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我《大学语文》的考试题目：结合作品分析《诗经》语言特色。
自己选摘一些吧，希望能帮到你。
《诗经》语言的特点
《诗经》之所以能够被孔子确定为语言学习的教科书，并流传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诗经》是典范的先秦汉语作品，有着非常显著的语言特点。
能准确反映诗意的丰富的单音词与甲骨文时代的语言状况不同，周代的语言发展相对完善，用以表达丰富思想的语词已经基本产生，《诗经》就是典型的代表。据杨公骥先生统计，《诗经》中共使用了2949个单字，如果按字义计算，大约有3900个单音词（《中国文学》2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些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从天象、动植物到饮食、服饰，以及表达思想情感的动词、形容词。因此，后来学者多以《诗经》为依据研究古代名物，有所谓的“《诗经》博物学”。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的研究比较有成就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是三国时吴人陆机，其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此后，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据近人胡朴安研究，《诗经》计有草名105个、木名75个、鸟名39个、兽名67个、昆虫名29个、鱼名20个、各类器物名300多个（《诗经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
如古代天象星宿，在周代逐渐形成一套系统，其中见于《诗经》的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牵牛”、“织女”等名称。此外《诗经》还有关于银河的记载：“维天有汉（毛传：汉，天河也），鉴也有光。”（《小雅·大东》）周代的农作物名称比较完备，《诗经》对此也有集中反映。如“禾、秬、秠、菽、麦、糜、芑、瓜、瓞”等见于《大雅·生民》；“瓜、瓞”等见于《大雅·绵》；见于其他诗的还有“百谷、稻、粱、黍、稷、粟、穋、稙、穉、藿、稌、来牟、苎、苴、瓠、壶、匏、果臝、葵、韭、芹、葱”等农作物名称。
为了表达人的各种动作行为的情态，《诗经》对人的动作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表示手的不同动作，就有“流、采、芼、掇、提、握、拾、投、携、抱、抽、拔、捣”等词。
《诗经》的句首、句中、句尾还经常运用一些语气词，如“之”、“乎”、“者”、“也”、“而”、“矣”、“焉”、“哉”、“兮”、“只”、“思”、“斯”等。这些语气词的运用摹写了诗人的说话语气，加强了诗的语义表达，有的凑成音节，使诗句整齐，韵律和谐。如《大雅·生民》第三章连续使用两个“矣”字，《大雅·绵》第七章最后几句连续使用四个“矣”字，《大雅·大明》第四章句中连续使用三个“之”字，读来颇有韵味。《诗经》中使用的这些语气词，后来一直被人们写诗作文所沿用。如宋洪迈所言：“毛诗所用助语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容斋随笔》五集）可以说，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单音词词汇在《诗经》中已经基本齐备了。
颇具特色的复音词在《诗经》的时代，汉语复音词还不是很发达，这一时期依然以单音词为主，但从《诗经》的词汇运用状况来看，复音词已占有一定的比例。据向熹《诗经词典》的统计，复音词大约有1000个。这些复音词大多是在单音词的基础上构成的，包括了汉语复音词的种种情况：合成词、单纯复音词、重言词。《诗经》中的合成词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占据了复音词的相当一部分，这些词也大多被后来文献所继承。如“天子、君子、农夫、武夫、先王、先君、先人、公子、爪牙、宾客、家人、良人、淑女、美人、征伐、逃亡、反复、安息、从事、伤悲、忧伤、劳苦、光明”等等。《诗经》复音词中最为人们所称道、对后来文人创作影响较大的是读来琅琅上口、颇具韵律感的重言词以及单纯复音词。据夏传才研究统计，《诗经》三分之二的篇章使用了重言叠字，计有646次，涉及198篇（《诗经语言艺术新编》56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大量使用重言叠字，以增强诗的形象性、音乐性，更好地写景状物、绘声绘色地传情达意，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突出特征。《诗经》复音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丰富的联绵词的使用。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词素、一般不能拆开来解释的词，这类词在声音上往往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在诗句中使用一定数量的联绵词，可以增强诗的音乐性，加强诗的感染力。《诗经》中的联绵词可以分为：（1）双声类。爱而不见，搔首踯蹰（《邶风·静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2）叠韵类。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唐风·绸缪》）。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小雅·白驹》）。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羔羊》）。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陈风·东门之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豳风·七月》）。（3）双声兼叠韵类。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伊威在室，蟏蛸在户（《豳风·东山》）。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大雅·民劳》）。优游尔休矣（《大雅·卷阿》）。这一特有的《诗经》语言，对后来的诗赋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清洪亮吉所说：
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降及《楚辞》与渊、云、枚、马之作，以迄《三都》《两京》诸赋，无不尽然。唐诗人以杜子美为宗，其五、七言近体，无一非双声叠韵也。间有对句双声叠韵而出句或否者，然也不过十分之一。中唐以后，韩、李、温诸家亦然。（《北山诗话》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些重言叠字、双声叠韵联绵词再加上大量的重章叠句，使得《诗经》读来琅琅上口、韵味悠长，几千年来一直散发着语言魅力。
㈡ 大学语文分析题:《长恨歌》传达了什么样的复杂情感 (要求:分点叙述)
一、《寡人之于国也》1.概括本文所体现的孟子王道政治的主要内容（1）富民、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2）反对暴政，提倡仁政：①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农业、林业、渔业。②注重文化、道德教育。（3）反对兼并战争，提倡以仁政来统治天下（4）2.文章是以什么为线索论述的？围绕“民不加多”和如何使“民加多”这一线索论述3.本文抑扬兼施、循循善诱的说理方法表现在什么地方？答：先批评梁惠王的治国方法不当，然后再提出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先揭露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的行径，然后再说只要君王不怪罪年成不好就可以使“民至焉”，这都是先抑后扬的表现。在打消梁惠王矜傲情绪的同时，又能抓住他渴望民众拥戴的潜在心理进行诱导，在阐述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时，采取先易后难、步步推进的程序：这都是循循善诱的体现。4.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来说明什么问题？用此比喻为了说明梁惠王虽然自以为对国家尽了心，实际上治国方法与邻国没有什么质的差别。都是喜欢战争，因而百姓也不会增多。二、《秋水》1.本文的主旨是什么？在客观上有何思想意义？本文的主旨是在无限广大的宇宙中，个人的认识和作为，都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是十分有限的，这一主旨在客观上给人以有意的启示，这就是人们不能囿于个人的见闻而自满自足，应该努力学习，不断上进。2．试谈本篇中的景物描写对表现主旨所起的作用。本文开头有一段对河水和海景的描写。先写秋水时至，百川灌河，黄河两岸不辩牛马，后写北海浩瀚，不见水端，文章以河水与海水景象的大小对比，来衬托河伯与海若两种不同的认识境界，形象地渲染了“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一文章的主旨。3．举例说明本文善于援譬设喻的特色援譬设喻使哲理具体化、形象化。庄子散文善于援譬设喻来表达抽象的哲理，而且比喻往往连类而及，层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本文同样如此，比喻句有：1、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2、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3、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磊空之在大泽乎？4、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5、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以上比喻说明人的认识，受条件和环境的制约，世间事物的大小都是相对的，人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因此盲木地自我夸耀是愚蠢的，必定会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些比喻以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形象，把深奥而抽象地哲理表达的浅显易懂。4.试分析本文的论证方法。本文在说理方面有以下特色：（1）论证结构上，本文经过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逐层推进，最后把结论推到读者面前。这种逐层推进的论证结构很有说服力。（2）论证方法上，本文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形象生动，又以类比法为主，用大量的比喻，连类而及，层见叠出生动形象地论证中心主旨。（3）语言修辞上，作者大量运用排比，反诘的修辞手法，造成了文章滔滔莽莽的气势，增强了说理的力量。三、《五代史伶官传序》1.本文的中心论点和有关警句对我们有什么启迪作用中心论点是封建王朝的兴亡盛衰不在天命而在人事，这里的人事主要是指人的主观努力。主要举出《尚书》上的名言“满招损，谦得益”做理论根据，然后作者据此阐发自己的看法，很自然的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并将这一道理推而广之：“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从伶人说开去，从更广的范围给人以启示。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会飞速发展，无论国家或个人，要想获得发展和成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常常以这些格言警示自己，要不断努力拼搏，居安思危，谦虚谨慎。2.试以本文第二段为例，说明作者是如何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论证的。第二段写庄宗李存勖兴衰成败的史实，在写法上欲抑先扬，先极力赞扬成功前的发奋，成功时意气的胸怀雄壮，极力渲梁其强胜，在告成功定天下之后，再以迅疾的笔调写其衰败之速，在盛衰成败兴亡的鲜明对比中，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发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皆自于人欤”的结论格外让人信服。3识别文中所运用的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并说明其作用。第一种论据就是用历史事实做论据，文中第二段用大段篇幅写了后唐庄宗怎样接过晋王临终的三矢及所嘱，如何把矢藏于庙而又取出，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如何凯旋而纳之，报了梁之大仇，“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然后又写出如何“仓皇东出，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样一个由盛而很快又衰败的历史事实。作者紧紧扣题，发出议论，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了作者的论点。第二种论据就是理论论据，主要举出《尚书》上的名言“满招损，谦得益”做理论根据，然后作者据此阐发自己的看法，很自然的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是“自然之理也”。说明庄宗之事就是例证，所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发出了警世之语，论据简洁有力，确凿无疑。四、《论毅力》1.结合自身经验，谈谈本文所说道理有何启发意义？现代年轻人依赖性强，意志薄弱，锻炼自己意志。提高毅力，是当今时代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2.本文如何在论证过程中贯串正反对举方法的？请作具体分析。中心论点，古今中外事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毅力，即“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开头起笔就旗帜鲜明运用正反对照的手法突出要阐明的中心论点以此统领全文。全文自始至终运用正反对照的说理方法，如成与败，逆与顺，强与弱，彼与我，“攻亏一篑”和“虽覆一溃”的对瘵，处处阐述了有毅力，与无毅力会造成成功与失败两种不同的结果，从而突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3.指出文中运用层递手法的地方，并说明其作用层递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意思递进而形式相近的语句排列在一起的修辞方法，本文有两处用层递手法。一是第二段对身处逆境时五种不同态度的描写，突出要想成功，应有“至强之人”的毅力，二是第三自然段操舟的对比，这几种情况的对比用层递式以此反衬出坚持到底者毅力的重要性。五、《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你如何理解“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话是蔡元培对青年学子的恳切勉励，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做官发财的台阶，因此，学生在校努力钻研学问，增长见识。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大学生，应从三个角度理解：一是大学的性质，研究高深学问者，不应为升官发财，应为国家，为人民而学。二是时代、社会之需，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发展，没有高深学问你，无法适应当今时代，当今社会。三是个人角度，学则利国利民，利人利己，不学则误国误民，误人误己。2.本文的说理有何特点？一、总分结构，重点突出，以“三事”为核心，分别独立阐述，清晰明了。二是采用对比论证，主题突出，针对性强。三是情理并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三事”的内容是：一曰抱定宗旨，强调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非为做官致富，其中渗透着精神独立、学术自由的理念。二曰砥砺德行，强调束身自爱，反对同乎流俗，蕴含着以德治校的思想。三曰敬爱师友，倡导以诚相待，道义相勖，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礼义观念。！顶端Posted:2008-08-2722:59|[楼主][该用户目前在线]光阴的故事级别:专版会员[查看作者资料][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精华:0发帖:1959威望:1047点金钱:1700RMB缘分:5分在线时间:208(小时)注册时间:2008-08-27最后登录:2009-01-08小中大引用推荐编辑只看复制六《容忍与自由》1.谈谈你对“容忍”与“自由”之关系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只有容忍别人，给别人以自由，别人才容忍你，给你自由，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2.胡适认为不存在“绝对之是”，你的看法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不要受作者原文意义拘束，要源于作者，高于作者。从哲学角度看，世界上一切道理都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真理，从历史角度看，所有强调自己“绝对正确”的人，都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并被历史的潮流抛弃，从认识角度看，凡认为自己是“绝对之是”时，主观都超越了客观，不能全面、深刻、发展地认识客观世界，都要犯错误。3.实际文中的三个例证及其所说明的道理本文善于运用例证法来阐发道理。1、作者年少时援引《王制》专制律条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2、宗教史上高尔文活活烧死塞维图斯等科学家。3、提倡白话文时陈独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三个典型例证，分别证明了文章中三个层次的分论点，都具有十分鲜明而强劲的启示力和说服力，作者无需多说，读者就能从事例本身悟出诸多至理深意。4.文本“言之有物，明白清楚”的大家风范文章从自身经验谈起，坦诚地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以身说法，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作者不摆驾驶，将深奥道理融化在平易白话中哦那个，排除了阅读和理解障碍，容易被读者接受。这种文风是一种胸有成竹，透彻于心，而后返璞归真、深入浅出的极高境界，故被誉为“大家风范”。七《咬文嚼字》1.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作者从哪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一中心论点的？中心论点是“无论阅读或写作，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述。1、先讲斟酌文字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指出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感情，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的，例如《史记》李广射虎；文字的推敲其实是思想感情上的推敲，并不仅仅是为了语句的通畅或漂亮，例如韩愈贾岛关于推敲的故事。2、再阐述文字的直指意义与联想意义的关系、文字的习惯性与创造性的关系。强调语言应该贵在创新。指出科学的文字限于直指意义，文学的文字则必须照顾到联想意义；语言的习惯性联想造成套语滥调，“惟陈言之务去”才是创造的态度。2.本文主要采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本文主要采用①归纳法。在论证a.“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科学的文字限于直指意义，文学的文字则必须顾到联想意义”；b.最后一段“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时采用了归纳法。②归纳论证之例证法。在论证a.“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感情，未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的”举了王若虚改《史记》的例子，是例证法；b.论证“文字的推敲其实是思想感情上的推敲，并不是为了语句通畅或漂亮”时举了“推敲”的故事，用的也是例证法；c.论证“误用联想易生流弊”时举了古人的“套语”“滥调”，也是例证法。③“类比法。a.在论证”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联想的意义……有如累外圆晕，晕外霞光……“是类比论证；b.在论证”联想的意义最容易误用而生流弊“时用”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做比喻，是类比论证。八、《吃饭》1.“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请就这一观点谈谈你的看法人的生活中，物质生活的需要是第一位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是第二位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以物质生活的需要为基础，但精神生活的需要是高级的生活需要，有时反倒起着重要的作用，二者是相成相济的。2.找出本文中的比喻句，并联系钱钟书谈比喻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俞有烘托，分得俞开，则合得俞出意外，比喻就俞新奇，效果俞高”分析本文比喻手法的特点及其审美效果。本文比喻手法的特点在于新奇，即本体与喻体不同处很大，距离很远，常人想象不到，给人的印象越深。“吃饭”本来是生活小事，作者却把它和金钱婚姻观、以公权谋私利的政客本性、轻视劳动人民和普通工作的劳动观联系在一起，把吃饭与吃菜的结合同音乐、烹调、合而不同的社会理念联系在一起，联想奇特，收到了新奇、独特、印象极其深刻的效果。巧设陌生化的比喻是一个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如1、“吃饭有时很像结婚”2、“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3、“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等比喻，都具有出奇制胜的审美效果。3.本文体现了怎样的散文风格？它与作者的个性特征有何联系？钱钟书散文的独特风格是机智隽永，幽默诙谐，作者擅用丰富独特的类比和巧妙的比喻，表达对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认识，这是由于他知识非常广博，信手拈来，想象无比丰富，任思想驰骋，从柏拉图到孔子，从政治到经济，从音乐到烹调，从人情世态到人生观，作者似乎信手拈来，但处处涉笔成趣。这也显示出钱钟书任性而发、洒脱自然的个性特征。九《我的世界观》1.作者认为，人生的目的何在，不必深思，但却得出一个“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结论，这如何理解？人是为别人而活着，这是因为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再者，爱因斯坦有伟大的人品，他深知自己是依靠着别人的劳动才取得成就的，因此“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2.作者既认为“客观世界”是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却又坚执探索“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的“宗教感情”，这如何理解？（1）作者探索“奥秘”、探索“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的“宗教感情”，是基于“宇宙无限、人的认识有限”理念的献身精神，同时也说明科学和艺术有相通的底蕴。（2）他对科学艺术有独特的感情，把研究科学艺术的奥秘作为他“生存的目的和意义”（3）他把研究科学艺术的奥秘作为对别人劳动的报答，这正是他的人生观的具体体现
㈢ 大学语文考试题：说说怎样赏析一篇文学作品，从社会，作者，作品，读者四个环节入手
这个属于文艺理论中的文学批评范畴，社会、作者、作品、读者是四个要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M.H艾布拉姆斯教授于1953年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把心灵比作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四要素的关系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作品居中，其他三要素连线向外辐射)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根据其中一个要素，生发出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三角形的图示可以把这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社会、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宇宙、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宇宙。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这种说法至今仍被沿用。
《镜与灯》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也即社会、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在这四大要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始终就是与阅读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要与解构主义的元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侧重的也恰恰是其与作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
作品与作品本身的关系也许正是那些摆脱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致力于表现纯粹个人情感和美学理想的抒情诗类作品所侧重的方面，在那些作品的作者那里，文学作品被当成自满自足的封闭的客体，似乎与外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作家的创作几乎是本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些作品常常被那些曾在批评界风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当作反复细读的“文本”。
至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这在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颇受重视，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则是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一大功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欣赏者阅读欣赏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欣赏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
至于你的这篇作业呢，你需要举出一部文学作品做例子，简单说，从“社会”角度入手，需要分析这篇作品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成因；“作者”角度需要分析作者心理、作者的人生经历，或者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作品”角度，需要分析文本的间架结构，“读者”角度要分析接受者心理。下面给你一个范文：
从《镜与灯》文学批评四要素看《红楼梦》
[提要]《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独特文学手法，反映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男性文人的心理失衡和内心苦闷。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说它奇，是因为世界文坛上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像它一样充满谜团，以致虽然问世不会超过三百年，但即使是经过专家学者逾一个世纪的研究，至今还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其作者是谁？真正的主题又是什么？
最妙的是，《红楼梦》还催生了“红学”，并因此养活了一大批靠它吃饭、美其名曰“红学家”的专家学者。这在世界文坛上大概也是少见的，说它是中国继秦皇兵马俑之后给世界贡献的第九大奇迹，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红学”确实是现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甚至被学者誉为能与“甲骨学”或“敦煌学”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注1）
作为一科专门之学，“红学”自然会有学术争议，因此自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门户，有了派系。根据一般的分类法，“红学”可分为索隐、考证、文学批评三大派；按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分类法，则可分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大支。（注2）相信还有其他的分类法，只是笔者才疏学浅，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而已。无论如何，这已足以说明“红学”是由不同学派组成的。
一门学科有不同学派本来是好事，因为只有意见分歧才能引起辩论，而辩论又能进一步促进学科的发展。可惜的是，红学家的门户之见太深，有时为了捍卫“师法”的纯正而不惜对别派学者的观点采取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方式，中国明清小说学者欧阳健从版本学的角度开始质疑“脂评本”的真实性后，遭到主流红学家的围攻和封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欧阳健之所以会引起他们的极端反感，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动摇了胡适所开创的考证派红学模式的立论基础，而这些主流红学家们大多数都是胡大宗师的徒子徒孙。（注3）
如果他们接受了欧阳健的观点，岂不意味着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都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一堆废纸！既然他们拿不出足够的道德勇气来否定自己，就只能否定别人了。于是乎，“红学家”摇身一变成了“红学霸”，而“红学阶级敌人”欧阳健自然就成了“红学专政对象”，必须被“批倒批臭”。而1994年在山东莱阳举行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就成了一次“红学霸”精心布置的、别开生面的“批斗大会”。（注4）
笔者无意评论孰是孰非，只是想藉此说明一个问题，即此种形式的红学论争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沦为意气之争，令人可悲。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红学家的主流红学家过于迷信“自传说”，以致一旦它受到颠覆性的冲击，就受不了了。其实，与胡适一起建立新红学的俞平伯，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觉得不宜过度强调“自传说”，主张红楼梦毕竟是小说。可惜的是，《红楼梦》是曹雪芹家事的说法已经深植人心，尽管俞平伯本人一再呼吁要走出胡适，也无法改变红学家的积习了。
红学研究只有回到文艺批评或文艺研究的道路上才是正途。准此，红学研究才可能有健康的、全面的、崭新的发展，但并不一定要如余英时所主张的，“这种文学性的研究，无论其所采取的观点为何，必然要以近代红学的历史考证为始点”。（注5）
英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其传世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坦率地批评了当时西方文艺批评界的通行方法：“直到几十年以前，现代美学对美学问题的探讨都是依据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而不考虑艺术与外界自然、与欣赏者、与作品的内在要求的关系。”艾氏的这段论述，我想用来形容红学研究现状也是颇为贴切的。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世界、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注6）
既然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能超越艾氏提出第五要素，笔者将从这四个方面来检视《红楼梦》，不期望能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创见，只求能把庞杂的红学研究理出一个头绪来，则于愿已足矣。
《红楼梦》的作品与形式
首先要看的是作品本身。这属于文学本质论的范畴，研究的是作品与形式的问题。
20世纪的西方文论特别重视研究作品与形式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学派提出了文学本体论的观点，倡导者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塞姆提出了主张文学活动的本体在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外在的世界或作者，认为本体的作品仅仅是指作品形式，即所谓“肌质”、“隐喻”、“复义”、“含混”、“语境”、“反讽”等语言学或修辞学因素。（注7）
和其他中国古典小说比较，《红楼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处处充满了“哑谜”和“隐喻”，因此以文学本体论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称得上是对口对路的。
以笔者接触到的红学研究文献而言，绝大多数都是从考证方法入手，也就是所谓的“曹学研究”，还有一些是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人物形象的，使用形式批评方法的少之又少，案头上只有两本书——台湾学者王佩琴的《〈红楼梦〉梦幻世界解析》和大陆学者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
这两本书都是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结构主义方法入手，设法厘清《红楼梦》的种种“隐喻”背后的可能意义，进而揭示作品的本质。所不同的是，王佩琴使用的是以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相结合的方法，而梅新林采纳的则是从结构主义入从解构主义出的手段。
两位学者都认为《红楼梦》的母胎是远古的女娲神话，都主张作品结构由仙凡二界组成，都同意有一个从仙入凡再从凡返仙的叙述过程。所不同的是，王佩琴虽然提到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是携带石头下凡并在最后把他度回仙界的关键人物，而且是通灵宝玉在人间的守护神，但却停留于二元对立的经典神话学结构，没有把“一僧一道”的存在提高到理论的层次；梅新林却在主体（凡界）、母体（仙界）之间增加了中介（以“一僧一道”为仙界中介，以“一甄一贾”为凡界中介），建立了“思凡”、“悟道”、“游仙”的三重复合模式，进而论证《红楼梦》具有贵族家庭的挽歌、尘世人生的挽歌和生命之美的挽歌等三大主题。（注8）
笔者认为，西方形式批评理论可以为红学研究开辟广阔的新天地，应是21世纪红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有其民族性和特殊性，不宜生搬硬套西方形式批评的现成理论。
20世纪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的基础上的。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虽然有共性，但也有特殊性。因此，在使用西方形式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时，恐怕还得把这点考虑在内。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中国文学理论界以汉语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为基础，建立起本身的形式批评理论和方法之后，再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形式批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才能取得更能令人信服、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其次是作者。近百年来，红学家用力最大的就是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由于“脂评本”的出现，使胡适提出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假说有了“物证”，因此红学界倾向于接受此一说法，并成了定论。但是，欧阳健对“脂评本”的真实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此一定论是否定论了。
既然“脂评本”的真实性大有可疑之处，脂砚斋的批语自然也就不甚可靠。为尊重学术起见，笔者认为在别无旁证的情况下，只能从文本自身所提供的线索来讨论作者是谁的问题，毕竟这才是第一手资料，要比各种批语和前人笔记的记载等二手资料可靠得多。
根据几种传世的《红楼梦》本子（包括真伪未辨的脂评本），曹雪芹对这部奇书作出的最大贡献只是“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没有明言他是作者。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不采取任何预设立场，我们只能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编者而非作者。但是，由于《红楼梦》中也有“甄士隐”（真事隐）的暗喻，因此许多学者都认定以上这段文字是作家基于某种难言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假言”，其实是要让读者明白编者其实就是作者，也就是曹雪芹本人。
问题是，作者“难言的苦衷”是什么？主张“自传说”的考证派红学家认为是“抄家之恨”，主张“排满说”的索隐派红学家则认为是“明亡之恨”。至于作者为什么不能明言，各家学者都认为是要避开清朝的文网。笔者认为，这是不了解清代文字狱情况的当今文人的自作聪明之论。有清一代，最著名的文字狱莫过于“明史案”，而在此案中，连刻字工人都难逃一死，更何况是编者。如果说那是清初的暴政，在乾隆朝并非如此，较为宽松。准此，作者又何必故弄玄虚？况且，乾隆朝的文字狱政策也不见得真的宽松。余英时对此提出了相当独特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曹雪芹是旗人，不在文字狱侦缉对象之内，并举出曹氏友人敦敏、敦诚都有怀念前明之诗作为例。（注9）若此说能够成立，曹雪芹更无必要为掩饰其作者身份营造迷雾了。
因此，笔者认为《红楼梦》中的这段话其实根本就不是迷雾，而是事实。也就是说，曹雪芹做的确实只是“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编辑工作。当然，他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排除有改写的可能性。换言之，曹雪芹也能算是《红楼梦》的作者，不过并非原创作者，而是根据《情僧录》、《风月宝鉴》等其他小说为底本进行再创造的作者。遗憾的是，可能是书稿遗失或其他缘故，曹雪芹改写完成或来不及完成就魂归离恨天的再创作，并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后来，高兰墅接受程伟元之请，又在曹氏遗本的基础上，再进行再创作，遂有今日流行之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既非吴梅村，也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石兄”，也不是曹雪芹一人，而可能是一批不知名的文人加上曹雪芹和高鹗。换句话说，这是一部文人集体创作的小说，至少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创作，著作权不能全归曹雪芹一人。
《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
其次是世界，也就是作者当时身处的社会，或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谓的“第二自然”。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要了解作者和世界的关系，主要是要探讨作者如何根据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和规律，即所谓的文学创作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本文不予全面讨论，只准备把焦点集中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上面。
巧的是，这也是各派红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老问题。索隐派认为是排满，考证派认为是写家事，马列派认为是反封建，另外还有爱情说、解脱说等等说法。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真正创作动机，由于文献缺乏，史不足徵，无论今日之红学家如何舌灿莲花，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戏论！
要比较妥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有两个方法，一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反观作者所可能有的创作动机，一是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做比较研究，看看这些作品所共同反映的总主题或主旋律是什么。
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反映在小说创作的方面，就是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色情小说，而且能够大行其道。色情小说的大量刊行，固然有书贾牟利的因素，但主要是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即扯破所谓伪善的道德面纱，还人以人的本来面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实际上是一股颠覆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力量，只能出现在社会规范力量不强的时代，而明末清初正是其时也。可惜的是，这股个性解放的潮流维持不了多久。随着满清政权站稳脚跟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上了清廷的议程，而康熙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向程朱理学借兵。
程朱理学诞生于宋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是新兴思潮，也不失为一股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可是，当程朱理学在后来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开始变质了。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否则也不会轻易地被阳明心学取而代之。换言之，清廷以程朱理学作为御定的官方哲学，其实并不具备指导社会发展的资格，除了作为强势政权装饰门面的点缀之外，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正是这股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力量成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就是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在这两股势力的夹攻下，当时文人的精神苦闷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对个性解放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苦读经书，勤练八股，以求能够一举成名天下闻，而考科举的主要动机就是混口饭吃。可以说，这是当时社会中所有男性读书人的共同心态。相反的，无缘赴考，也无需担当太多社会责任的女性可就萧洒多了。她们不用读经书，不必练八股，可以读西厢、读老庄，也能按自己的兴趣填词作诗，一切都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去学。也就是说，当时的男性文人是为了生活而读书，女性却可以为读书而读书。
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红楼梦》作者塑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理想世界“大观园”，借主人公贾宝玉的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并刻意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阴气十足的男性，使人读来无不产生“崇女贬男”的感受，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拿《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同时代作品做一下比较研究。从蒲留仙塑造的众多聪慧的鬼女、狐女、妓女形象，吴敬梓塑造的沈琼枝形象，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文人心灵世界中“崇女贬男”的倾向是何其的鲜明。即使是被视为替封建卫道士涂脂抹粉的《野叟曝言》，其中除了主人翁文素臣之外，其他有所作为的人物都是女性形象，如璇姑之善算、素娥之识医、湘灵之能诗、难儿之知兵等等。
职是之故，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动机，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特殊艺术手段，来反映当时男性文人的精神苦闷状况。这可能就是《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
笔者料定一些“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当今学者，肯定会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作者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礼教精神，作品主题是为封建主义敲响丧钟之类的陈词滥调来质疑我的这项观察。对此，笔者的答复是，现实主义是《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红楼梦》也确实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问题在于作者当时有没有今人所主观臆测的“高度政治觉悟”，能够自觉地利用小说这个文学形式来反封建、反礼教？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巴尔札克。巴尔札克除了创作《人间喜剧》以外，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我们可以说巴尔札克是自觉地反封建，并充分地把自己的理论应用在小说创作上，因为这是有文献佐证的。可是，我们却不能说《红楼梦》的作者也有这样的高度自觉，因为没有文献证明他或他们（即使我们认定曹雪芹和高鹗是作者）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我们充其量只能说，《红楼梦》作者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在客观上具有反封建和反礼教特征的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红楼梦》的原初读者
最后是读者，也就是作品为谁而写的问题。从《红楼梦》用语典雅，在问世初期流传不广等蛛丝马迹看，可知并非一般迎合市场需求而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红楼梦》时，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到要拿这部作品去卖钱，只是在友人之间传阅而已。如果不是程伟元在乾隆末年竭力搜罗，并“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注10） ，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恐怕早就“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
虽然我们无缘得知作者创作《红楼梦》时的原初读者群是何方神圣，但是从较早的记载只见于裕端《枣窗闲笔》、诸联《红楼评梦》等旗人贵族的笔记，可以猜测其原初读者群应是旗人贵族。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红楼梦》最初的读者应是旗人贵族，由此也可以反证其作者似当出自同一个圈子。至于能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其最早的读者是旗人贵族，笔者就不敢妄断了。不过，笔者可以肯定其原初读者绝非市井小民，也不会是中下层文人，否则绝不可能流传不广。
有清一代，清廷异常重视八旗子弟的教育，因此旗人贵族文化程度较高，尤其是康熙、乾隆两朝的旗人贵族，几乎个个都能诗擅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如果《红楼梦》作者的读者对象是旗人贵族，其创作就绝对不能马虎，否则是进不了他们的“法眼”的。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红楼梦》遣词用字之典雅、艺术技巧之高超、艺术氛围之浓郁，远远超出其他传世古典小说，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
至于是哪一阶层的旗人贵族，笔者认为应该不是“圣眷正浓”的上层贵族，而是在雍正朝“整理旗务”之后，失去了种种特权，不得不凭个人的努力，和汉族文人一样要经过科考才能跻身上流社会的没落贵族。只要他们，才能体会《红楼梦》“崇女贬男”背后的真精神；也只有他们，才会在看到贾府盛极而衰后，不得不掩卷长叹。
[结论]：
千里来龙，到此结穴。笔者通过艾氏文学四要素考察了《红楼梦》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首先，红学研究今后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回到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道路上，引进20世纪西方形式批评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是要注意到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其次，《红楼梦》并非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创作，曹雪芹可能是其中一位比较重要的作者，但高鹗也功不可没，在无法确定其他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应该尊重事实，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作品；
其三，《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独特文学手法，反映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男性文人的心理失衡和内心苦闷；
其四，《红楼梦》的原初读者，应是没落的旗人贵族。
注释：
（1）余英时认为，自从胡适提倡以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后，这项考证工作已经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即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可以和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豪无愧色。这个观点是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提出的，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2，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2）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3）胡适1921年在考证派红学开山之作《红楼梦考证》中提出“自传说”时，只是停留在“大胆的假设”的阶段，并没有拿出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实他的论点。到了1927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突然出现在胡适的案头，才扭转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被动局面，因为甲戌本中有不少批语恰好证实了他在六年前的“假设”。这也同时确立了胡适作为考证派红学开山祖师爷的地位。
（4）克非在《世纪末“红学”的尴尬》一文中，批评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红学会没有邀请不同学派的人参加会议，同时也批评会议的主持者冯其庸还带头对无缘出席会议的欧阳健搞缺席审判。此文刊于《粤海风》1997年第10期。
（5）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二月初版第五刷。
（6）〔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页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
（7）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页4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2版。
（8）参考王佩琴《〈红楼梦〉的梦幻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及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见余英时〈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199至210，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10）〔清〕程伟元《红楼梦序》，王志良主编《红楼梦评论选》（上）页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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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关于大学语文的题目
写那么多还不如自己去体会下,钱也太少了吧,没人比你更有空^^^
㈤ 大学语文习题:1 苏东坡在黄州做了什么. 2 试分析苏东坡的人生境界
一、"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黄州生活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沦为带罪之身。被贬黄州的苏轼，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安全上也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依然存在。初到黄州的苏轼住在黄州城南的定惠院，生活境况如他的《寒食雨二首》中写的一样："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萦萦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飞不起。"春雨萦萦，谪居荒村，破灶空庖，穷愁潦倒，进不能见君王，退不能守祖坟，身陷这穷途末路的绝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开始了躬耕生活，亲自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
陶渊明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句，真得惊人，而透出一股"未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之态。谪居黄州后的苏轼，因生活窘迫，在友人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请得东坡荒地，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他仰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栽花种树于"东坡"，安享闲适之乐的情趣，苏轼曾说："出处依稀是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他此时写的《东坡八首》，表现了其任真的态度，真诚的心愿，真实的疾苦和感受，胸襟、志趣、人品，无不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柔拓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福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八首其四》），此时的他，俨然一位朴实勤劳的农夫，纵观《东坡八首》，有一种恬淡之情寓于其中，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有的是一种从劳动中获得知识之乐，耕种之乐。"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没有丝毫的矫情，才显得如此朴实清新。
诗人最终以"东坡居士"自居，所谓"居士"者，应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佛教在汉代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号"居士"者，都与佛教有关，至少表达了景仰佛祖，愿意皈依之情，但对苏轼来讲，也可说标志在这流放的生活中，他意识中的佛教思想急剧增长了，但也不排除此间他儒家思想依然浓重，道家思想影响也颇深。但若他还是死抱着孔子那套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学稼学圃"小人"的古训不放，就不可能放下架子，躬耕东坡了。苏轼是个热爱生活之人，这样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从现实生活中感悟生命的存在，经过今昔物我的自审，他能以旷放超逸的精神来对待现实，若没有这样的超越，摆脱世俗的偏见，即使为生计所迫，也不会亲自垦荒、建房。他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到："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其实，初到黄州的他居于定惠院，家眷来后无房住，于是便住于城南江边被废弃的旧驿站临皋亭，亭后有荒山竹林，亭靠长江，引发了诗人美妙的联想，看着诙谐与自嘲的笔调，叙述了面对现实的随缘自适，在此没有一种刻意的归隐之意，而是将这里的一切看作是顺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一种旷达之情，这是黄州生活对苏轼的影响，用这样旷达的精神来蓄养自尊与自信。
二、"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对佛老思想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是困窘的，又加贫病交加，内心痛苦矛盾。这一时期的他"归诚佛僧"，住于定惠院一间偏僻干净的斋房，闭门谢客，自我反省，专心研究佛经，对道家也有一定的探讨，以佛禅来洗刷自己的灵魂。矛盾的想法，纷扰的思绪，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清净的归宿。此时他的思想，有人认为是儒佛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是佛老思想占主导，有人认为是儒家占主导，但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的说，苏轼是广泛地吸收了儒佛道三种思想，"为我所用"，建立自己独特的旷达的人生观，此时的他彻悟到了人生的短暂与虚无，但他最终却是以热爱生命、尽享人生的乐观态度面对世人，并其善于解脱忧患的达观的处世态度倾倒了无数后世文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以儒家为思想支柱的中国士大夫们最熟悉的话，也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士大夫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被贬放于天涯海隅，那些治国天下的抱负不得不收拾起来，佛道的出世哲学便自然亲近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而心灵敏感的诗人们，则最易倾倒于禅门，南禅宗的"顿悟"投合了他们的心意，不坐禅，不念经，不苦行，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山居不如意，可隐于市。历史上佛老思想也曾是一些困窘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而苏轼则从佛禅中寻找到了医治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反省过去，将佛教思想当作了度过厄运的"忘忧草"，从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超越，求得了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提倡"儒佛相通，禅教相通"，试将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统一，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南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易于被百姓们接受，一切生活琐事，最平凡的行为都是修行，对那些接触过佛教经典，同时有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这样宽容的宗教理念为他们在做官与归隐的矛盾中的心灵有了一个归宿。中国的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很好共容，是与禅宗与道教的宽容性分不开的。
苏轼一生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命运多舛，仕途坎坷，遭遇颇似柳宗元，而柳宗元好佛及其儒佛调和理论必然影响到他，苏轼又性爱自然，不喜凡俗之束缚，又颇与陶渊明相吻合，苏轼曾有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渊明是他的前生，今生的他如渊明一样梦中清楚，醉中清醒，可见他对陶渊明的推崇，后来他还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所以陶渊明的出世归隐、远离尘缘的人生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了苏轼。此外，苏轼自幼对《庄子》也是耳濡目染，他脱岸破崔，不受拘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个性又决定了他必然对庄子产生共鸣。庄子达生达观，鄙视荣华富贵的人生哲学也影响到了苏轼。在对待三教繁荣态度上，他公开提倡三教合一，是以维护孔孟之道为前提，以孔孟之道为中心，让佛老为己所用，他发掘了佛老二教中与儒相通的部分，于是他才会一方面积极地在仕途上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另一方面，又以具有宽容性的禅宗的很多独有生活方式、修行方式来调节自己的生活，缓冲生活压力，从而完成对佛教和对现实人生的双重追求。
苏轼早年是受到一定的佛教熏染的，母亲、父亲、兄弟、亲朋好友大都好佛老，他本人也好佛老之书，好交世外之人，好佛老文学，好游寺院宫观，好佛老之事。他最初接触到佛老思想是在任凤翔盗判时期。少年时他所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他对佛老出世、无为的思想是有所抵制的，作为政治家的他，断言好佛老必致亡国灭身，他认为佛教徒是为逃避"寒耕暑耘"和劳役才出家的，斥佛教教礼为"荒唐之说"。但在处世态度上，佛家讲究"无住"、"不执着"，而苏轼便是以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态开始了与佛家的交往，在不经意中暗合了"无住"的佛教真谛，与之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谪居黄州后，由于政治上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加之对人世间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他有着"我今飘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的飘泊之感和"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的飘零之痛。幽独的生活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佛老思想。他在《与章子厚书》中写到："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之，不复笔砚矣。" 由于苏轼屡因文字得罪，而今又遭贬谪，"其中但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使生出无穷也。"为此，他的内心异常苦闷，加之生活的穷困潦倒，于是他走进了僧房，或面壁静坐，或阅读佛经。在黄州的四年中，隔两天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般若心经》、《清静经》、《六祖坛经》、《传灯录》……无所不读，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苏轼在佛教义理的感化下，已经了悟了万事本空的道理，对禅理、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加之其本身性格开朗旷达，在经历了人生大难后心态变得平和，逐渐给人"世路如今已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的感觉。
然而，苏轼从来都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黄州时期以前的他"锐于报国，拙于谋身"如今遭贬谪，内心必是痛楚的，现实生活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禅家说"无心"，心无所住，苏轼在历经坎坷后是深有体会，此时的他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关注人生，他读佛经也非为成佛，而只希望从中寻求生活的智慧，这才铸就了他乐观开朗旷达的人格。
苏轼学佛也好，学老庄也好，目的并不在于抽象哲学研究，而在于经世致用，裨补人生，对于佛教是进行另外理性的吸收。他拜读佛经，既非为了自度也非为度人，他只是借佛教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了分析，他不学佛经而通达佛理，他还在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到："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可见也非为出世，不但不想远离人间是非，而是要分清人间是非，从而纠正人间万般错误，洗尽人间愁苦。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与子由弟》），这是他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旷达之境看作人生最高境界。此外，他对学佛中出现的懒散放逸有清醒的认识，如在《答毕仲举书》中说到："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为无害。"可见，苏轼学佛的宗旨，"静而达，见识通达，心胸开阔放达"是他追求的境界。他告诫世人，要以自我检索，取精华而弃糟粕。
事实上，苏轼也并未在佛老思想中找到真正归宿，他按自己需要吸收佛理，同样在《答毕仲举书》中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同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读佛书洗濯心灵，好比农夫除草，虽然野草除了又长，但总比不除好，佛教禅宗义理对他来说，是一种缓和紧张、消弭分裂、维持心理平衡的有效方法。苏轼的这段比喻与神秀的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有着相通之处，而他也确实在实践自己洗濯心灵，追求清静通达的主张。他从未想过"出生死，超三盛，遂作佛"，对"世之君子"所谓的"超然玄悟"表示怀疑。他认为"超"好比吃龙肉；"期于静而达"好比吃猪肉，猪肉听来确实不如龙肉美味，却可以一饱口腹，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形而上学的谈禅论到。固然玄妙却无补于事，可见，它信佛，是将佛作为觉悟者来崇拜的。而所谓的"三世"转生、"六道"轮回，不过是"粗浅假说"。苏轼很赞赏毕仲举信中所说，读经、参禅、信佛也不过是为了"处世的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而已，达到此目的就"乃为至足"。苏轼即是按着自己的心理需要来理解佛禅，不搞玄谈，他用禅宗观点支撑苦境，战胜厄运，靠的是心灵的超越。禅宗讲"即心即佛"，讲"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以心为万物之本，而同时，有讲"心即无心"、"无住于心"，这是对心的消解，苏轼深得其理，一方面重内心而轻外物，以心灵的高标绝尘来视人间苦难；另一方面，又"无心于外物"，保持心境的虚空廊落。因此，素食在黄州时期参禅悟道，并非并非是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追求旷达人格，他终究不是穷究经义的法师，而只是一个从佛书中吸取人生哲理的"东坡"居士。
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作品中佛老思想的体现
经历了"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苏轼，借助于佛老思想消解忧愁，作为一位自叹"崎岖世味尝应编"（《立秋日祷语，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和"人生识字始患忧"（《石苍舒醉墨堂》）的文人，加之受到儒佛老思想影响，他不免产生出"人生如梦"的浩叹了。早年的他便写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这样具有人生空漠感的句子，当时的他已领略到了生存的漂浮不定，生命的终归寂无；他也感到了些许人生的虚幻，"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凤翔八观·维摩象，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饮酒时他也作旷达了悟之语："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其二）
禅宗思想中，人是具有超然之心的，人生态度上也不是为求出世而消极随缘。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入世，以平常心为道，强调人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追求。因此，当苏轼陷于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虚无的矛盾时，佛老思想也就成了他自我解脱的武器。禅是一种人生哲学，当人们在仕途受挫后，心灵饱经忧患后，往往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点便会变成"亲自"的体验。
人生的虚幻之感，"人生如梦"的感悟，在苏轼贬谪黄州后的作品中多能感受到。在词中，他不断提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十二，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和前韵》）。《圆觉经》中有语："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在《赤壁怀古》中，苏轼借用了佛经中的"灰飞烟灭"来表达了"人生入梦"、"如寄"、"如逆旅"之类的话语，是他吸收了佛、道思想并经过自己理解与思考而产生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本人的苦闷：人生在世，极不自由，现实生活种种因政治、礼教、风俗等因素造成的具体情况像一张大网将人束缚，而无形中的"天命"又将人罩牢，无奈之下，只有"人生如梦"的理想才能看破这红尘世界，才是从精神上抵抗忧患贫穷的麻醉剂，对待富贵荣华的醒酒汤。"人生如梦"的彻悟，来源于他的遭遇与人生体验，显然是受到佛加"四大皆空"和道家"人生如寄"思想的影响，而"人生入梦"的观点，却使苏轼摆脱政治理想破灭的惶恐，"梦里栩燃蝴蝶，一身轻。"从而成为实现旷达人格的武器，于是，苏轼终于从"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返回了"何似在人间"的"入世"，珍惜、依恋人生，从而达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一个旷达的人，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处之。晋人张季鹰从"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中抽身远祸，却编造了一个超然的借口：因秋风起，思念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而弃官南归，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这个借口。他之所以要选这个借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种风气，也因为张季鹰平时有追逐这种风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常常宣扬："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平时"任性自然，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陶渊明能"三仕"、"三隐"，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五柳先生"自居，过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生活而自得其乐。苏轼贬谪黄州，出入于佛老，危难之时仍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适，"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黄州，成全了一个旷大洒脱的苏轼，也造就了苏轼一生文学的巅峰，大批名作脱颖而出。其中主要代表作是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散文前后《赤壁赋》等。在这些中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式的独行之士的潇洒、飘逸的形象，这个形象毋宁说就是苏轼自己，是苏轼在以超尘拔俗的品格和气节自诩。
《临江仙·夜归临皋》中"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更是展现了一个"无可无不可"坦然面对现实的人的形象：
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狠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诗人夜醉归家，敲门不应，于别人恐怕会多恼火，可苏轼却悠闲地倚杖倾听江涛水声。夜深人静之时，听江声，得启示："长恨此生非我有"，如能"忘却营营"便可在精神上得到解脱，人世的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了。《庄子·知北游》说："汝身非汝有也。"即是说人的生命、身体为天地自然造就，非人所有，《庄子·庚桑楚》又说："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苏轼显然受到了这样的启示，相通了一切，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静观万物，看到的是"夜阑风静谷纹平"的美好景色，在陶醉于自然美景时，生出了架小舟任意而行，在江海中度过余生的念头。当然，"江海寄余生"是苏轼一时之感，他并未架小舟消失于江海，而是倒头大睡，只闹得郡守虚惊一场。人生很少一帆风顺，所以只有看穿忧患，善于自我解脱，才能于逆境中站起来，旷达自适。
最能表示苏轼旷达人格的要算是这首《定风波》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所写，原是生活中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雨中漫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诗人的意思决非仅在于此，而是表达一种坦然面对人世风雨的镇定。最为"罪废"的"逐臣"，躬耕东坡，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历了不少风险与磨难。他的心胸像一片大海，对风雨变化虽敏感，但总体上仍摇之不浊，处惊不变，失意淡然，任天而动，坦然行世。你看，别人在一片穿林打叶的阵雨中，个个狼狈不堪，唯有苏轼在风雨中，柱着竹杖从容前行，不觉狼狈，只管"吟啸徐行"。他懂得，风雨并无可怕之处，雨过仍会天晴，果然，不久天就放晴，眼前又见"山头斜照"在向人们招手，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经历阵风骤雨，得来的常常是轻松平静，诗人沐浴着雨后的凉爽，回首刚走过的风雨萧瑟之处，既已云消雾散，斜阳也收敛了光辉。自然界如此，而人世的风雨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能将面对风雨不觉的态度移到面对人生忧患之上，泰然处之，处惊不变，则虽履危难而若行平地。这里所写到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真切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政治风云的内心体验与反省？待到过了艰难，到达彼岸，同样会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感，无所畏惧，也就"无风雨无晴"了。苏轼还有一首题为《独觉》的诗："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末尾两句与该词的两句，几乎完全相同，足见诗人对这两句的喜欢之情，因为它映射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的心理折光。这是一种处身于世外的轻松之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情怀，人生道路不平，君子坦荡荡，自能履险如夷。"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念奴娇·送钱穆父》），逆旅的人生，若能如此旷达坦荡，自然风雨不觉，往深一层看，也不难看到禅家"不住于心"、"任运自在"的影子，无论世事如何风雨变幻，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惟"适"而已，这是他逆境中的从容。
四、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结语
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序言中这样写到苏轼："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指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应该说，苏轼并不是像林语堂说的那样轻飘飘地悠然一生。但是，苏轼的确是一个乐天旷达之人，一生一生虽屡遭政治迫害，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足迹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的生活，但他却能努力地寻求自我解脱，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潇洒超逸的境界。
黄州时期的苏轼，经历了牢狱之灾，又经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使他对政治、人生都有了重新的认识。沉思中，对待现实便以一种闲适旷达的心情处之，形成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生活的打击从未使他真正绝望，他有深重的苦难感，又有轻松的超脱感。他终究是个儒生，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仕与隐，进与退，儒与道，快乐与痛苦永远并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沉重。"诗文中有"人生如梦"、"古今如梦"、"万事到头终是梦"、"却对酒杯浑似梦"这样的句子，梦的虚幻感与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超脱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苏轼一生既轻松释然，又悲沉肃穆。
佛家走向内心而否定人生，儒家走向社会而忽视人生，道家走向自然而简化人生。苏轼将佛教的走向内心当作探索人生的手段，以禅宗"一念清净"、"无心于物"的观念淡化客观环境的困窘，把道家地走向自然作为丰富人生的契机，而始终将儒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的哲学作为自己人生观的核心，批判改造吸收了佛老齐荣辱，忘得失，达生达观，不执一时得失，对贫富、贵贱、荣辱漠然视之，对人生所受的打击泰然处之，消解了生活给他的坎坷与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坎坷的磨砺，以及佛家"无住"、"万法皆控"思想在他心中生长，他的心态逐渐平和。
黄州时期的苏轼较之以前，生活与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破红尘却始终难舍红尘，未脱尘根，才使他在旷达之外还保持了生活的热情，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面对多年的宦游漂泊的生活，他有过"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林江仙·送王缄》）的感慨，但后来的他借了一位歌女的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苏轼有首《定风波》：
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词原有一小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词为王巩侍妾柔奴而作。王定国也是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歌女柔奴随行，三年后，王定国北归遇苏轼。苏轼有感于广西为岭南地区，荒凉僻远，柔奴同行三年却越来越见年轻，相问之下，竟得"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这样富有哲理的答案，苏轼自是大加赞赏，并加以引用。《金刚经》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就是劝人不要执迷，不惧忧患，苦乐随缘。苏轼多次遭贬，且愈贬愈远，却依然做到坦然面对，因为他有这种不为穷通所扰，处惊而不变的乐观精神和旷达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对柔奴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产生共鸣。"此心安处"，也便是"无心"，不留意于外物，不执著于外境，也便是"无心"，只要"此心安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是苏轼对自己人生态度的寄寓，同时也成了他今后生活的预言。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海叔二首》）是一些学者心目中苏轼晚年的形象，也是苏轼一生的形象，黄州时期佳处迟留的顿悟，使其独特的旷达人格初步形成，我们看到了一个回归与清纯空灵，像玉一样光洁温润，但不刺眼；像茶一样香满人间却不炫耀；像轻风一样为人送爽却不声张，做到既有换人生，又热爱生命，既严肃执著，又豁达乐观的无处不超然得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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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试分析大学语文《摸鱼儿》比兴手法的运用,理解本诗婉曲表达的主题
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本词直接继承了楚辞香草美专人的比兴寄托属手法,用男女之情来隐喻现实斗争,并构成了整体性的象征意蕴。词中比兴的运用不局限于局部，更不是句譬字喻，而是荣贯全篇，构成了整体的象征意蕴。
上片借物体兴，以伤春、惜春、留春、怨春，来象征宋南渡后抗金局势 的潮起潮落；下片托古喻今，以陈皇后遭遇比况自己的现实处境，借美人以比喻君子；最后的残破春天的景象，也象征这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
㈦ 华中科技大学大学语文考试试题及答案
一、填空题
1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共收录了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的（ 305 ）篇诗歌。
2 ．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的（《离骚》）并称为 “ 风 ”“ 骚 ” 。
3 ．汉代辞赋家（贾谊）继承屈 “ 骚 ” 精神，创作了骚体赋《吊屈原赋》、《鵩鸟赋》，后人称誉 “ 骚人情境，于斯犹见 ” 。
4 ．建安诗人（曹植）的诗歌作品《白马篇》等以及抒情赋《洛神赋》都具有比较突出的浪漫主义倾向。
5 ． “ 思无邪 ” 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思想内容的评价，他还把《诗经》的政教功用概括为 “ 兴、观、群、怨 ” 。
6 ．所谓的 “ 六诗 ” 之说出自《周礼 • 春官 • 大师》，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
7 ．唐代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 “ 六义 ” 中的（风）、（雅）、（颂）三者指的是诗的内容体裁，（赋）、（比）、（兴）三者指的是诗歌的表现方法。
8 ．目前学界一致认为《诗经 • 大雅》中保存了周民族的五大史诗，它们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9 ．被认为是《诗经》中的五大史诗之一的《生民》一诗叙述了周始祖（后稷）的诞生以及他发明农业、定居邰地并开创祭礼的历史，并通过生而无灾、弃而不死等细节，塑造了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
10 ．《七月》是一首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它属于十五国风中的（豳风），大约是西周初期该地还未被猃狁侵占时的作品。
11 ． “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 ，这是《诗经》（《豳风 • 七月》 ）一篇中的句子，诗中用蟋蟀的迁移来表示气温的下降、季节的变化，生动地传达出农业生活的乡土气息。
12 ．《诗经 • 小雅》中的（《鹿鸣》）是一首著名的燕飨诗，诗开篇就以 “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 起兴，借助自然物象为全诗奠定了一种和谐融洽、欢快热烈的基调。
13 ． “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 ，这是《诗经 • 小雅》（《采薇》）一首中的句子，表达了久戍不归的士卒对故乡的怀恋、对自身遭际的哀伤。
14 ．《秦风 • 无衣》是《诗经》中最能体现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战斗精神的诗篇，诗曰： “ 岂曰无衣 ? （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
15 ． “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 是《诗经 • 王风》（《君子于役》）一诗中的句子，这几句描绘出一幅典型的黄昏时分农家生活的图景。
16 ． “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 是《诗经 • 王风》（《采葛》）中的句子，表达了男女之间缠绵深挚的相思之情。
17 ． “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是《诗经 • 秦风》（《蒹葭》）中的句子，诗中表达了因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及而产生的怅惘忧伤。
18 ．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是《诗经》爱情诗中的名句，它出自《周南》（《关雎》）一篇。
19 ．《诗经 • 卫风》（《硕人》）一篇描写一个贵族女子说： “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 ，用一连串的比喻把美丽女子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20 ．《周南 • 桃夭》首章写道： “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 ，赞美了新嫁娘容貌美丽，并能给家庭带来更多的幸福。
21 ． “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 、 “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 是《诗经 • 卫风》（《氓》）一诗中的句子，诗中用桑叶的凋落来暗示了女子的年老色衰。
22 ．诗人屈原在长诗（《离骚》）中用 “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 表明了自己誓死坚持理想、保持高尚人格的决心。
23 ．屈原的长诗（《天问》）是一首别开生面的咏史诗，诗通过对宇宙万物以及夏、商、周兴亡的历史和楚国现状的探问，表现了诗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
24 ． “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是屈原（《离骚》）一诗中的名句。
25 ．屈原的短篇抒情诗集《九章》共（九）篇作品，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26 ．（《惜往日》）一诗是屈原的绝笔，全诗最后说： “ 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 ，表明了诗人以死殉志的悲壮之情。
27 ．（《橘颂》）是诗人屈原早期创作的一首咏物述志诗，诗以拟人化的手法赞美橘树 “ 受命不迁 ” 、 “ 秉德无私 ” 的品性，并将它作为自己的师表。
28 ．屈原短篇抒情诗集《九章》中的（《涉江》）一篇记叙了屈原晚年被流放江南的凄苦经历，其开头就说： “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 ，表达了诗人矢志不渝地执着于理想的精神。
29 ．屈原的抒情组诗《九歌》共分为（十一）篇，分别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和《礼魂》。
30 ． 1953 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评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们分别是
31 ．《诗经》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以乐曲的不同，分为 。 孔子之后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32 ．先秦时期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语录体散文集是
33 ．我国古代的“四书”是指《》、《》、《》、《》。
34 ．《诗经》通常采用、、的表现手法。
35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是 编定的。
36 ．历史上称为“孔孟”的是 和 ; 称为“老庄”的是 和
37 ．先秦诸子散文以 、 、 、 四家影响和成就最大。
38 ．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巨大成就的浪漫主义诗人是 ，其代表作品有《 》，《九歌》等。
39 ．先秦的“楚辞”和《 _ 》一起，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风骚”传统。
40 ．《论语》是孔子弟子搜集整理的孔子言论，属 体散文。
41 ．鲁迅称《 _ 》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2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
43 ．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源头。
二、选择题
1. 养心殿中的“中正仁和”匾是雍正所书的故宫里的一块牌匾，其中蕴含的思想来自于 （ ）
A. 墨家
B. 儒家
C. 道家
D. 法家
解析：是说帝王要中庸正直 , 仁爱和谐，这是帝王对自身行为准则的高要求，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清朝皇帝用以警示自己的言行举止 , 激励自己做个好皇帝 , 成为一代名君。
答案： B
2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今天，面临着技术进步与战争灾难、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并存等问题。早在 1988 年，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上就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 2500 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此中“智慧”是指 （ ）
A ．“兼爱”和“尚贤” B ．“仁”和“德治”
C ．“克己复礼” D ．“有教无类”
解析： B 项是孔子的核心主张。
答案： B
3 ．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持此观点的是 （ ）
A ．道家 B ．儒家
C ．墨家 D ．法家
解析：回答本题首先要弄懂题干所引材料中的“美”与“恶”、“善”与“不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是一种辩证观点，然后依托教材找出备选项 A 道家、 B 儒家、 C 墨家、 D 法家中具有辩证思想的一家。
答案： A
4 ．孔子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意思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动。孔子这样说的根本出发点是 （ ）
A ．劝导统治者以德治民 B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C ．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 D ．强调“格物致知”
解析：“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孔子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其维护的是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
答案： C
5 ． 近年在汉堡发现了一本在 1691 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本。该书译自法译本，法译本译自拉丁译本。书的前言中说“这位哲学家的道德是无限辉煌的”。对以上的信息解读不正确的是 （ ）
A ．当时中国政府重视对欧洲宣扬中华文化
B ．孔子的思想在欧洲得到推崇
C ．该译本出现在“西学东渐”时期
D ．《论语》曾在欧洲以多种语言流传
解析：材料中的译本出现在 1691 年，是清朝前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 A 观点错误。从材料中欧洲多种译本的出现，可知 B 、 D 正确。中国的儒学在“西学东渐”时期有传教士介绍给西方， C 正确。因此，答案是 A 。
答案： A
6. 西方学者认为，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Axle Age ），“人类意识”首次觉醒，理性思维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决定着其后诸民族的文化走向。在当时的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现象是 （ ）
A. 诸子并立，百家争鸣 B. 以法为教，焚书坑儒
C.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D. 崇儒尚佛，兼收并蓄
解析：注意题中信息：“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人类意识的觉醒”，结合所学可知是百家争鸣时代。
答案： A
7 ．孟子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材料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是 （ ）
A ．礼治 B ．仁爱
C ．仁政 D ．兼爱
解析：材料意思是统治者应对鳏、寡、独、孤四种人实行仁政，这符合孟子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
答案： C
8. 《管子》“饮食有量 , 衣服有制 , 宫室有度 , 六畜人徒有数 , 舟车陈器有禁……”这种规定的实质是 （ ）
A. 划分阶级关系 B. 维护生活秩序
C. 处理人际关系 D. 维护等级差别
解析： “量”、“制”、“度”、“禁”规定等说明当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差别，属于礼乐制度的内容，礼乐制度是为了维护宗法分封制而建立的。
答案： D
9 ．西汉时期，儒学逐渐发展为正统思想的主要原因是 （ ）
A ．儒学汲取了佛、道的有益内容
B ．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C ．“四书”“五经”被定为教科书
D ．影响远及东亚、东南亚和欧洲
解析：本题考查了学生对西汉儒学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原因的理解， A 、 C 选项不符史实， D 是影响。
答案： B
10. 董仲舒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下列对这一思想理解最准确的是 （ ）
A. 认为民性本善，君权神授
B. 感叹人性本恶，呼唤王道
C. 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D. 建议以礼入法，以礼入俗
解析：本题考查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有的人天生具有善的素质而不能成为善良的人，于是上天树立王道来教化这些人为善，这是天意啊。由此可知 A 正确。
答案： A
11 ．西汉时代，灾异频发。每当灾害发生，皇帝常常下罪己诏。据黄仁宇先生统计，《汉书》中记载皇帝颁布“罪己诏”多达三十三次。这反映了 （ ）
A ．“大一统”主张
B “三纲五常”学说
C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D ．“天人感应”学说
解析：西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立，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董仲舒新儒学的理论基础即为“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学说中包含“天谴论”，即人君无道，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谴责和威慑。西汉时期皇帝“下罪已诏”的举动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答案： D
12 ．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大一统”的思想。两者思想主张的共同点是 （ ）
A ．主张民贵君轻 B ．维护统治秩序
C ．强调层层分封 D ．体现以德治民
解析： “君权神授”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 , 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 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 , 管理人民。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民政策，维护统治秩序的政策。大一统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空前的统一，也是一种维护统治秩序的政策。
答案： B
13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 ;a 《诗经》
14 ．下列《楚辞》作品中，非为屈原所写的一部是 :C. 九辩
15 ．先秦诸子散文中，属于语录体的著作是 :D. 《论语》
16 ．被称为“上古之书”的中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是 :A. 《尚书》
17 ．《论语》是 ( ) 散文 :A. 语录体
18 ． "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用了 ( ) 的修辞平法 :C. 顶真
19 ．“欲摘故纵，请君入瓮”为 ( ) 惯用的论辫乎法 :C. 孟子
20 ．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又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 体的历史著作。
21 ．南宋的朱熹将《 》一书与《论语》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
22 ． 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后世并称他们为
三、名词解释
1 ．风骚传统： “ 风 ” 指《诗经》中的《国风》，代表《诗经》； “ 骚 ” 指《离骚》，代表《楚辞》。后世诗人，或受《诗经》现实主义影响，或受《楚辞》积极浪漫主义影响，使诗歌创作沿着《诗经》或《楚辞》所开辟的两条道路前进。因此而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的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习惯上称 “ 风骚 ” 传统。
2 、风雅颂：《诗经》的分类。风，又称 “ 国风 ” ，是当时各诸侯国所管辖地域的民歌土乐，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地方小调。《诗经》共有 15 国 “ 风 ” ， 160 篇。雅是周天子直接统辖的王畿附近的音乐歌曲，其中有一些民歌，但大多数是贵族文人的创作。雅分大雅和小雅，共 105 篇。颂是朝廷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歌舞，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共 40 篇。
3 、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 “ 赋者，敷陈其事物而直言之也 ” ，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 “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 ，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 “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 ，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时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
4 、叠咏体： “ 叠咏体 ” 亦称重章复唱，指篇章结构上章节回环复沓、反复咏唱的民歌体。该体式在《诗经》中非常显著。一首诗往往由若干章构成，而章与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地变换少数字词，反复咏唱。 据统计，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在《诗经》的 305 篇中，占了一半以上，并多集中在《国风》、《小雅》部分。
5 、《七月》：《七月》是《诗经》 “ 国风 ” 中典型的农业生活诗，当是西周初期豳地未沦陷时的作品。该诗基本上按季节的先后，逐年逐月地来写农奴们的劳动和生活，反映了当时农奴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农奴社会的阶级压迫的画面。但同时也描写了领主们喜气洋洋的宴饮场面。该诗可能是周乐官在豳地农奴所作歌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的一首代言体诗。
6 、燕飨诗：指《诗经》中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燕（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故也称礼仪诗或宴饮诗。根据内容可分为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小雅 • 鹿鸣》是著名的燕飨诗。
7 、风雅： “ 风雅 ” 是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后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在这里， “ 风雅 ” 并不是指的 “ 风雅 ” 体裁，而是指体现在《诗经》 “ 风 ”“ 雅 ” 中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它引导后代文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人生观念，培养良好的审美习惯和道德节操。
8 、楚辞：是战国时候产生在楚地的由屈原吸取楚神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的特色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宏伟繁复的体制、句式的加长和 “ 兮 ” 字的大量运用。楚辞体作家主要有屈原、宋玉等。屈原的《离骚》是楚辞体的代表。
9 、六义说：是关于《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 “ 六义 ” 说源自《毛诗序》。《毛诗序》因承《周礼》 “ 六诗 ” 说，即风、赋、比、兴、雅、颂，其分法与《周礼》相同，只是把 “ 六诗 ” 叫做 “ 六义 ” 。
四、简答题
1 、宋代诗人王禹偁有诗曰 “ 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 ” ，这里的 “ 风骚 ” 指的是什么？试举例说明它们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1 ） “ 风骚 ” 指的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两种优良传统，即代表《诗经》的《国风》所形成的 “ 风 ” 诗传统和代表《楚辞》的《离骚》所形成的 “ 骚 ” 诗传统。所谓的 “ 风 ” 诗传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 “ 骚 ” 诗传统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
（ 2 ）《国风》民歌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的表现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表现在：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北朝民歌、杜甫的 “ 诗史 ” 、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宋代王禹偁、金代元好问的诗歌、关汉卿的杂剧、曹雪芹的《红楼梦》。
（ 3 ） “ 骚 ” 诗的积极浪漫主义影响于后世的曹植、阮籍、鲍照、李白、李贺以至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吴承恩的《西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2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内容和表现艺术上各有什么特征？
（ 1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例如《豳风 • 七月》，它详尽描述了农奴们一年四季的繁重劳动和 “ 无衣无褐 ” 、 “ 采荼薪樗 ” 的苦难遭遇。《魏风 • 伐檀》表达了作者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的态度和心声。
（ 2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表现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善于用朴素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的形象，描绘出亲切感人的生活画面，来抒发情怀，反映现实。例如《小雅 • 采薇》就是一首抒情写实的佳作。其最后一章抒情、状景、叙事融为一体，把一个征战将归的士兵哀伤时光流驰、路途艰难的思绪表现得深长真切，使人味之无极，闻之动心，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
3 、试以《离骚》为代表，说明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
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如下：
第一，表现进步理想，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理想。《离骚》立足于诗人理想破灭、身遭流放的现实生活，以丰富的幻想、炽烈的情感，描写了诗人对进步理想的追求、坚持和献身，以及诗人对现实世界的反抗。
第二，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构成奇特的情节、境界。《离骚》这首诗从 “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 以后，尽情刻画了诗人上天下地，神游天国的活动，字里行间出现了一系列众多的神话人物和神域，还出现了众多的灵异事物，所有这些又都一齐围绕着诗人的行止旋转，以诗人为中心组织出了一幅 “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的壮阔画面。
第三，善于利用、发展民歌的比兴手法，来象征自己与楚国黑暗势力的斗争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这一特征在《离骚》的前一部分尤其突出。
㈧ 大学语文题：通过建安作家的创作，分析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及其影响。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或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是后人对建安文学特征的概括。
“风骨”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个理论命题。其确切含义，一直为理论界所争论不休，分歧很大。有人认为“风”指作品所起的教化作用，“骨”指文章内容；有人认为“风骨”就是“风格”；有人认为“风”是指浓郁的充满力量的感情，是感情的力，“骨”指由结构严密的言辞表现的事义所具有的力量（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有人认为“风骨”就是悲凉慷慨、充实健康的思想内容和刚健有力的语言形式的完整统一。
建安时期文学的基本特点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的情感，在艺术精神上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式上亦带有鲜明的民歌风调。作品内容充实，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形成了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
曹操重视文学事业，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建安七子
“七子”之称首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除孔融外，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这节选自我们老师的课件，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