、野生植物資源、古樹檔案等。牛春山珍惜地把它們裝在80個卡片盒子里。「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卡片被視為黑材料。他被揪斗遊街時,人們就把卡片用鐵絲串起來掛在他的脖子上。游罷街,牛春山顧不得休息喘氣,便急忙四處尋找丟失的卡片,然後把它們重新珍藏起來。
牛春山最忌者是理論脫離實際。他每從事一件工作,都要考察它的實際應用價值。他寫的《太白山森林調查報告》、《陝西樹木志簡易本》和《陝西楊樹》都是密切結合實際的內容,對陝西的營林生產起了很大促進作用。
《太白山森林調查報告》發表於1938年。當時,科學研究尚未開展,秦嶺、太白山還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牛春山用40多天時間,穿林越澗,弄清了太白山植物的垂直分布帶,給陝西林業的教學、生產、科研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陝西樹木志簡易本》,實際就是從《樹木志》中抽出的一個較詳細的「檢索表」。1950年,西北農林部在組織秦嶺北坡森林調查的時候,急需這本資料來解決樹木鑒定問題,因而將該書復印。牛春山把其中主要的別名特徵等刪去,僅列檢索表和分布兩項。它的實用價值和歷史作用是很大的。
《陝西楊樹》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寫成的。當時國內學術思想混亂。在國外,楊樹分類尚屬老大難問題,因為搞植物分類的人不搞栽培或雜交育種,搞楊樹生產的人又多不搞分類。更因雜交關系,樹木名稱混亂,形態雖然極相似,但有區別,鑒定極為困難。此時適逢我國大量引進外國雜種楊樹,你叫你的名,我叫我的名,誰對誰錯,莫衷一是,因而造成生產中的一大難題。為了理清頭緒,正本清源,牛春山主持編寫了《陝西楊樹》,解決了楊樹分類一大難題。象這樣系統全面的雜種楊樹分類的書籍,在美、蘇、英等先進國家還不曾見到。
《中國森林地理》的成書過程,更體現了牛春山理論聯系實際的學術思想。為使這本書更有價值,他考慮到實際中的方方面面:(1)採取什麼方式,才能對林業生產起到理論指導作用。所以,在編寫過程中,除加強理論和實際敘述外,還在每區特寫一節「營林方向」,一方面貫徹中央有關林業的政策法規,一方面聯系地區實際貫徹理論指導生產的方針。(2)教學科研亟需的東西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教學上特別是培養研究生沒有教材;搞科學研究,苦於找不到資料;林業生產上對樹木特性認識不足等。為此,牛春山對其所用的參考文獻按地區(共分7區10亞區)按年代列出,查找極為方便;為了營林生產的需要,除介紹64種樹木特性外,還在內容方面力求找出規律性的東西,提出存在的問題和各家的看法以及他個人的觀點和如何解決等,使讀者便於鑒別和分析。(3)讀者的需要和方便。牛春山在書中引用的資料較多,如樹木學名就有6020個,涉及的范圍很廣。為使教師備課或搞科研查找資料節省時間,在編寫過程中遇到疑難或生僻名詞,總是盡可能加「編者注」以解釋清楚。
幾十年的教書生涯,使牛春山養成了嚴謹治學的好作風。做學問,他一貫主張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能添油加醋,無知妄說,還要善於質疑,敢於提出不同看法,從不人雲亦雲。
他在主編《陝西楊樹》一書時,為了弄清15A楊樹的來龍去脈,攜同有關人員,到全國許多地方實地考察,廣泛搜集資料,花費了大量時間和心血,但還是沒有弄清楚。當時有人主張下結論,說反正別人也搞不清,我們說了別人就會依從。牛春山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搞不清就搞不清,我們可以把問題提出來,供別人研究時參考,我們決不能無知妄說,讓人貽笑。」後來有人發表論文,在根據很不充足的情況下,給15A楊樹斷然下了定義。有的同志就埋怨牛春山太謹慎,沒有捷足先登。牛春山說:「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應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科學上,千萬不可虛逛一語。」
牛春山治學嚴謹還表現在堅持真理的堅定態度上,他不唯上,不唯名,誰說的正確就依從誰。《中國森林地理》一書中關於東北的分區,全國幾位名家和一位日本專家各抒己見,頗有分歧。牛春山經過推敲分析,結果大膽採用了東北林學院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姓趙的青年人的意見。這位青年人和幾位名家意見不同,用自己實際勘察植物的分布狀況劃了線。牛春山認為這位青年人的意見正確,符合自然規律,和自己的看法一致,所以就採用了。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幾句詩可作為牛春山形象的寫照。眼下,他不顧年高體弱,正爭分奪秒地整理長期收集的資料,努力完成他的另一部專著《中國重要樹種特性》,為中國林業科學的進步繼續做出貢獻。
㈢ 如何有效挖掘鄉土教學資源,創新課堂教學
《歷史與社會課程標准(二)》要求:教師要善於發掘和利用本地特有的鄉土教育資源。教學要從學生的經驗和體驗出發,密切知識與生活的聯系。引導學生不斷深入地觀察和體驗真實的社會生活,在實際中發現問題,並綜合地運用各種知識去解決問題,提高對社會的認知能力。陶行知先生曾說過:「在生活里找教育,為生活而教育」。因此,老師應充分利用鄉土資源。擷取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引發學生的直覺體驗,讓教育回歸真實的生活,激活課堂教學。
鄉土知識的涵蓋面和涉及面是十分廣泛的,它包括自然地理資源,人文歷史資源和社會發展資源等。具體而言,就是指我們的出生,成長的地方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觀、文物古跡、地名沿革、歷史跡遷、社會發展以及民間藝術、民俗風情、名人物事、語言文化等。那麼,在教學實踐中,怎樣將鄉土資源有機地融進課堂中呢?在這里,筆者對自己近幾來的教學試作些粗糙整理,以便起到拋磚引玉之效。
一、巧取鄉土生活,搭建問題探究平台
1、所謂「問題探究」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問題情境的支持下,師生從提供背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交流成果等幾個方面來組織和實施教學的一類教學范型。該教學模式的實質是在教學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使學生參與和體驗知識,技能由未知到已知或由不掌握到掌握的過程,並在這一過程中激發和培養學生的獨立探究能力。從而達到對知識真正理解的黨學習產目標。《歷史課程標准》特別強調,在歷史課程內容的改革方面,必須要「避免專業化、成人化傾向,不刻意追求歷史學科體系的完整性,減少艱深的歷史理論和概念,增加貼近生活,貼近社會的內容」,以助於學生的終身學習。由此可見,我們在歷史教學中,尤其在初中階段,就應降低理論強度,充分開發利用富有生活氣息的豐富的鄉土,甚至家族的歷史課程資源。
例如我在執教西周的「禮樂文明制度的確定「為了能讓學生更好的理解與掌握宗法制,我給學生一個表格材料:
問:如果這家主人要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傳下去,誰最有可能繼承?並說明理由。結果沒有幾個學生回答。在課後反思時我也作了調查,主要原因出在學生對這個材料不理解,超出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其實就是沒有搭建好給學生探究的平台。那麼,我在另外一個班級執教時就選取了學校附近幾個村居的宗詞照片,學生很快就認到了自己的宗詞,然後我就進一步解釋嫡長子世襲制的原則,最後出示上述探究的表格材料,學生回答的正確率就很高了。又如九年級教材中的「改革與開放的時代」中有一個專探究,它他為三個內容:有感於深圳速度和浦東巨變、有感於生活用品的變化、有感於休閑方式的變化。如果教材內容而探究,我想教學效果如何很難說好。因為教材所選取的例子雖然典型都遠離學生的生活經驗,脫離學生的感性認識。所以我對這一專題探究稍作改動,將課題命名為「戲說生活,漫畫經濟」。課前我先發給學生這樣的一個學習提綱:第一自我衡量調查家鄉的生活看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縱向比較,調查三十年前長輩們中學時代的生活並與你自己生活作比較看經濟發展水平;第三橫向比較,通過上網,比較去年蒼南縣城、你所在的鄉村、五鳳鄉三個區域人均收入看經濟發展水平,這個學習提綱基於學生實際和對長輩們的調查所得,在課堂學生異常活躍,你言我語。這不僅讓學生學會了用實例說明改革開放的成果,又聯系了思想品德課中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所以適當地選取鄉土資源,為探究搭建平台,學生既有內容可講,又能探究出一個所以然來。
二、巧借地域景觀,增強社會實踐能力、
《歷史與社會》綜合探究課的目的是「嘗試從不同的角度」,綜合多種知識探究社會問題,提高參與社會、實踐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要使探究課達到課程標準的目標要求,必須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體現「綜合性」、「探究性」、「活動性」和「社會性「,實現課堂從」歷史「到」社會「的回歸,這樣要求我們的課堂和活動關注學生的發展,關注生活的體驗和社會的回歸。鄉土資源的開發利用,可以為發展學生的能力提供良好的條件。以七年級上冊為例,該冊教材中的綜合探究課都是圍繞人類是生產與生活環境探究設計的,加上整個課程的設計基於生活、基於案例、基於問題的呈現方式,綜合活動課的探究自然成為了學生鄉土自然資源的探究。那麼怎樣在七年級上冊的綜合探究課中開發家鄉的自然環境資源呢?
第一課「生活在社區「和綜合探究一」從地圖上獲取信息「的教學中,我便引導學生在學會繪制平面圖的基礎上,繪制社區圖,明確自己家在本村中社區中的位置,然後按社區分組,讓同一社區的同學一起繪制自己社區所在鄉鎮版圖中的位置,然後進行輔導糾正。全班同學一起繪制家鄉鄉鎮的行政平面圖,最後查找鄉鎮在溫州市的位置和溫州市在全國的位置。用四幅圖呈現了四級家鄉——社區、鄉鎮、溫州、中國。在講七下「我是社會小主人」這一課時,我設計了一個調查題目《橫陽支江污染狀況調查》(橫陽支江是蒼南縣的母親河),我把全班學生分成兩組,一組是本地學生,讓他們回家向長輩們了解這條河過去的狀況,並收集有關的資料,另一組是外省縣的學生,讓他們進行戶外考察活動,沿著這條河兩岸進行觀察、訪問。然後結合兩組同學的精華,寫調查報告及整理治療,最後進行團隊活動,組織志願者課余時間撿垃圾。這樣既落實了教學內容,靈活的適用開發了鄉土資源,又讓學生嘗試了如何行便監督權,真正體會到「 是社會小主人」的感覺,使鄉土資源教材想到補充,相得益彰,交相輝映,同使也增強了學生社會實踐能力。
三、巧挖民風民俗,滲透傳統文化教育
教育家誇美紐斯說:「興趣里創造一個觀樂和光明的教學途徑之一」。把學生帶入思維的興趣之門,可以調動他們學習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與社會學科教學中引入鄉土資源,能夠激活學生思維,激發學生興趣,營造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也使教學內容更加具體、豐富與親切。例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課,為了更加清晰的闡明南北自然差異和人文差異,我有意識地讓學生課前收集家鄉的氣質、土壤、河流水文特點、典型動植物、農作物耕作制度、房屋結構、水陸交通、飲食及過年習俗等,並將其製成表格,我在備課時也製作好了一張關於北方自然環境和人文特點的表格,並且收集了幾組圖片和flash。在上課時,我先讓學生觀察幻燈片再填寫表格,然後將「北方的表格」與課前製作好的表格進行比對,最後我與學生一起歸類總結。在課堂中,學生學習熱情高漲,從學生的信息反饋來分析,這樣的設計到達教學目標和學習目標。又如在九年級《世界遺產在中國》一目中涉及到「非特文化遺產」。在教學時,我給學生播放了「溫州鼓詞」和「賣技」的視頻,還給學生展示了溫州米塑藝術和窗花紙幾組圖片。課堂中學生時不時地發出了「哇」驚嘆聲和指指點點聲,在課後我給學生布置了向長輩的了解關於「賣技」和「米塑」這兩種文化。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有個學生拿了一本手抄的賣技書給我,還說他父親曾經唱過多年賣技,發現書中有許多錯別字,要求我給予更改。在教學中,巧妙地挖掘鄉土資源,不僅拉近了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學生信感親切,還促進了學生對溫州曲藝和藝術所蘊含的意義有了更深的了解。
四、巧引名人偉績,提升綜合人文素養
人文素養即人文方面的素質與修養,亦稱人文素質。一般把人文素養定位於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一是指掌握語言、文學、歷史、哲學『音樂、美術等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程度,二是指依靠社會學科的基礎知識,結合生活實際,通過內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態度、價值觀、自由、自覺、批判及超越精神,對人生意義與價值判斷和思考。第二層次就是我們常說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識性的東西只有在人文精神的層次價值才能復活。由此可見,人文素養為人文知識和人文精神兩個方面,人文知識體現在具體的學科知識之中,而人文精神則蘊涵在人文知識之中,需要我們在學習人文知識的過程中通過思維、概括、提煉出人文的精神。人文素養關鍵在於塑造人文精神。
鄉土知識在塑造公民修養方面有著自己獨特的語言功能。一個人在認識上是先熟悉家人乃至家鄉,再逐步擴大到了解國家。正如蘇霍姆林斯斟說的:「學生熱愛祖國的感情是從愛家庭、愛學校、愛集體農庄、愛工廠、愛法國語言開始的。他從直接表達愛家庭、愛學校、愛家鄉的感情,逐漸過渡到認識吏加深刻的社會關系。從理性上認知祖國的概念。」德國著名的教育家基普郎格曾經說過:「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的知識,而是要把人的創造力量誘導出來,將生命感、價值感喚醒」。在教學中引用本鄉土的名人秩事,能使學生認識自己的先輩對家鄉、對祖國的貢獻,能隱妥到家鄉人民辛勤勞動和英勇斗爭的業績,進一步體會到家鄉的可愛和祖國的偉大。八年級教材中涉及的「盛世文化」,我就給學生補充了東晉謝靈運的作品,在執教「文人的世界」我也給學生補充了南宋時的永嘉學派和王十朋的相關史實以及他那幅寫在溫州甌江江心寺的絕妙對聯: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水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這樣,讓學生了解到了我們溫州家鄉的歷史文化。在歷史的不同時期曾現過燦爛的歷史,也留給了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學生感悟家鄉古老的文化同時也感受到了祖國那博大精深和光輝燦爛的古典文化。還有八年級下冊有一題目「從此伐戰爭到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我利用雙休日組織學生到學校附近的雲岩鄉革命老根據地紀念館——仰英亭參觀,要求生向紀念館的負責人訪問有關革命烈士的事跡,以便在課堂內作發言交流。在課內,有些學生講述林平海的事跡,有些學生講述王屏周的事跡。這樣就能使學生深刻體會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時代,也對當時毛澤東同志創建農村根據地的進一步理解。通過引用家鄉的名人偉績,讓學生體會到革命先驅的生存艱難,意識到今天幸福生活來之不易,要學會好好珍惜和把握。從而激發了學生戰勝困難,度過逆境的勇氣和力量,培養自己奮發進取的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對家鄉的驕傲感。這難道不比那些以空泛的「政治化」或「祖國化」為口號,以古才能的民族英雄,偉人事跡為教材,蒼白無力的愛國主義教育顯得更加豐厚有力。由此可見,鄉土資源不僅是樹立學生健康向上人生觀的催化劑,還是滲透愛國主義教育的「活化石」。
綜上所述,將鄉土資源適當地運用,整合到歷史與社會課教學中,幫助學生選擇他們感興趣的學習內容和方式,能讓學生探究歷史與社會的興趣,增強社會實踐能力,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達到傳道、授業,解惑之功效。當然,將鄉土資源整合到教學中,要盡量避免濫選濫用,避免將與社會教學演變成了地方課程教學。
㈣ 地理教學評價
一、看目標把握
1.教學目標要明確、適當,要符合課程標准和教材的要求。
教學目標是否明確,教學要求是否符合課程課程標准和學生的學習基礎,是衡量一節地理課成功與否的首要標志。教學目標決定著授課的方向,貫穿著全課的始終,全課教學活動的安排都要為實現教學目標服務,圍繞教學目標進行。教學目標包括知識目標、能力目標和情感目標三個方面,新的地理課程標准對教材每一部分的教學活動均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要求。所以教師在備課中首先要認真閱讀本部分教材的課程標准,仔細地體會課程標准要求的內涵實質。教師在教學時既不要嚴重超標,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也不要達不到課程標準的要求,造成學生知識的缺漏和能力的降低。
2.教學要求要適當,要切合學生實際,體現因材施教原則。
教師要充分考慮本班學生的實際知識和能力水平,確定教學要求。學生素質好,要求可適當高些;學生基礎差,要求可適當降低,同時要兼顧優秀學生和學習能力較差的學生,做到因材施教,使每個學生在不同起點上都有收獲和提高。這也是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根本區別。
二、看課堂結構
1.教材梳理要自然順暢、系統條理。
教師對一節課教材的把握梳理是一節課教學成功的關鍵所在和重要前提,教師對教材的梳理要做到系統、清晰、條理、順暢、以綱帶目。重點難點把握准確,難易知識處理得當,重點問題拓展到位,教學用語科學准確。這一要求也是最能體現一個教師專業基礎是否扎實、備課工作是否充分的重要環節。
在新的教學形勢下,學生手中的教材只是教師進行課堂教學活動的重要素材,課程標准要求教師要靈活的運用和使用教材。教師在備課過程中一方面要認真地分析本部分教材的知識體系,同時要適當地的查閱與本節知識相關連的一些資料信息,在此基礎上力求對本節教學內容找到一條即便於知識要點的串連,又感覺整個教學過程自然順暢的「線」,最後再將本節課的知識點以及教師感覺有必要補充的素材和信息恰當的穿插到這條線的主幹或分支當中,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這就要求教師要根據自己梳理設計的需要大膽地對教材進行合理的調整、搬遷、增減。即依教材又不拘泥於教材,在新課標教材內容編排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情況下更需要教師注意此點。這也是每一個負責任教師備課工作中付出精力較大的環節之一。那種完全依據教材順序照本宣科、機械敘述、知識點堆砌的課堂教學根本談不上什麼備課,更難談什麼教學效果。
2.教學過程要突出重點、突破難點、抓住關鍵。
教材是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的主要依據,但在使用教材時,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一節好課應該做到主次分明、重點突出、難點化易、抓住關鍵。
對重點內容,要做到重點處理、練習要充分、拓展要到位,使學生對重點知識掌握得准確、牢固、熟練。
對難點知識,要根據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和生活經歷,列舉實例,深入淺出地加以說明,充分聯系學生已有的知識進行分析和推理,利用形象、生動的比喻把學生難於理解的知識簡化、易化。
抓住關鍵是指對理解和掌握本章、本節知識起決定作用的知識點,教師要在講解、分析、比較的基礎上,讓學生確實理解其地理意義,明確掌握關鍵對建立知識間聯系有著重要的作用。
3.要注意地理「三維目標」要求的有機結合。
地理知識教育是地理能力培養、思想情感教育的基礎,地理能力的發展、情感品德的提高,也能促進地理知識的學習。輕視地理能力培養、情感思想教育的課堂教學和脫離教學內容的空洞說教都不符合現代教育要求。成功的地理課堂教學,是寓能力的培養於探求知識的過程中,寓思想教育於地理知識教育和能力培養之中。特別需要一提的是這里的地理能力是指學生的自學閱讀、提取信息,理解分析、處理應用等多方面的一種綜合能力,在許多教師的課堂教學中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4.教學環節要安排合理、過渡自然、銜接緊密。
教學過程是教學各個環節(包括導入、講授、活動、互動、反饋、總結等)連續活動的整體,是實現地理教學目標最重要的途徑。教學過程的優劣,各環節時間分配是否合理,過渡是否自然流暢,銜接是否緊密,直接影響地理教學任務的完成。教師只有精心設計教學環節,並進行巧妙的「鏈接」,合理選擇教學過渡語言,才能收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否則容易引起教學上的隨意性,出現思路混亂,知識堆積現象,直接影響教學效果。
三、看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要靈活多樣
首先要能根據具體的教學目的、教學內容、學生水平和教師特長擇優選用教法,並能根據課堂不同階段教學內容的需要,以一種方法為主,合理地將幾種方法組合在一起,課堂氣氛顯得活潑而生機,使整個教學過程處於一種良好狀態。其次,要實行啟發式教學,廢止注入式教學,充分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和創造能力。不管哪種教學方法,都可用是否有「啟發性」這個總思路去衡量之。
2.重視直觀教學,合理選擇教具和其它教學輔助設備
教師應能充分利用學校現有設備,並盡量自製一些簡單的教具,加強地理課的直觀教學,幫助學生增加感性認識,發展形象思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
3.重視學法指導
教師不僅要教給學生以知識,更要培養學生求得知識的能力,教師要注意寓學法指導於教學過程中。在講述具體地理知識的同時,注意指導學生如何閱讀教材,如何記筆記,如何記憶和回答問題,如何讀圖和繪圖等地理學習方法,以提高學生學習地理的能力,掌握自己尋求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本領。
四、看情商技能
1.教師在課堂上要做到教態瀟灑、自然、、文明、大方、親切。教學語言要富有激情和親和力、感染力,同時要做到准確、規范,更不能用鄉言土語代替地理專業術語。在這一方面不同的教師個體之間的確天生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相信勤能補拙,大量的實例也證明了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是可以取得較大進步的。
2.教師板書要做到字跡工整,簡明扼要,突出重點,布局巧妙,整齊美觀。板圖板畫要簡潔、清晰、准確。板書板圖技能是每一位地理教師必要的教學基本功,特別是當前的許多青年教師更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3.教師現代化教學手段和教具使用嫻熟、自然、恰到好處。
4.教師課堂應變和調控能力強。課堂教學是一個復雜的人人交互過程,它充滿著變化和問題。任憑事先如何周密設計,教師總會碰到許多新的「非預期性」的教學問題。或者是學生同步配合不上,或者是學生提出一些古怪、超本超標的問題,或者是課堂突然受到一種外界因素的干擾,或者是個別調皮的學生無理取鬧……,這些都需要教師及時、妥善地處理,避免課堂教學陷入困境或僵局,從而反映該教師組織教學中的應變和調控能力。
五、看學生參與
要體現教為主導,學為主體,師生雙邊活動協調。
沒有廣泛學生參與或學生參與度很低的課堂教學不能稱為一節好課,這也是當前課堂教學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課堂上要真正體現學生是思維的主人,教師只是課堂的組織者,指導者。要注意啟發學生自己思考討論學習,激勵學生的創新意識,激發學生的求知慾望,組織學生廣泛地而積極的參與知識的獲取過程,使教和學達到和諧統一,使學生處於主動學習的良好狀態。
六、看教學效果
課堂教學效果是教師進行課堂教學的落腳點,一切教學手段的運用和教學方法的選擇最終的目的是課堂教學效果的最大化。教師對每一個教學環節的設計和方式、方法的選擇都要先問自己一聲:這樣做的效果會怎樣?要緊緊圍繞有效和高效這一核心要求來組織和開展教學活動。當然這里所說的效果是一個綜合性的教學效果,內容即包括基礎知識的掌握情況,又包括基本技能的訓練效果,同時也包括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和道德情感的教育等。
學生是課堂的主體,通過學生表情的變化、思維的速度,回答問題、練習、測試、動手操作的准確性等信息反饋,可獲知教學信息的傳輸是否暢通,亦可看出新知識新技能的掌握情況。教學任務是否完成不能只看少數尖子學生,大多數中下學生同樣也是知識的接受體,從他們身上更能體現教學任務是否完成,以及教師的教學水平、教學質量的高低。
㈤ 黃瑞採的教學成就
黃瑞采從事土壤學教學和科研工作60餘年,先後發表專著、論文70餘篇,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土壤學專門人才。他先後講授過水土保持學、氣象學、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地理學等12門課程,親自編寫出土壤學、區域士壤學等7種教材。1984年他已77歲高齡,在冠心病經常復發的情況下,仍親自給全系研究生開設高級土壤學,並自編教材主講土壤發生分類學。在教學過程中,對每節課都認真備課,擬訂教案,並親自繪制教學圖表。他講授課程能提綱挈領,重點突出,深受學生們的歡迎。
50年代時,全國缺乏統一的土壤學教材,黃瑞采勇挑重擔,經過2年的努力,於1958年編寫出版了《土壤學——土壤學基礎及土類各論》。該書受到土壤學界的普遍重視和好評,成為高等院校有關專業師生的重要參考書。
1982年,黃瑞采組織一批專家、教師,翻譯出版了《土壤的本質與性狀》一書,為國內有關大專院校師生和科技人員提供了一本內容豐富,能反映當代土壤學各分支學科水平的參考書。
1984年,為了配合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他及時介紹了國際上關於土壤發生分類各學派的思想;介紹了世界各大洲以及聯合國糧農組織、教科文組織等有代表性的土壤分類制,特別是美國的「土壤系統分類」。1986年,黃瑞采與周傳槐合作,編輯出版了60萬字的《土壤的發生分類與資源評價》專著,作為從事土壤資源開發利用規劃、土壤普查、農林牧業土壤農化試驗研究科技人員和有關專業院校師生的重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