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发展中国家教育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正当2016年入围WISE教育项目奖的案例揭晓、教育创新故事夺人眼球之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从另一个角度关注着全球教育的发展，给我们奉上独家的深度研究报告，干货满满。
报告从一个问题说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差距有多大？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给出的答案足以让我们震惊——100年！可见教育公平不仅在国内是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也仍然是一个重大议题。当发达国家学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质量却不甚乐观，例如印度很多入学4年的儿童还缺乏基本的读写和算术能力。
面对相差一个世纪的教育鸿沟，众多问题涌现出来：
Who:大规模提升教育质量需要哪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What:哪些核心要素可以促进教育项目高效、规模化地提升教育质量？
How:如何在增加学校数量的同时，确保学生掌握核心学术内容、培养高阶思维技能（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HOTS）？
……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布鲁金斯学会近期发布的《百万人的学习：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提升教育质量》研究报告（“Millions Learning: Scaling Up Quality E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一一回应了上述问题。从巴西到洪都拉斯，从乌干达到赞比亚，从约旦到印度，报告精选了14个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推广高质量教育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少年儿童的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革命性变化。
除案例之外，Millions Learning在研究基础上提炼出四个核心要素，即设计、推广、融资和可行条件，进而涵盖了14个要点，最后报告提出五步行动建议，为项目设计提出建议。
核心要素一：设计
坚定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高质量教育的规模化。
1、具体地区的教育需求：充分考虑当地的教育需求，确保最终受众参与到项目中来。
2、低成本：项目设计考虑到成本要素，确保可规模化。
3、灵活适应：首先确定高效的学习方式有哪些核心要素，继而在不同背景下推广和复制时结合当地条件进行调整。
4、教师支持：充分调动社区资源来支持教师发展，为教师减负。
核心要素二：推广
重视实际操作的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相结合。
5、教育联盟：所有教育相关方加强协作，施展“集合影响力”；
6、教育拥护者和领导者：除学校和政府之外，关心和热衷教育的社会人士和领导者也应积极加入进来。
7、技术进步：采用本地条件相适应的技术手段，加速教育项目的推动。
8、机会之窗：有效的教育方式如果与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相符合，有助于项目的生根发芽。
9、更好的数据：关于学习和规模化的数据为政策改进和实践提供有效支持，从而促进教育行动。
核心要素三：融资
与资源的绝对量相比，如何配置资源同样重要。
10、灵活的教育融资：融资应灵活，包括建设核心运营能力。
11、长期教育融资：稳定且可预期的支持至关重要。
12、中期教育融资：项目试点到大规模推广之间的重要阶段。
核心要素四：可行条件
规模化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在教育项目规模化过程中，从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项目实施环境至关重要。
13、支持性政策环境：政府政策应保护每个孩子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应开放教育、鼓励各利益相关方贡献不同的想法；
14、研究&开发的文化：要确保更多孩子接受优质教育，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实验、调研和数据分析，因此研究、开发的氛围和环境必不可少。
布鲁金斯学会报告呼吁各国建立包容、适应性强的教育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创新得到鼓励和发展，让新颖的方法和模式得到推广。政府不仅有责任为每个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也应该积极促进这一教育生态系统的培养，调动各方资源协同努力才能促进高质量教育的推广和覆盖。那么，怎样培养包容、适应性强的教育生态系统呢？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给我们提出5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
一、开发：在教育界营造研究&开发的文化
教育生态系统的各方领导者——从政府到民间社会到企业——都要欢迎大规模解决问题的各种新方式。在教育生态系统内部构建强有力的研究&开发文化是关键的一步。政府应该为新方式的尝试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资金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捐赠者、民间社会、政府以及企业应该协力培养学习型领导者，他们应具备推动教育界研发文化所需的技能和才智。
二、分享：通过思想汇聚交流新想法
政府部门的领导者与民间社会、私有部门一起，应构建思想汇聚的平台，从而确认、调整和分享改善学习和促进规模化的有效方式。
三、激活：学校之外的多元化人才
教师和奋斗在教学一线的其他人士通常有超负荷的压力，需要来自其他方面的支持。要解决艰难的教育问题，学校之外的多元化人才可以成为重要的智慧来源。从非营利机构的工作者到应届大学生，到企业人士和技术专家，不同类型的人才可以充分调动起来，协助教育工作者。
四、资金：中间阶段
在试点到大规模推广的中间融资阶段要求政府、投资方和捐赠基金会清楚项目处于“创新——规模化”的哪个阶段——从试点或想法到国家级的推广。
五、测量和学习：从关于学习和规模化的数据中了解什么更有效
政府和捐赠机构应加强国家学生测量体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测量体系。从班级层面开始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为教师所利用，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帮助教师衡量21世纪技能的新颖方式非常重要。
布鲁金斯学会深度研究14个世界级教育案例，总结出上述经验和建议。那么，这14个案例都是谁，我们来看看吧。
赞比亚：课程学习 Lesson Study
“课程学习”（Lesson Study）起源于日本，是一项同伴之间合作学习的活动，活动中中小学老师通过备课、展示、评估课程来分享交流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教学水平。“课程学习”已经传播到50多个国家。2005年起，赞比亚政府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合作，将“课程学习”项目引入赞比亚，旨在鼓励教师合作，提高学校管理者的监管水平，加强赞比亚的学校系统。至今，“课程学习”已影响到赞比亚所有10个省的180万名学生及46000名老师。各项内外评估表明，这一活动让赞比亚学生拥有更多亲身实践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批判思维能力、个人展示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此外，教师的职能发生转换，从“板书+填鸭式教学”到以“问答”方式为主的学习方式，这让学生从被动指导学习改变为发挥创意思维的学习。
哥伦比亚：导师制学习系统Sistema de Aprendizaje Tutorial
导师制学习系统（Sistema de Aprendizaje Tutorial，简称SAT），为拉美边远地区的中学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该项目中训练有素的教师（或者说“导师”）利用“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来促进边缘社区的农村教育发展和社区发展。“导师制学习系统”在教学法中融入切合实际的理论和实践，例如：在农业创新的背景下学习数学和科学。20世纪70年代末，哥伦比亚科学应用与非政府基金会（FUNDAEC）开发了SAT项目。如今，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西和厄瓜多尔都在实施这一项目（危地马拉在2005年之前也曾执行这一项目），至今为止影响了大约30万名学生。该项目受到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政府的承认，因此该项目的毕业生可以升入大学求学或获得要求高中学历的工作岗位。许多研究表明，该项目提高了洪都拉斯的教学产出，增强了女性力量和公民责任感。
肯尼亚：桥梁国际学院 Bridge International Academics
桥梁国际学院是一家盈利性私立连锁学校，成立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优质而低价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每所学校除确保学生掌握国家规定的课程内容外，也要发展学生的社会技能和21世纪所需的合作能力。师资队伍从当地进行招聘，需要接受班级管理、学术指导和课程讲授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每门学科的教师指南都以电子形式统一发布在平板电脑上，平板电脑也帮助收集教师表现和学生评估数据，以不断完善项目设计。第一家桥梁学院于2008年在肯尼亚成立，之后推广到乌干达和尼日利亚。桥梁学院至今已覆盖450多家幼儿园和小学的10万名学生，招聘有8000名教师。桥梁学院与政府和NGO组织合作来改善全球的教育体系，其中最新的一项合作是在利比亚运营公立合作学校。据2013年肯尼亚的低年龄段阅读评估/低年龄段数学评估表明，桥梁学院学生与邻近公立学校学生相比，在26个月的课程学习中，前者比后者多出252天的阅读教育和288天的数学教育。
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Fundación Escuela Nueva
新学校基金会是发起新学校模式的一家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改善农村小学和初级中学。该模式是积极、合作型和个性化的学习模式，强调学生、教师、学校行政人员以及当地社区的充分参与，在该模式中，学生进行自学和互助学习，而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分别作为协助者和教练。1987年成立于哥伦比亚，新学校模式起源于一项变革运动，旨在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沿袭未变的偏远地区公立小学。之后，新学校被纳入哥伦比亚国家教育政策，并推广到16个国家，覆盖五百万学生。某独立研究显示，与未参加该项目的哥伦比亚传统学校相比，Escuela Nueva学校的三至五年级学生在语言和数学方面得分更高，辍学率和留级率明显较低。
孟加拉国：BRAC非正式小学教育项目
BRAC的非正式小学教育(NFPE)项目为小学辍学或从未进入小学的儿童提供学习机会。该项目将普通的五年小学课程精简为四年，学生完成学习后可以参加国内中考，从而升入公立或私立中学。师资队伍来自于当地社区的教师招聘（通常老师要把自己的学生从一年级带到毕业），学习科目主要包括孟加拉语、英语、数学、科学及社会科学等认知学科，以及艺术和沟通等非认知学科。20世纪80年代初BRAC创立于孟加拉国，其NFPE项目随后扩展到阿富汗、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南苏丹。现在，NFPE项目在孟加拉国每年接收67万位学生，在其他4个开展NFPE项目的国家接受学生超过90万人。BRAC与孟加拉国政府密切合作，被广泛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学校网络。BRAC的辍学率低于5%，升学率则通常高于孟加拉国的公立学校。
印度：阿福童国际 Aflatoun International
阿福童国际致力于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开展社会和金融教育项目，培养学生的个人技能、人际交流能力、财务能力和企业家能力。阿福童国际采用社会连锁的形式，与当地伙伴开展合作，培训教师和教练教授关于人权、理财和如何创业等知识和技能，不论是在校生还是社会上的儿童都可以学习。阿福童于1991年成立于印度，目前已经在全球116个国家开展项目，每年有近四百万学生，34000位老师、支持者和其他教育者参与。最近，阿福童及其合作伙伴与28个国家的政府合作，尝试将社会教育和金融教育融入国家课程。某综合评论的结果及21个针对青少年和儿童金融教育干预随机对照试验的元分析显示，阿福童对青少年和儿童财务行为、理财和资源整合习惯的影响力，超过所研究26个干预项目的平均水平2倍还多。
尼泊尔：阅读室，识字项目Room to Read, Literacy Program
“阅读室”是一家专注于改善识字水平和教育中性别不公平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其识字项目采取合资的方式与当地社区、伙伴机构和政府合作，从而确保每所学校都有基础设施完备的图书馆，为当地儿童提供当地语言的书籍，同时配有经过训练、掌握循证阅读和写作指导方法的教师和图书管理员。每间教室都配有识字教练，辅助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上述干预方式综合运用，旨在提高小学儿童的识字技能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自2000年在尼泊尔创办，阅读室至今已扩展到亚洲、非洲的其他九个国家，共计有17500个社区的一千万儿童受益。具体来说，识字项目至今已涵盖11万名学生和2000名教师。一项与70个中低收入国家开展的教育干预项目（阅读室项目不属于70个项目）评估比较显示，阅读室项目的影响力是其他干预项目影响力平均水平的近10倍。
印度：布拉罕教育“阅读印度”项目 Pratham, Read India
布拉罕教育的阅读印度项目致力于确保三至五年级学生掌握读懂简单文本和基础数学运算的能力，其方式包括评估学生当前学习水平，不按学生的年龄或年级分组，而是按照学生的学习水平分组进行指导，即“依学习水平施教”的方式。布拉罕教育的阅读印度项目始于2007年，至今已在印度23个邦展开，2014-2015年度项目对农村地区学生的直接影响人数超过35万人，通过与州政府或地区政府合作间接影响学生超过六百万人。布拉罕教育J-PAL进行的一系列随机评估发现，按学生学习水平分组的方式带来的学习效果显著优于按年级分组的效果。布拉罕教育也协助进行《年度教育现状报告》(ASER)的调查，这是一项印度全国范围进行的公民主导的家庭调查，旨在评估印度超过550个农村地区儿童的基本阅读和算术水平。从2005年开始ASER调查每年举行一次，自2008年开始，该调查作为布拉罕教育网络的一个独立单元开展。
乌干达：教育！ Ecate!
教育！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解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中学教育无法匹配就业机会的问题，改善传统的死记硬背和理论教学方式，最终目标是通过教育让非洲年轻人为自己和社区解决贫困问题。教育！为学生提供领导力、创业、职场准备等相关的技能培训，同时也有辅导学生在学校里创立企业的培训，该模式的师资主要包括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和年轻人导师。教育！于2009年成立于乌干达，目前已为350所学校的12万名学生，即乌干达12%的中学提供相关服务，同时为乌干达高中创业课程的改革建言献策，把教育！的项目模式纳入卢旺达的国家高中课程中。教育！的随机对照试验中线结果表明学生高中毕业后的收入翻了一番，其中倾向于自主创业的学生增加了64%，倾向于发起社区项目的学生增加了123%。
美国：芝麻街工作坊，芝麻街
芝麻街工作坊的芝麻街利用电视、广播、视频、网络、书籍以及社交媒体对学龄前儿童的识字、数学、情感发展、健康、尊重和理解等方面进行教育。该节目在美国始于1969年，随后扩展到15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56亿儿童观众，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教育提供商。研究显示芝麻街是一个高效的学习工具，对世界各国的儿童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芝麻街在中低收入国家教育影响力的元分析显示，该节目的影响力与其他早期儿童教育干预方式相当，规模化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美国、英国： Teach for All
Teach for All是由各地独立机构组成的国际性网络，各机构负责招聘和培训表现优异的应届大学生和专业人士，由这些志愿者在各自国家的弱势学校和社区教学两年，从而实现输送未来教育领导者的目标。Teach for All由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和英国的Teach First 联合创立于2007年，之后发展成为包含39个伙伴国的全球网络。至今，该网络已为110万学生服务，包含52323名教师和校友，对个人和的整体教育体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来自各伙伴国的研究显示，学生取得了卓越的学习成果，如数学政策研究显示与普通新教师和老教师教授的学生相比，“为美国而教”的数学教师所教的学生全年学习数学时间多出2.6个月。从整体来看，大部分伙伴国50%到80%的校友选择继续在教育行业做全职工作，因此Teach for All为大范围的教育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积极影响了参加项目的老师和校友。
约旦：INJAZ
INJAZ 是约旦的一家独立非营利机构，专门从事青少年赋权项目和调动公共、私有和社会部门的资源帮助弥补高中体系与劳动力市场日益变化的需求之间的技能差距。INJAZ项目，由23000多名经过训练的志愿者团队提供，为7年级学生到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相关内容和活动，以帮助学生增强财务知识，提升道德领导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沟通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等。针对学院和大学、青年中心，以及职业培训机构的年轻人，大部分项目提供实际的工作机会，支持他们积累工作经验或发展职业和创业技能。自1999年创立以来，INJAZ已在约旦全部12个省开展项目，影响了120万年轻人。该项目已被纳入约旦官方的学校课程，一项内部研究显示，相比约旦全国32%的失业率，INJAZ毕业生的失业率仅为19%。
巴西：亚马逊州政府媒体中心
巴西亚马逊州政府的媒体中心行动是一个当地开发、正式的学校模式，旨在解决城市和乡村地区教育差距悬殊的问题。项目采用数字卫星技术提供直播课程的形式，直播课程在玛瑙斯市（亚马逊州首府）的媒体中心演播室由“主讲”教师讲授，提供给亚马逊州近1000个教室的学生，同时针对每个教室（5到25个学生）配有“指导”老师。该项目的特点是双向互动形式，学生收看演播室老师的讲座，反馈信息，然后呈现给其他所有教室和演播室的主讲老师。2007年创立于巴西亚马逊州，媒体中心的60名主讲老师和2200名指导老师已为2300个社区的30万名学生服务——玛瑙斯市之外的大约25%的高中生。媒体中心的模式已被巴西其他七个州采用，服务于地处偏远地区的学生。成立至今，巴西初中到高中学校的升学率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到2011年辍学率减少了一半，“巴西教育质量指数”显示亚马逊州儿童学习状况稳步改善。
加纳：Worldreader
Worldreader通过低成本的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文化和语言相关的电子书籍，目标是通过为儿童和家庭直接提供教学和阅读材料，提高人们的识字技能，培养人们对阅读的兴趣。该组织采用融合的方式与适应文本的技术，提供涵盖43种语言的31000本书，也提供教师支持和社区参与。项目自2010年在加纳启动以来，服务人数已达560万，其成果是，每月有69个国家的110万人阅读电子书籍。来自加纳Worldreader低年龄段阅读项目的一组评估数据显示，学生用户在口头阅读熟练程度、阅读理解力和培养积极的阅读习惯方面都有改善。
『贰』 圈子小一点，生活干净一点，心情轻松一点，你会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翻译为英文
Circle a little bit, life is clean, a little easier, you will find, no big deal
『叁』 发一个大学英语三的精读课文翻译给我吧
一个年轻人发现，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也会带来涉及法律问题的麻烦。一种误解导致另一种误解，直到最终他必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法律小冲突
我生平只有一次陷入与法律的冲突。被捕与被带上法庭的整个经过在当时是一种令人极不愉快的经历，但现在这却成为一个好故事的素材。尤其令我恼怒的是我被捕及随后在法庭上受审时的种种武断情形。
事情大约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二月，那是我中学毕业已经几个月了，但要等到十月份才能上大学，所以当时我仍在家中。
一天上午，我来到离我住地不远的、位于伦敦郊区的里士满。那是我正在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以便赚点钱去旅游。由于天气晴朗，又没什么急事，我便悠然自得得看着商店橱窗，逛逛公园，有时干脆停下来四处观望，一定是这种无所事事的样子使我倒了霉。
事情发生在十一点半左右，我在当地图书馆谋职未成，刚从那出发，就看到一个人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显然是想跟我说话。我原以为他要问我时间，想不到，他说他是警官，要逮捕我，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个玩笑，但接着又来了身穿警服的警察，这下我无可置疑了。
“为什么要抓我？”我问。
“四处游荡，有作案嫌疑。”他说。
“做什么案？”我又问。
“偷东西。”他说。
“偷什么？”我追问。
“牛奶瓶。”他说，表情十分严肃。
“哦。”我说。
事情后来是这样的，这一带经常发生小偷小摸案件，尤其是从门前台阶上偷走牛奶瓶。
接着，我犯了个大错。那时我才十九岁，留着一头凌乱的长发，自认为是六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员。因此，我想对此表现出一种冷漠，满不在乎的态度，于是用一种很随便无所谓的腔调说：“你们跟踪我多久了？”这样一来，在他们眼里，我是惯于此种情形的，这又使他们确信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几分钟后，来了一辆警车。
“坐到后面去，”他们说，“把手放在前排的座椅上，不许乱动。”
他俩分坐在我的左右，这下了不是闹着玩的了。
在警察局，他们审问了我好几个小时。我继续装作老于世故，对此事习以为常的样子。当他们问我一直在干什么时，我告诉他们在找工作。“啊哈！”这下我可看到他们在想，“无业游民”。
最后，我被正式指控，并得到通知下周一到里士满地方法院受审。他们这才让我走。
我本想在法庭上作自我辩护。但父亲一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就为我请了一位很不错的律师。就在那个星期一，我们带着各种证人出庭了，其中包括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作为我品行的见证人，但法庭并没有传话他作证。对我的“审判”也并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开庭才十五分钟，法官就驳回了此案，我被无罪释放。可怜的警察毫无胜诉的机会。我的律师甚至成功地使警察承担了诉讼费。
这样，我没有留下犯罪记录。但当时，最令人震惊的是我被无罪释放所明显依赖的证据。我有标准的口音，有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父母来到法庭，有可靠的证人，还有，很明显我请得起很好的律师。想到这次指控含混不清的特点，我敢断定，如果我出生在一个不同背景的家庭，并真失了业，则完全可能被判为有罪。当我的律师要求赔偿诉讼费时，他的辩词很明显地围绕着我“学习成绩优秀”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在法庭外面，曾经逮捕我的警察中的一个正沮丧地像我母亲抱怨说，又有一个小伙子要与警察做对了。他以责备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抓你的时候，你本来可以帮帮忙的。”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是说我应该做出大发雷霆的样子，并说：“喂，你知道是在和谁说话吗？我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你们怎敢抓我？”那样的话，他们也许会向我道歉，可能还会脱帽致意，让我扬长而去。
Unit 2
获益匪浅的问题
詹姆斯·索利斯克描述了他是如何受他的孩子们能用新方法看待事物的影响而认清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的。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9岁、6岁和4岁——停止了争抢食物，教我关于范式变换、线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知识。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在玩自己那套口头儿的“哪个不是同一类？”的芝麻街头游戏。玩这游戏时，孩子们要看三张画并挑出那张不属同一类的。我说：“来吧，哪个不是同一类，橘子，西红柿，还是草莓？”
老大很快就说出了自以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红柿，因为另外两种都是水果。”我承认这是正确答案，尽管有些纯粹主义者坚持认为西红柿是一种水果。对我们这些从小就不得不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红柿的人来说，西红柿永远是蔬菜。正当我准备再出别外一组三个东西时，我4岁的孩子说：“正确答案是草莓，因为别外两种都是圆的，草莓却不是。”我怎么能驳斥他的观点呢？
接着，我6岁的孩子说：“是橘子，因为别外两种都是红色的。”9岁的孩子不想让弟弟妹妹占上风，说道：“是橘子因为其他两种都长在藤上。”
毫无疑问，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儿。这事儿比争抢食物还乱，比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还要重要。哥白尼把太阳视为宇宙中心，重新调整了地心说这一长达数世纪的范式，我的孩子们正做着哥白尼当年所做的事。鲁宾·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激凌改名为哈根达斯，在不变换产品的情况下提高了价格，我的孩子们正在做着鲁宾·马修斯所做过的事。爱德华·詹纳放弃了寻找治疗天花的特效药，从而发现了能预防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们正做着爱德华·詹纳所做过的事。
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是去研究接触天花却从未染上此病的人。他发现他们都患了一种类似天花但比较轻微的疾病：牛痘；这使得他们对致命的天花得以免疫。
他们在重新审视相关的各种因素。他们在重新界定他们的问题。他们在重新表述他们的问题。总之，他们正做着每位历史上做出过重大发现的科学家所做的事，依据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说：他们在改变旧的范式。
但倘若这是学校里练习册上的一个练习，那么没有把西红柿圈出来的孩子全都会被批为答错。凡没有把问题都解读为“哪个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错误的。也许这就说明的为什么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中有那么多的人读书时不及格，其中最显著的是职权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范式改变者。
这样说，并非是想对学校评头论足。天知道那有多容易。这样说，不过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价值实在是有限的。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似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们都大声嚷嚷着要求得到更多的技术，要求即刻享用不断膨胀的信息。
学生们必须上网。你们家必须用数码与环球信息网联通。企业必须能即时下载大量资料。但是，除非我们改变范式、重新审视相关的各种因素，否则，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无论是现在还是最近，我们都不缺乏信息。试想我们拥有的信息比四面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全球的（权作双关语）惊人之举，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举不是靠发现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眼光看大家都看到过的信息。爱德华·詹纳不是靠积累信息发明了预防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问题。
当我们开始驶入信息高速公路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等信息的新方法。我们应该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样，去发现有不止一个的正确答案、有不止一个的正确问题、有不止一个的看大量信息的方法。我们需要记住：当你只有一把锤子时，你往往把每一个问题都看做钉子。
Unit 3
我为什么当老师
你为什么要教书呢？当我告诉一位朋友我不想谋求行政职务时，他便向我提出这一问题。所有美国人受的教育是长大成人后应该追求金钱和权力，而我却偏偏不选择明明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工作，他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
当然，我之所以教书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教书轻松。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借以谋生：机修工、木工、作家，教书可是其中最难的一行。对我来说，教书是个会令人熬红眼睛、掌心出汗、精神沮丧的职业。说熬红眼睛,这是因为我晚上不管备课到多晚,总觉得准备得还不充分。说掌心出汗，是因为我跨进教室之前总是非常紧张，自信学生一定会发觉我其实是个傻瓜笨蛋。说精神沮丧，这是因为我1小时后走出教室时，确信这堂课上得比平常还要平淡无味。
我之所以教书，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解答问题，或者因为我有满腹学问，非与别人分享不可。有时我感到很吃惊，学生竟真的把我课上讲的东西做了笔记！
这样说来，我为什么还要教书呢？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爱校历的步调。6月、7月和8月提供了一个供思考、研究和创作的机会。
我教书，是因为教学是建立在“变化”这一基础上的职业。教材还是原来的教材，但我自身却变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变了。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有让自己犯错误的自由，有自己吸取教训的自由，有激励自己和激励学生的自由。作为教师，我可以自行做主。如果我想要求一年级的学生通过自行编写课本的办法来学习写作，谁能说我不可以那样做呢？这样的课程也许会彻底失败，但我们都可以从失败的尝试中获得教益。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学生提出必须绞尽脑汁才能回答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有无穷无尽的正确答案来对付拙劣的问题。何况我在教学过程有时也会想到一些出色的问题。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想方设法使自己和我的学生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进入现实世界。我曾经开过一门叫做“在工业技术社会里如何自力更生”的课程。我教的15位学生读了爱默生、梭罗和赫胥黎的作品，记了日记，还写了学期论文。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办起一个公司，借钱买下一所破旧的房屋，通过整修翻新这一建筑物，我们就自力更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一次实践活动。学期结束时我们把房子卖掉，还清贷款，缴了税，余下的收益分给了参加实践的学生。
所以说，教学使我的工作进程有了规律，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教学向我提出了挑战，也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
不过，我漏下了我要教书的最重要的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与维基有关。维基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她精力旺盛，孜孜不倦地撰写她那篇论述14世纪一位不知名诗人的学术论文。她写了一些文章寄给学术刊物。这一切都由她独立完成，我偶尔从旁略加指点。我亲眼看到了她完成论文，看到她得知自己的文章被采用，亲眼目睹她找到了工作并获得了在哈佛大学当研究员的职位，并著书论述她在做我学生时萌发的思想。
再一个原因与乔治有关。他开始学的是工程学，后来他深信自己爱人胜过爱物，所以改学英语。
还有珍妮。她中途辍学，但是她的同学把她拉了回来，因为他们想让她看自力更生整修旧房这一项目的结果。我亲眼看到她回来了。我亲耳听到她对我说，她后来对城市贫民产生了兴趣，继而成了捍卫分民权的律师。
还要谈一谈清洁女工杰基。她凭直觉了解的事情比我们多数人通过分析弄清的东西还要多。杰基已经决定读完中学，然后还要上大学。
这些在我眼前成长、变化的人，便是我要当教师的真正原因。当一名教师意味着做创造的见证人，他目睹人体开始呼吸，开始了生命。，
不再教书，获得“提升”，也许会给我带来金钱和权力。可是我现在也有钱。我拿了薪金去做自己乐意做的事：读书、交谈、提问，妣如问：“做个富翁有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也有了权力。我有权力启迪，有权激发才智，有权开出书目，有权指点迷津。还有其他什么权力比这更值得考虑呢？
但教书还会带来金钱和权力以外的东西：那就是爱。不仅是爱学习、爱书本、爱思想，而且还有老师对出类拔萃的学生的爱。这样的学生走进了老师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开始成长了。爱这个字也许用得不恰当：说是方魔力可能更合适些。
我教书，是因为与开始成长的学生朝夕相处，我有时感到自己也和他们一起开始成长了。
『肆』 大学英语精读 第三册课文翻译 全部
Unit 1 法律小冲突
一个年轻人发现，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也会带来涉及法律上的麻烦。一种误解导致另一种误解，直到最终他必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法律小冲突
我平生只有一次陷入与法律的冲突。被捕与被带上法庭的整个经过在当时是一种令人极不愉快的经历，但现在这却成为一个好故事的素材。尤其令人恼怒的是我被捕及随后在法庭上受审期间的种种武断情形。
事情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二月，那是我中学毕业已经几个月了，但是要等到十月份才能上大学，所以当时我仍在家中。
一天上午，我来到离我住地不远的伦敦郊区的里士满，那是我正在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一边攒些钱去旅游。由于天体晴朗，有没有什么急事，我便悠然自得的看看窗店橱窗，逛逛公园，有时干脆停下来四处观望。一定是这种显然无所事事的样子使我倒了霉。
事情发生在十一点半左右，当我在当地图书馆谋之未成，刚从那里出来，就看见一个人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显然是想跟我说话。我愿意为他是要问我时间。想不到他说他是警察，要逮捕我。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个玩笑。但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这下我无可置疑了。
“为什么抓我？”我问。
“四处游荡，有作案嫌疑，”他说。
“做什么案？”我又问。
“偷东西，” 他说。
“偷什么”我追问。
“牛奶瓶”他说，表情极端严肃。
“噢，”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带经常发生小偷小摸的案件，尤其是从门前台阶上偷走牛奶瓶。
接着，我犯了个大错误，那是我才十九岁，留着一头乱蓬蓬的长发，自以为是六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员。因此，我想对此表现出一副冷漠，满不在乎的态度，于是用一种很随便的无所谓的腔调说：“你们跟我多久了？”这样一来，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惯于此种情形的，这又使他们确信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几分钟后来了一辆警车。
“坐到后面去，”他们说：“把手放在椅背上，不许乱动。”他俩分别坐在我的左右，这下可不是闹着玩的了。
在警察局，他们审问了我好几个小时。我继续装着老于世故，对此种事习以为常的样子。当他们问我一直在干什么事时，我告诉他们我在找工作。“啊哈”，这下我可看到他们在想，“无业游民”。
最后，我被正式指控，并得到通知下周一到里士满地方法院受审。他们这才让我走。
我本想在法庭上自我辩护，但是父亲一弄清事情原委后，就为我请了一位很不错的律师。就在那个星期一，我们带着各种证人出庭了，这其中包括我的中学英语教师作为我的平行见证人。但法庭没有传唤他作证。对我的“审判”并没有进行到那一步，才开庭十五分钟，法官就驳回了此案。我被无罪释放。可怜的警察毫无胜诉的机会。我的律师甚至成功的使警察承担了诉讼费。
这样， 我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记录。但当时，最令人震惊的是我被无罪释放所明显依赖的证据：我有标准的口音，有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父母来到法庭，有可靠的证人，还有，很明显我请得起很好的律师。想到这次指控的含混不清的特点，我敢断定，我如果出生在一个不同背景的家庭，并真失了业，则完全可能被判为有罪。当我的律师要求赔偿诉讼费时，他的辩词很显然的紧紧围绕着我“学习成绩优异”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在法庭外面，曾逮捕我的警察中的一个沮丧的想我的母亲抱怨说，又有一个小伙子要与警察做对了。他以责备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抓你的时候，你本可以帮帮忙的。”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是说我因该做出大发雷霆的样子，并说：“喂，你们知道是在和谁说话么？我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你们怎么敢抓我？”那样的话，他们也许会向我道歉，可能还会脱帽致意，让我扬长而去。
Unit 2 获益匪浅的问题
1、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9岁、6岁、4岁---暂时停止争抢食物，腾出世纪教我认识什么是范式变换、什么是线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
2、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在玩自己那套只动嘴的“哪个不是同一类？”的芝麻街游戏。本来玩这游戏时，孩子们要看三张画并挑出那张不属同一类的画。我说：“来吧，哪个不是同一类，橘子，西红柿还是草莓？”
3、老大很快就说出了自以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红柿，因为其他两种是水果。”我承认这是正确答案，尽管有些纯粹主义者坚决认为西红柿是一种水果。对我们这些从小就被迫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红柿的人来说，西红柿永远是蔬菜。我正准备再出一道三种东西为一组的题目时，我4岁的孩子说：“正确答案是草莓，因为另外两种是园的，草莓却不圆。”我怎么能驳斥这种论点呢？
4、接着，我6岁的孩子说：“不属同一类的是橘子，因为另外两种是红色的。”9岁的孩子不想让弟妹占上风，说道：“不是同一类的也可以是橘子，因为其他的两种长在藤上。”
5、老二把这看作对他发出的挑战，“可以是草莓，因为只有草莓会放在冰淇淋上。”
6、毫无疑问，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儿。这事儿比争抢食物还乱，比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重要的多。哥白尼把太阳视为宇宙中心，重新调整了地心说这一长达数世纪的范式，我的孩子们正坐着哥白尼当年做的事。鲁宾 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淇淋改名为哈根达斯，在不改变产品的情况下提高了价格，我的孩子们正做着鲁宾 马修斯做过的事。爱德华 詹纳放弃了寻找治疗天花的特效药，从而发现了能预防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们正做着爱德华詹纳做过的事。
7、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是去研究接触天花却染上此病的人，他发现他们都患了一种类似天花但比较轻微的疾病：牛痘；牛痘使他们得以防止染上致命的天花。
8、他们在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他们在重新认识他们的问题。他们重新表述他们的问题。总之，据托马斯 库恩在他们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言，他们正做着历史上有过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都曾做过的事：他们在改变就的范式。
9、但假若我们的游戏是学校里做在作业本上的练习，那么没有把西红柿圈出来的孩子全部会 被批为答错。凡没有把问题解读为“哪个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错的。也许这种情形说明了为什么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中有那么多的人读书时是不及格的学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他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范式改变者。
10、这样说，并不是想对学校评头品足。天知道，发一通议论太容易了。这样说，不过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价值实在是有限的。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似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人都大声要求得到更多的技术，大声要求即刻享用增多的信息。
11、学生们必须联机。你们家必须用数码与环球信息网连通。企业必须能即时下载大量资料。但是，除非我们改变范式、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否则，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12、无论是现在还是最近，我们都不缺信息。试想我们拥有的信息比四百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地球的（权作双关语）惊人之举，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举不是靠发现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目光来看大家都看到过的信息。爱德华 詹纳不是靠积累信息发明预防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问题。
13、当我们开始驶入信息高速公路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信息的新方法。我们应该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样，去发现有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有一个以上正确的问题、有一个以上看一堆信息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当你只有一把锤子时，你往往把每个问题都看作钉子。
Unit 3 我为何教书
你为什么教书呢？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不想做任何行政职务时，他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所有的美国人受到的教育都是长大后追求金钱和权利，而不是想要明明是通往这个目标的一个“阶梯”性的工作
当然，我教书并不是应为教书对我而言很容易。我曾做过多种工作来赚钱谋生，如做机修工，木工，作家，而教书是其中最难的。对我来说教书是一件令人眼睛红肿，掌心出汗，精神沮丧的职业。眼睛红肿是因为无论我备课到多晚从未觉得胸有成竹。掌心出汗是因为在走进教室之前，我总是非常紧张，学生们肯定会发现我原来是个笨蛋。精神沮丧是因为我一个小时后我走出教室时总会觉得这节课比平常更加枯燥无味。
我教书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解答问题，或因为我觉得自己有非与人分享不可的知识。又使我感到惊愕不已，因为学生竟真的把我课堂上讲的东西做了笔记。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教书呢？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教学日历的节奏。六月，七月，八月提供了思索，研究和写作的机会。
我教书，是因为教书是一种以变化为基础的职业。当教材不变时，我在变-------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在变。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自由，我又犯错误的自由，吸取教训的自由，激励自己，激励学生的自由。作为教师，我是自己的老板。如果我让一年级的学生通过自己编写课本的方式学习写作，谁会干涉我呢？这样的课程也许会彻底失败，但我们都可以从失败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问学生一些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充满了拙劣问题的正确答案。而我在教学中，有时也会发现一些不错的问题。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找到一些是我自己和学生们走出象牙塔，步入现实世界的方法。我曾经开过一门叫做“在技术社会里如何自己更生”的课程。我的十五个学生读了爱默生，梭洛和赫胥黎的作品，他们记了日记，并写了学期论文。
但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公司，借钱买了一座破旧的房子，通过对这座房子的整修翻新，我们实践了自力更生的这一课题。学期末，我们卖掉了房子还清了贷款，交了税，所生的利润大家分了。
所以教书是我的生活节奏分明丰富多彩，也向我提出了挑战，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
不过，我还没讲到我教书最重要的原因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维基。她是我的第一个博士，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学生。他孜孜不倦地撰写了一篇关于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四世纪的诗人的学位论文。他还写过几篇文章，并寄给了学术刊物。她独立完成了这一切，只是偶尔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启示。我亲眼看到她完成了论文，并得到她的文章已被采用。我还亲眼看到她找到工作，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研究学员的职位，著书论述在当我的学生时萌发的思想。
另一个原因就是乔治。他本来是我的工程学学生，后来他认定自己的爱人之心胜过爱物之心，就转而学英语了。
还有珍妮，他中途辍学，但是他被同学们拉了回来，因为他们想让她看看自力更生整修的旧房的结果。我请眼看到她回来了，亲耳听到她对我说，她后来对城市贫民产生了兴趣，继而成了一名维护公民权的律师。
还得提一提清洁女工杰基，她凭直觉了解的事情比我们中大多数人通过分析学到的东西还要多。杰基已经决定读完高中后还要上大学。
这些在我眼前成长，变化的人就是我当教师的真正原因。当一名教师意味着亲眼看见泥人开始呼吸这一创造性的成果。
“提升”了，不在教书了，也许会给我带来金钱和权利。但是我有钱，我拿了工资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读书，与人交谈，提出诸如“富有的意义何在?”之类的问题。
我也有权利，我有权给与启示，激发才能，有权开出书目，为人指点迷津。还有比这更重大的权利么？
而教书还可也带来金钱和权利以外的东西，这就是爱。不仅是爱学习，爱读书，爱思想，而且还有老师对走人自己生活，并开始脱引而出的学生的爱。“爱”这个字用在这里也学并不恰当，“魔力”可能更贴切些。
我教书，是因为与开始获得新生的学生在一起，我有时觉得也与他们一起获得了新生。
Unit 4 一位球迷的评论
1 这封电子邮件在某些方面与我收到的其他刻薄的信件相似。它痛斥我对洛杉矶道奇队的评论，并争辩说我把一切全都搞错了。然而，这个评论与其他的评论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同。
2 与通常那些“你是个白痴”的评论不同的是，这一评论含有更多的细节。它包含了该队比赛表现的关键数据。写这篇评论的人对洛杉矶道奇队的了解绝不亚于我自认为对它的了解。
3 而且这一评论是署名的。作者的名字叫萨拉•莫里斯。
4 我被深深打动，于是给她回信。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一封信引出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来往。
5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两年来，我一直经营着我的道奇队网站。你是怎么成为一个棒球评论专栏作家的？这可是我的梦。
6 这是萨拉的第二封电子邮件，它的到来一点也不意外。我每次对人微笑一下，人家就向我要一份工作。但是另一个事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信的最后一行字里的拼写错误，是关于“我的梦”那一部分。
7 也许萨拉就是一个打字很糟糕的人。但也许她真的是在寻找某个目标，但就是一字之差，还没有找着。
8 这就值得再回她一封信，于是我让她解释。
9 我今年30岁。……因为我身有残疾，花了5年的时间才读完大专拿到文凭。……在棒球赛季，我每个星期平均花55小时写球赛报道，写评论，做研究，听比赛或者看比赛。
10 萨拉称她的网站为“道奇地”。我搜索了一下，什么也没有找着。后来我重读她的电子邮件， 发现在她的电子邮件最底下挂了一个地址
11 我点击该地址。网站并不花哨。但是她以一个作家的严肃态度对该队进行了详细报道。不过，我还是不禁要问，有人读吗？
12 ：从来没有人在我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我一个月收到一封信。
13 所以，这里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妇女，她对道奇队的报道之广泛不亚于美国任何一个记者， 可她却在为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网站写作，网站的名字很怪很难记，读者大概有两个人。
14 我想她那个梦所缺的远远不只是拼写里头少了一个字母r。
15 我建起了自己的网站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不过运气不佳。因为我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最高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钟8个字，可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我的脑子挺好使，我对工作非常专注。这才是人们成功的关键。
16 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
17 我问她要用多少时间写她那通常为400字的文章。
18 三到四小时。
19 我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做过的事情。
20 我让萨拉•莫里斯给我打电话。
21 我说话有障碍，无法使用电话。
22 这就证明了我的怀疑。这显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一位所谓女性作家很可能是一个45岁的男性管子工。
23 我决定结束与此人的通信。可就在那时我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24 我的残疾是脑瘫。……它影响肌肉神经的控制。……当我的脑子告诉我的手去敲击字键时， 我会挪动我的腿，碰击桌子，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碰击六个其他的字键。
25 当我的母亲解释我的残疾时，她告诉我说，如果我比别人努力三倍，我就可以成就我要做的任何事情。
26 她写道，她在帕萨迪拉长大的时候成了道奇队的球迷。她上布莱尔高级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校少年棒球队的教练叫她去做球队的统计员。她做了，用的是一个打字机和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
27 她说由于她跟棒球结了缘，她才得以留在学校里，尽管她成绩不好，每天还有数小时的令她脖子酸痛的家庭作业。
28 棒球给了我努力的目标 ……我可以做别的孩子做不了的事情 ……我想为给了我这么多的棒球做一点事情。
29 不错，我就这么相信了她。有几分信吧。在像她所称的那种情况下，有谁能没有最好的设备和帮助而报道一个棒球队呢？我很好奇，所以我问她我能不能开车过去看她。 她同意了，并详细告诉我路怎么走，其中提到乡下的泥路和没有名字的街道。
30 我开车向东驶去，穿过得克萨斯的荒凉地带。在一条蜿蜒曲折布满小动物大小的坑洼的泥路上，我看到了样子像旧工具棚的屋子。
31 但这不是一个工具棚，这是一所房子，一个被高高的杂草和废弃物包围的正在朽烂的小棚屋。
32 是不是这个地方呢？
33 一位身着旧T恤衫和裙子的妇女从棚屋里走了出来。
34 “我是萨拉的母亲，”洛伊•莫里斯一边说一边用她那粗糙的手握着我光滑的手。“她在等你呢。”
35 我从太阳光下走进去，打开一扇破烂的屏门，走进了阴暗的棚子，棚子里蜷缩在轮椅上的是一个87磅重的躯体。
36 她的四肢扭了一扭。她的头转了一转。我们无法拥抱，甚至也无法握手。她只能张大眼睛看我，向我微笑。
37 可她那微笑里充满了光芒！它穿透了由破烂的木地板、旧躺椅和结满蜘蛛网的窗户围起来的黑暗空间。
38 我不忍心看别的任何东西，所以我的眼睛只盯住她那微笑，它是那么清晰，那么自信， 它甚至令我的多数怀疑一扫而光。但我还是要问，这就是莎拉•莫里斯吗？
39 她开始在轮椅里摇晃，嘴里发出声音。我以为她在咳嗽。
40 可实际上，她是在说话。她的母亲为她翻译。“我要给你看点东西。”萨拉说。
41 洛伊把她推到搭在煤灰砖上的一张旧书桌前。桌子上放着一台计算机。计算机旁是一台电视机。她的母亲将一根小棒绑在她女儿的太阳穴上。
42 萨拉趴在计算机上，用绑在她头上的棍子调出道奇地网站上的一篇报道。她开始一啄一啄地在这篇报道上添字加句。
43 她抬起头看我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低头看她，心里充满了惊奇──还有羞愧。
44 这真的就是萨拉•莫里斯。 这个伟大的萨拉•莫里斯。
45 几个月前我与萨拉•莫里斯联系的时候是想跟她干一仗。现在看着她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吃力地打着字写一篇或许根本没有人看的文章，我明白了这一仗是怎么一回事。
46 不过，这一仗不是跟萨拉打，而是跟自己打。这一仗和体育界在现今玩世不恭的年代里每天都在经历的一模一样。那就是要相信运动员仍然可以是英雄的搏斗。
47 在一个远离这种怀疑的地方，一个心智充满神奇的萨拉•莫里斯帮我找回了信任。
Unit 5 妈妈哭泣的那一天
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日，我放学回家时从满了期望。我胳膊下夹着一期新的我喜欢的体育杂志，房子里将会是就我一个人。爸爸上班，妹妹不在家，妈妈找了份工作，一小时内不会回家。我蹦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地开了灯。
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妈妈身子紧缩成一团，脸埋在手里，坐在沙发上的另一端。她在哭。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她哭，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些，拍拍她的肩膀。“妈？”我说：“怎么了？”她长舒一口气，挤出一丝笑容。“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要失去这份新的工作，我打字不够快！”
“但你到那儿才三天，”我说，“你会跟上的。”我再重复妈妈对我说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上或做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事情遇到麻烦时，她就这样说。
“不行”她难过地说。“过去我总说我能做到我决心做到的一切事情，现在我仍然认为在多数事情上我能做到，但这次我不行。”
我无能力，不知所措。16岁的我还认为妈妈无所不能。几年前，我们卖掉牧场搬进城时妈妈决定开家日托所。她以前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没有难住她。她参加幼托所函授学习，做练习。六个月后正式获得了幼托所看护资格，不久托儿所就招生满额，而且还有孩子等着入托，我认为妈妈理所当然有能力做到这个。
但是日托所和父母后来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足够的钱供妹妹和我上大学。两年后我该上大学了，再过三年妹妹也要上学了。时间不多了，妈妈拼命想挣钱。很清楚，爸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出了一份全日工作外，还种着80英亩地。
在卖掉汽车旅馆的几个月后，妈妈带了一台旧打字机回家，这台打字机有时要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晚饭时，我说这台机器就是“废品一件”
“我们只能买得起这个”妈妈说，“用着联系够了”从那天起，饭桌一收拾干净，碟子洗完，妈妈就钻进她的缝纫间练习，有几晚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
就快圣诞了，我听到妈妈在广播站找到了份工作，我一点也不吃惊，也没怎么当回事。但她非常高兴。
星期一，她第一天下班回来，我就发现她不再激动，她看上去很困，脸绷着，我没理会她。
星期二，爸爸做了晚饭，收拾了厨房，妈妈呆在她的缝纫间练习。“妈妈没事吧？”我问爸爸。
“她打字遇到了些麻烦，”他说“她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多帮她一点，她会感激的。”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我说，我立刻戒备了起来。
“我知道，”爸爸平静地说：“但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可得记着她工作主要是为了你们能上大学。”
说实话，我并不在乎能不能上大学，我希望她能忘了这码事。
星期三，当我发现妈妈哭泣时的惊讶和窘迫，完全证明我多么不理解她所承受的压力。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时，我开始慢慢的理解了.
“我想我们有时都难免有失败，”妈妈静静的说，我能体会到她的痛苦，也能体会到她为了我的闯入打断的强烈情感的发泄所感到的紧张。突然，我的心被打动了，我伸出胳膊，搂住了她。
妈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脸枕在我的肩上，抽泣起来，我抱紧了她，不想说话。我知道我正做我应该做的，我能做的，这就够了。在那一刻，感觉到妈妈的北由于激动在颤抖，我第一次领会到她的脆弱，她还是我妈妈，但又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会害怕，会受伤，会失败。我能感到她的痛苦，就像上千次我在她的怀里寻找安慰时他能感受到我一样。
一周后，妈妈找了份卖纺织品的工作，挣的钱只有广播站一半多。“这份工作我做的来，“她简单地说道，但夜晚在那台老旧的绿色打字机上的练习还在继续。现在，当我晚上走过她的房间，听到她打字的声音，我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我知道那儿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在练习打字。
两年后我离家上大学时，妈妈有了一份报酬更多，责任更大的工作。我不能不认为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妈妈从她失败的那刻学到的东西和我一样多，因为几年后，当我上完学，自豪的接受了一份报纸的记者工作时，妈妈已经是我们镇报的记者6个月了。
现在，那太没修的老掉牙的绿打字机就在我的办公室，她是一个纪念品，但它所唤起的记忆对我和对妈妈是不怎么一样的。当我写文章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或者当我自怜自悯认为生活不应该为难我时，我就往那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想妈妈当年一样，一字一字费力地打起来。这是我想到的不是她的失败，而是她的勇气，继续前进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纪念品。
因字数限制，剩下几课不能输入了！
『伍』 大学英语第第三册课后题英译汉怎么说
一个年轻人发现，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也会带来涉及法律问题的麻烦。一种误解导致另一种误解，直到最终他必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法律小冲突我生平只有一次陷入与法律的冲突。被捕与被带上法庭的整个经过在当时是一种令人极不愉快的经历，但现在这却成为一个好故事的素材。尤其令我恼怒的是我被捕及随后在法庭上受审时的种种武断情形。事情大约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二月，那是我中学毕业已经几个月了，但要等到十月份才能上大学，所以当时我仍在家中。一天上午，我来到离我住地不远的、位于伦敦郊区的里士满。那是我正在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以便赚点钱去旅游。由于天气晴朗，又没什么急事，我便悠然自得得看着商店橱窗，逛逛公园，有时干脆停下来四处观望，一定是这种无所事事的样子使我倒了霉。事情发生在十一点半左右，我在当地图书馆谋职未成，刚从那出发，就看到一个人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显然是想跟我说话。我原以为他要问我时间，想不到，他说他是警官，要逮捕我，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个玩笑，但接着又来了身穿警服的警察，这下我无可置疑了。“为什么要抓我？”我问。“四处游荡，有作案嫌疑。”他说。“做什么案？”我又问。“偷东西。”他说。“偷什么？”我追问。“牛奶瓶。”他说，表情十分严肃。“哦。”我说。事情后来是这样的，这一带经常发生小偷小摸案件，尤其是从门前台阶上偷走牛奶瓶。接着，我犯了个大错。那时我才十九岁，留着一头凌乱的长发，自认为是六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员。因此，我想对此表现出一种冷漠，满不在乎的态度，于是用一种很随便无所谓的腔调说：“你们跟踪我多久了？”这样一来，在他们眼里，我是惯于此种情形的，这又使他们确信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几分钟后，来了一辆警车。“坐到后面去，”他们说，“把手放在前排的座椅上，不许乱动。”他俩分坐在我的左右，这下了不是闹着玩的了。在警察局，他们审问了我好几个小时。我继续装作老于世故，对此事习以为常的样子。当他们问我一直在干什么时，我告诉他们在找工作。“啊哈！”这下我可看到他们在想，“无业游民”。最后，我被正式指控，并得到通知下周一到里士满地方法院受审。他们这才让我走。我本想在法庭上作自我辩护。但父亲一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就为我请了一位很不错的律师。就在那个星期一，我们带着各种证人出庭了，其中包括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作为我品行的见证人，但法庭并没有传话他作证。对我的“审判”也并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开庭才十五分钟，法官就驳回了此案，我被无罪释放。可怜的警察毫无胜诉的机会。我的律师甚至成功地使警察承担了诉讼费。这样，我没有留下犯罪记录。但当时，最令人震惊的是我被无罪释放所明显依赖的证据。我有标准的口音，有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父母来到法庭，有可靠的证人，还有，很明显我请得起很好的律师。想到这次指控含混不清的特点，我敢断定，如果我出生在一个不同背景的家庭，并真失了业，则完全可能被判为有罪。当我的律师要求赔偿诉讼费时，他的辩词很明显地围绕着我“学习成绩优秀”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在法庭外面，曾经逮捕我的警察中的一个正沮丧地像我母亲抱怨说，又有一个小伙子要与警察做对了。他以责备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抓你的时候，你本来可以帮帮忙的。”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是说我应该做出大发雷霆的样子，并说：“喂，你知道是在和谁说话吗？我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你们怎敢抓我？”那样的话，他们也许会向我道歉，可能还会脱帽致意，让我扬长而去。 Unit 2获益匪浅的问题詹姆斯·索利斯克描述了他是如何受他的孩子们能用新方法看待事物的影响而认清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的。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9岁、6岁和4岁——停止了争抢食物，教我关于范式变换、线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知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在玩自己那套口头儿的“哪个不是同一类？”的芝麻街头游戏。玩这游戏时，孩子们要看三张画并挑出那张不属同一类的。我说：“来吧，哪个不是同一类，橘子，西红柿，还是草莓？”老大很快就说出了自以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红柿，因为另外两种都是水果。”我承认这是正确答案，尽管有些纯粹主义者坚持认为西红柿是一种水果。对我们这些从小就不得不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红柿的人来说，西红柿永远是蔬菜。正当我准备再出别外一组三个东西时，我4岁的孩子说：“正确答案是草莓，因为别外两种都是圆的，草莓却不是。”我怎么能驳斥他的观点呢？接着，我6岁的孩子说：“是橘子，因为别外两种都是红色的。”9岁的孩子不想让弟弟妹妹占上风，说道：“是橘子因为其他两种都长在藤上。”毫无疑问，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儿。这事儿比争抢食物还乱，比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还要重要。哥白尼把太阳视为宇宙中心，重新调整了地心说这一长达数世纪的范式，我的孩子们正做着哥白尼当年所做的事。鲁宾·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激凌改名为哈根达斯，在不变换产品的情况下提高了价格，我的孩子们正在做着鲁宾·马修斯所做过的事。爱德华·詹纳放弃了寻找治疗天花的特效药，从而发现了能预防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们正做着爱德华·詹纳所做过的事。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是去研究接触天花却从未染上此病的人。他发现他们都患了一种类似天花但比较轻微的疾病：牛痘；这使得他们对致命的天花得以免疫。他们在重新审视相关的各种因素。他们在重新界定他们的问题。他们在重新表述他们的问题。总之，他们正做着每位历史上做出过重大发现的科学家所做的事，依据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说：他们在改变旧的范式。但倘若这是学校里练习册上的一个练习，那么没有把西红柿圈出来的孩子全都会被批为答错。凡没有把问题都解读为“哪个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错误的。也许这就说明的为什么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中有那么多的人读书时不及格，其中最显著的是职权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范式改变者。这样说，并非是想对学校评头论足。天知道那有多容易。这样说，不过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价值实在是有限的。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似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们都大声嚷嚷着要求得到更多的技术，要求即刻享用不断膨胀的信息。学生们必须上网。你们家必须用数码与环球信息网联通。企业必须能即时下载大量资料。但是，除非我们改变范式、重新审视相关的各种因素，否则，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无论是现在还是最近，我们都不缺乏信息。试想我们拥有的信息比四面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全球的（权作双关语）惊人之举，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举不是靠发现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眼光看大家都看到过的信息。爱德华·詹纳不是靠积累信息发明了预防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问题。当我们开始驶入信息高速公路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等信息的新方法。我们应该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样，去发现有不止一个的正确答案、有不止一个的正确问题、有不止一个的看大量信息的方法。我们需要记住：当你只有一把锤子时，你往往把每一个问题都看做钉子。Unit 3我为什么当老师你为什么要教书呢？当我告诉一位朋友我不想谋求行政职务时，他便向我提出这一问题。所有美国人受的教育是长大成人后应该追求金钱和权力，而我却偏偏不选择明明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工作，他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当然，我之所以教书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教书轻松。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借以谋生：机修工、木工、作家，教书可是其中最难的一行。对我来说，教书是个会令人熬红眼睛、掌心出汗、精神沮丧的职业。说熬红眼睛,这是因为我晚上不管备课到多晚,总觉得准备得还不充分。说掌心出汗，是因为我跨进教室之前总是非常紧张，自信学生一定会发觉我其实是个傻瓜笨蛋。说精神沮丧，这是因为我1小时后走出教室时，确信这堂课上得比平常还要平淡无味。我之所以教书，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解答问题，或者因为我有满腹学问，非与别人分享不可。有时我感到很吃惊，学生竟真的把我课上讲的东西做了笔记！这样说来，我为什么还要教书呢？我教书，是因为我喜爱校历的步调。6月、7月和8月提供了一个供思考、研究和创作的机会。我教书，是因为教学是建立在“变化”这一基础上的职业。教材还是原来的教材，但我自身却变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变了。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有让自己犯错误的自由，有自己吸取教训的自由，有激励自己和激励学生的自由。作为教师，我可以自行做主。如果我想要求一年级的学生通过自行编写课本的办法来学习写作，谁能说我不可以那样做呢？这样的课程也许会彻底失败，但我们都可以从失败的尝试中获得教益。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学生提出必须绞尽脑汁才能回答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有无穷无尽的正确答案来对付拙劣的问题。何况我在教学过程有时也会想到一些出色的问题。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想方设法使自己和我的学生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进入现实世界。我曾经开过一门叫做“在工业技术社会里如何自力更生”的课程。我教的15位学生读了爱默生、梭罗和赫胥黎的作品，记了日记，还写了学期论文。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办起一个公司，借钱买下一所破旧的房屋，通过整修翻新这一建筑物，我们就自力更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一次实践活动。学期结束时我们把房子卖掉，还清贷款，缴了税，余下的收益分给了参加实践的学生。所以说，教学使我的工作进程有了规律，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教学向我提出了挑战，也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不过，我漏下了我要教书的最重要的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与维基有关。维基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她精力旺盛，孜孜不倦地撰写她那篇论述14世纪一位不知名诗人的学术论文。她写了一些文章寄给学术刊物。这一切都由她独立完成，我偶尔从旁略加指点。我亲眼看到了她完成论文，看到她得知自己的文章被采用，亲眼目睹她找到了工作并获得了在哈佛大学当研究员的职位，并著书论述她在做我学生时萌发的思想。再一个原因与乔治有关。他开始学的是工程学，后来他深信自己爱人胜过爱物，所以改学英语。还有珍妮。她中途辍学，但是她的同学把她拉了回来，因为他们想让她看自力更生整修旧房这一项目的结果。我亲眼看到她回来了。我亲耳听到她对我说，她后来对城市贫民产生了兴趣，继而成了捍卫分民权的律师。还要谈一谈清洁女工杰基。她凭直觉了解的事情比我们多数人通过分析弄清的东西还要多。杰基已经决定读完中学，然后还要上大学。这些在我眼前成长、变化的人，便是我要当教师的真正原因。当一名教师意味着做创造的见证人，他目睹人体开始呼吸，开始了生命。，不再教书，获得“提升”，也许会给我带来金钱和权力。可是我现在也有钱。我拿了薪金去做自己乐意做的事：读书、交谈、提问，妣如问：“做个富翁有什么意思呢？”我现在也有了权力。我有权力启迪，有权激发才智，有权开出书目，有权指点迷津。还有其他什么权力比这更值得考虑呢？但教书还会带来金钱和权力以外的东西：那就是爱。不仅是爱学习、爱书本、爱思想，而且还有老师对出类拔萃的学生的爱。这样的学生走进了老师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开始成长了。爱这个字也许用得不恰当：说是方魔力可能更合适些。我教书，是因为与开始成长的学生朝夕相处，我有时感到自己也和他们一起开始成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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