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学备课

㈠ 彭家元的专家传略

彭家元，四川省金堂县人，生于1897年7月16日。父彭士勋，清末秀才，曾去日本宏文书院留学，返国后热衷于兴办厂矿，企图走实业救国发家之路，失败后以教书为生。兄彭家珍早年考入成都武备学堂，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27日刺杀清宗室顽固派宗社党魁首良弼成功，本人当场壮烈牺牲。由于此举对促使清帝退位有功，由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其父由北洋政府聘为总统府顾问。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赠彭家珍为革命牺牲军人。
彭家元在这既有封建文化深刻影响，又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沐的家庭中成长，加之家庭生活素来简朴，养成了勤劳刻苦、奋进向上、生活严谨、善于独立思考的品格。他自幼从父学习，1907年入私塾，1912年入成都高等农业学堂预科，1913年随父入京，1914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18年毕业。在校期间，曾参加反对洪宪帝制、反对二十一条等爱国学生运动。1919年，以先烈彭家珍胞弟关系，获四川公费留美名额。因公费被挪用，至1920年才筹得旅费赴美深造。先入威斯康星大学，1921年转入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土壤肥料科学，1922年获农学士学位。之后，又入衣阿华州立大学学习，1923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在农场、工厂、餐馆、私人家庭打工，半工半读，备尝艰辛。毕业后在俄勒冈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4年回国，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26年南下，先任福建厦门集美农林学校教员兼教务主任，1928年应聘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农林化学系主任。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曾先后主讲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微生物学、土壤改良学及土壤管理学等多门课程，所编《肥料学》一书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大学肥料学教科书。1937年他还与邓植仪教授合编《土壤学》。该书为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材，也是全国早期编写和出版的大学土壤学教科书之一。1929年他与邓植仪教授共创“广东土壤调查所”，兼任技正。该所是我国国内从事土壤调查较早的研究单位之一，在广东中山、南海、三水等20多个县进行土壤调查，出版土壤报告十余册，基本上查清了土壤类型、利用改良方式、生产问题及培肥途径等，对该地区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1934年，彭家元与邓植仪、陈方济教授等倡议成立了“中华土壤肥料学会”，并与邓植仪教授共同主编《土壤与肥料》（季刊）。
从1929年至1937年，彭家元在中山大学创办的《农声》杂志及《土壤与肥料》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土壤微生物的研究论文，如《土壤细菌对于矿物成分之变化》，在国内率先研究了细菌对土壤形成的作用，从而为土壤形成因素中的生物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继之探讨了土壤微生物在生物小循环中的作用，发表了题为《石灰需要量与土壤细菌功用的关系》的论文。1936年，他在《土壤与肥料》上报道了黑油菌、白霉菌对广东土壤的有效磷的转化结果。其后同陈禹平一起发表了《广东土壤中氮素固氮菌之分离研究》，这是我国研究固氮微生物最早的一批论文之一，对后来的研究者颇有启迪。他引进国外土壤微生物的分离和接种技术，探讨了土壤微生物与土壤肥力及植物营养的三边关系，研究了土壤微生物类群的作用。这些论文都是探讨土壤中的细菌、真菌对氮、磷、钾元素的转化作用，为我国细菌肥料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特别对固氮菌生态条件的研究和固氮菌分类很有参考价值，为国内初创。与此同时，彭家元与陈禹平还根据好热性纤维分解菌的功能，研究了我国农村有机肥的堆制发酵方法，成功地富集培养了高温纤维分解菌，定名为“元平菌”，发表了《元平式速成堆肥》一文，为我国农村积肥造肥、开辟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我国40年代在农业中推广的新技术之一，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直至50年代中期，他还陆续发表了《关于高温堆肥的我见》等论文。
彭家元在广东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担任土壤、肥料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主持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化学系系务，并领导该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担任土壤肥料第二研究室及土壤微生物研究室负责人，承担了18个研究项目，均有论文发表，在教学、科学研究、著述及培养人才方面均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37年，彭家元因批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不良作风而被解职后，接受武汉大学聘请任农学院教授。不久，日本侵略军西侵，武汉形势告急，乃于1938年初携眷回川，被当时四川省稻麦改进所（后并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杨允奎教授劝留成都，任该所技正兼农林化学系主任、农事试验总场场长。1939年兼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1941年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1942年任教授兼农学院院长。
1940年8月1日，彭家元在成都四川大学化学馆参与了“水土保持”一词的创定。同年，在内江县城西郊圣水寺建立了内江土壤研究室，隶属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农事试验总场。该室针对四川盆地紫色土易受侵蚀的特点，对不同坡度、坡长、坡形以及不同作物种植覆盖下的水土流失做了大量试验研究，并相应提出优化的水土保持方法。这些工作对四川水土保持事业起了奠基和开拓作用。四川许多土壤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或在该研究室负过责，或在该研究室蹲过点，或在该研究室工作过。
1946年秋，作为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彭家元，在祝贺程复新、杨开渠、李超然三教授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十周年的纪念专刊上以《农业、农学、农业教育》为题撰文，对国民政府的农业方针、政策、措施进行了抨击，他写道：“（政府的）重视农业只是表面文章，并未把农民的利益或生死存亡的事放在心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存在的四大问题：“①农村凋敝，农民被剥削压榨，谁真的为农民解除痛苦？②无论平时或战时，出钱出力，直接或间接，几乎完全取之于农，政府拿出什么有力措施去改进农民生活和农业技术？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劳苦功高的农民不但没有稍微得到生活的改善，反而加上一些更重的痛苦，虽然政府举办有农贷，得到实惠的也许是有，恐怕不过万分之一，有些地方根本未听见过。④水旱灾、饥荒、兽疫、虫害，收成减少，靠天吃饭，谁替他们想办法？”在叙述了中国农业比美国落后约一百年之后，指出：“中国提倡农学已有近40年历史，至今仍不被重视，以为简单不足道，并且不相信科学……，例如天旱不求预防或根本解决之途，而一般却相信打醮、禁屠，甚至执政者亦附会其说。老百姓对于猪瘟、牛瘟、虫害等只好听天安命，认求神拜佛为不二法门，从未想到所谓农学。”最后，彭家元就当时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经费支绌、设备简陋、缺乏实习场地、毕业生数量既少就业又困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里，不仅反映了40年代的农业、农学、农业教育的实况，也反映了彭家元的忧国忧民之心及推崇从事农业教育的教授们的淡泊自守、苦心孤诣的崇高品格。40多年后的今天，读之犹感人肺腑。
1948年，彭家元因不满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漆中权的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愤而辞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一切职务，集中精力于农业教育。
四川解放前夕，彭家元的在国民党空军中任中校且早已去台湾的儿子彭传梁，曾恳求彭家元夫妇携幼子彭传诚一同去台湾，一切入境手续均已办妥，只需购买去台北的飞机票即可。但彭家元坚决拒绝，他说：“我一生从事的事业在大陆，舍不得，即使去台，将来也会统一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得无药可救了……”；终于毅然留在成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家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农业教育工作中。50年代初期，川西区举办在职土壤肥料干部短期培训班，彭家元担任主要的教学工作。他勉励学员“要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对新生事物要敏感，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出优异成绩。”
1950年2月，彭家元、侯光炯作为西南区的代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土壤肥料工作会议。
1952年秋，为了发展苹果生产，建立商品苹果基地，川西区农林厅组织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三年级师生对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宜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特邀彭家元、何敬真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参加。彭家元抱着创建四川苹果基地的厚望，殚精竭虑，就苹果的土宜、气候和发展前景，与何敬真教授多次磋商。又经师生们全面讨论，一致认定茂汶苹果色鲜、香浓、味美且耐贮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个理想的商品苹果品种，值得筹建基地。川西区人民政府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建立了茂汶苹果基地。迄今，经过近40年的发展，茂汶苹果早已畅销香港和国际市场，饮誉中外。在考察过程中，彭家元还在威州（今汶川）顺道参观考察了四川省水电厅设在威州的岷江上游水土保持实验站，听取了该站同志的详细介绍，实地参观了该站的实验项目。他热情地肯定了在岷江上游建立水土保持实验站的必要性和工作项目的可行性，同时还对如何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彭家元的音容笑貌，该站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
1954年，中央在京举办“苏联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学校领导考虑到彭家元年近花甲，旅途劳累且学习紧张，因而学习者名单中没有他。但他不愿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亲自去找四川大学首席军事代表戴伯行，申述多种理由，坚决要求前往学习，终于如愿以偿。在学习班里，他没有专家架子，思想活跃，既虚心学习先进理论，又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乐于与其他同志探讨，因而收获较大。
彭家元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深有感触，于是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改进教学内容。1953—1955年，他多次带领学生在成都龙泉驿、眉山等地实习，住的地方简陋，甚至与猪圈、牛棚一板之隔，彼此鼾声呼应。但他毫不介意，反而认为别有情趣。实习中，往往天雨泥泞，路滑难行，为了免于摔跤，实习队专门为他准备了滑竿，但他坚决不坐，坚持与学生一道跋山涉水，说是为了锻炼的需要，即使摔上几跤，也是值得的。
1956年，四川大学农学院由成都迁往雅安独立建院。四川农学院建立了山地农业研究机构，并号召广大教师要面向山区，面向农业生产，为农业作贡献。彭家元不顾年老，亲自率领土壤农化教研组部分教师徒步翻越二郎山，考察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一路上，他带领大家看土壤，打土钻，访农民，分析化验，饥食干粮，夜宿道班，歌声笑语，兴味盎然。在跨越过程中，由于山陡路滑，彭家元摔了一跤，头部和肘部多处擦伤，渗血不止，但他敷药后仍坚持考察，有说有笑，若无其事。
1956—1957年，他带领土壤农化教研组的青年教师多次考察学校农场的土壤，对深脚烂泥田提出改良意见。1958—1959年学校批准实施。经过改造，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当年就种上旱作物和水稻，以后成为学校农场的基本农田，为教学、科研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彭家元一贯关心青年教师，奖掖后进，热情帮助他们健康成长。1952年暑假，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农业化学系调入重庆西南农学院，本校仅保留一个土壤耕作教研组。此时土壤学和肥料学的专业基础课师资短缺，学校临时抽调担任化学课的年轻教师刘守恒支援，并立即走马上任担任土壤学、肥料学两门课程的实验指导。刘感到业务不熟，相当紧张。彭家元发觉后，与刘亲切谈话，多方鼓励，并对实验要求、内容和操作技术等详加讲解。学生实验时，彭家元亲自到实验室解答疑难问题，一点没有教授架子。不久，教研组新调来三位助教担任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微生物学的实验指导工作。当时实验资料缺乏，彭家元拿出自己保存的国外资料供实验参考，并耐心辅导，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还培养了业条骨干。年轻教师感到他毫无架子，平易近人，愿意接近他，有问题就向他请教，他总是有问必答。遇到一时弄不清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解释，而是立即查阅资料，直至搞清楚以后才予以解答。彭家元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无微不至，大公无私，有求必应。他心胸开朗，豁达大度，毫无架子，乐于助人，为他的助手学生所永远怀念。
彭家元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客观事物。在对待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现代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他在1963年四川农学院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李比希功过评价”的发言，充分肯定李比希学说正确的一面和他所起的巨大作用，并指出李比希的不足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局限。这个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彭家元对不符合科学的提法和作法，敢于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见。他常在课堂上讲，深耕要适度，不是越深越好，决不能搞什么“深耕深耕，茅厕坑坑”（指深耕的深度达到农民茅厕那样的深度）。对于不注意人畜粪尿管理，任意将其排入江河的现象也很不满意，批评说，这样就成了“秈江者，大粪之江也”（秈江是彭家元任教的四川农学院附近的一条小河）。对农民“砍火地”（即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也很不赞成，不但在课堂上向学生阐述其危害性，还在省政协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呼吁大家都来制止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破坏自然的行为，告诫人们要警惕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1958年“大跃进”期间，一些报刊违背自然规律，肆意宣扬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给山剃头，要给地刮脸”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口号。彭家元清醒地认识到这样必将造成水土流失，从而导致“山上开荒，平地遭殃”，“山上矮一寸，平地高一尺”等恶性循环。他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中共雅安地委、雅安行政专员公署的领导同志反映他的不同看法，殷切地希望雅安不要这样学，才能保持雅安青山绿水的优良环境。对全民大办钢铁、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等，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都反映了彭家元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
彭家元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是知名教授，但在教学中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认真辅导学生。年轻教师平时去他家时，总是看见他在备课，修改讲稿，甚至春节期间也不肯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查阅资料，丰富讲稿，为下学期开课作好一切准备。
彭家元不仅对年轻教师和学生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子女也是毫不例外。他共有五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彭传栋、梁、正、直、诚，寓意于希望儿子成为国家栋梁，并且为人正直诚恳。他对子女希望殷切，经常按照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青年的要求来要求他们。他针对当时一些青年不愿去艰苦地区工作的情况说：“党和人民培养了你们，如果艰苦的地方都不愿意去，那谁去建设？”他以身作则，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早逝，老二去台）大学毕业后都分别去了西藏、甘肃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另一个抚养的女儿也分到雅安地区最边远的石棉县工作，结果俩老年逾花甲，身边一个子女也没有留下。
彭家元夫人王菊逸女士与彭家元同岁，早年就读于私塾，后在女子师范上学两年，与彭家元结婚后，感情弥笃。她为了彭家元的事业，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重任，使彭家元能够集中精力于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而无后顾之忧。几十年的朝夕相处，甘苦与共，使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家元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并强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长时间的批判斗争、人身侮辱和肆意殴打，身心受到极度摧残，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自尽，夫人遇救，彭家元含冤逝世，终年69岁。
1978年6月14日，中共四川农学院委员会为彭家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8年12月16日在全校范围内为彭家元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大家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我国土壤肥料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土壤肥料学家、农业教育家和土壤肥料学界的先驱和开拓者彭家元教授。

㈡ 牛春山的人生经历

大学毕业后，牛春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决心为振兴我国的林业科学培养人才。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任技助，后于山东临沂乡村师范和江苏（今安徽）萧县师范当教员。1933年7月间，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开发西北”的口号下，立志振兴陕西，广为招贤纳士，欲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的毕业生中，为陕西第一农业职业学校招聘教员。牛春山闻讯，喜出望外，只身投奔陕西，被聘为该校林科教员兼农场主任。从此，他正式登上了林业教育讲坛。1934年起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森林科教员兼主任。1944年任甘肃天水西北公路局专员兼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技正。1945年任兰州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教授兼主任。1950年起在武功西北农学院林学系（1980年改称西北林学院）任教授至今。1950—1967年任西北农学院林学系系主任，主持系务十余年。结合教学与科研，曾编著《陕西杨树》；编写的另两部书稿《陕西树木志》和《中国森林地理》正在付梓中；目前正从事《中国重要树种特性》的编撰工作。
在时局混乱的年代里，牛春山恪守“小楼一统”的信条，孜孜不倦，埋头苦学。他坚信“师傅不明，徒弟拙”的道理，认为一个教师倘若自己不学无术，要教好学生是困难的，因此他常称颂他的老师陈嵘，堪称一代宗师，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从不懈怠学习，恰如鲁迅说的那样，陈嵘也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牛春山大有先师治学的遗风。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处处认真，一丝不苟，即使在百忙中仍抽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其它外文。牛春山视时间为生命，从不虚度光阴，也从不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工作效率很高。他学而不厌，人们给他冠以贬意的绰号“书呆子”，其实他是追求学问的书迷。1938年，时局骤变，他教的27级（民国27年）学生，大部分投奔延安，之后纷纷给牛春山写信，宣传革命主张。但信件全部被当时武功县国民党特务机构截住。因此牛春山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要加以逮捕。经教务长齐敬鑫、总务长陈家珍出面再三解释和担保，才得以幸免。
牛春山说，人的生命有限，而新东西层出不穷，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借口年老而不学习。他虽已86岁高龄，每天还给自己规定了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英国R．占德（G0od）著的《显花植物地理》是世界名著，长达57万余言，被他列为精读书目，已读了好几遍，上面划满了各种符号。由于该书汉译本错误不少，并缺好多图表，因此他四处托人买英文原版。牛春山读书特别认真，善于质疑，追本溯源，什么问题都非弄个明白不可。1986年9月，学院领导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说：“像我这样大年龄的人，不敢说有什么打算，将来实现不了，不是向组织说了空话吗？我认为我应该坐下来好好读些书。过去教书，写书，支出的多，收入的少，收支不平衡，现在想增加点收入，就是多读书，一方面充实自己，进行知识更新，一方面可以检验我过去写的东西是否正确。”
牛春山学而不厌，目的是为了更多的输出，教好学生。他说：“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具有一桶水。”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去向牛春山请教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凡是没有把握的问题，牛春山宁可暂不作答，也不虚诳学生一语。待学生走后，他寻找答案，弄个水落石出，再去找学生回答。
牛春山最感兴趣的是和同学探讨业务，最讨厌的是海阔天空的闲聊和搬弄是非。所以他不但授人以知识，而且诲人以道德。他有个习惯，凡是来请教或交谈问题的人都百问不厌，能让你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如果在他面前说长道短，搬弄是非，他立即眯缝起眼睛，无精打采，表现不愿意再听下去的厌烦心情。
在教育思想方面，牛春山一贯主张验证重于讲授，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他讲授树木学和森林地理两门课程，既重视课堂讲授，又注重实验实习，以培养在品德上和业务上过硬的技术干部为目标。
树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如果从理论到理论，学生不但听起来枯燥，而且不会有多少实际收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牛春山向学校建议，在秦岭宁陕县建设火地塘教学实验林场，在校内建立标本室和实验室，在学校附近设立林业试验站和树木园（树木园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些积极的建议，都被学校采纳并付诸实施。学校的标本室就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从而解决了教学实习实验的种种问题。为了更新知识，补充教材内容，常讲常新，牛春山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亲赴甘肃、宁夏、江苏、广东等省（区）作森林调查、采集标本。仅在陕西他就二上巴山、四登太白，去陕北风沙区亲自作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更新了教学内容。他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教师只教书，不搞实际调查研究，书是教不好的。牛春山在调查的同时，有目的地和生产单位联系，了解毕业学生的工作情况，包括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然后用反馈得到的信息改进教学。所以他总结出“多采集、多解剖、多鉴定”的“三多”教学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
牛春山讲课生动有趣。如讲授枯燥难讲的树木学时，常用一些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某个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寓趣味于知识之中，便于学生记忆。牛春山的不少学生回忆起几十年前老师讲课的生动形象，仍言犹在耳，记忆犹新。
牛春山勤于实践，深入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省内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恰如他的一首诗所写的：“一生足迹遍秦岭，多次采集南山中，爬山越岭钻丛林，山人皆呼太白通。”
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其举止言行，无不给学生以影响。牛春山给学生的印象是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凡要求学生说到做到的，他首先说到做到，一丝不苟。学生们说：“不知是什么缘故，牛老师特别令人尊敬，细究起来，恐怕还是他能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他要求学生背诵树木的学名，谁也别想蒙混过去，因为他首先能把所教的树木学名背得烂熟。”
牛春山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他从家到图书馆到办公室路线是固定的，即使茶余饭后散步，路线也是固定的。由于他经常踩踏，一条固定的小道形成了。师生们风趣地称这条小路为“春山路”。有的学生用牛春山走路的时间来对表，说牛老师每天经过某处时是几点几分，一对，不差上下，可见他的生活象钟表一样的有规律。几十年来，不管是寒冬酷暑，还是急风暴雨，他都提前十分钟到达办公室，打扫庭院，等其他人上班来时，他已端坐在位，专心工作了。
牛春山和学生上山采集标本，总是身先士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1950年，牛春山和学生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组织的秦岭森林调查时，沿路有国民党军队南逃时埋设的地雷，经常有人不慎被炸死。牛春山带领十几个人，毅然前往。为了尽量避免伤亡，牛春山当时规定了两条：一是把距离拉大，即使不慎踩上雷，伤亡也小；二是他走在最前面，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让后边的人踩着他的脚印走，就这样慢慢地摸到了山顶，无一人伤亡，顺利地完成了采集任务。
在探讨学术思想中，牛春山说：“我一贯主张走自己的路。可以借鉴国外，但必须立足国内，特别注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科学研究要创新，既要创新，又要遵守自然规律；既要攀登科学高峰，又要不畏艰难险阻，这既需要有比较广泛的科学基础，又要有一定的专攻方向，没有广泛基础，专业难以长进，这就是由综合到专业。”牛春山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终于成为我国树木学界的著名专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牛春山在开始工作时，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所以他一直围绕主攻方向博览群书、收集材料。他说：“搞科学研究要‘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正如鲁迅说的‘仓促没有话说，怪你平时不想’。所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趁早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研究方向就知道搜集什么资料，钻研业务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这样可以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牛春山给自己确定的研究方向是编写《中国森林地理》。森林地理是林业科学中集理论性、综合性于一身的一门学科，它涉及树木学、森林学、森林经营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地理学、历史植物地理学和地质学、气候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多种学科，这也是人们少有问津的原因。牛春山方向既定，就坚定不移地要攻下这个难关。1956—1961年，他对自己编写的《树木学讲义》教材不断补充更新，增加了森林地理的内容。当时提倡开选修课，牛春山身为系主任，带头开了“森林地理学”课。历时30多年，《中国森林地理》终于脱稿。由此可以看出他始终围绕森林地理阅读、积累，以至成书。
为了完成这部理论专著，牛春山废寝忘食，除广泛阅读有关学科的书籍外，还将1986年以前国内外有关期刊一一翻阅，作了5309张文摘卡片，其中树木分类2620张，森林地理1368张，还有果树、野生植物资源、古树档案等。牛春山珍惜地把它们装在80个卡片盒子里。“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卡片被视为黑材料。他被揪斗游街时，人们就把卡片用铁丝串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游罢街，牛春山顾不得休息喘气，便急忙四处寻找丢失的卡片，然后把它们重新珍藏起来。
牛春山最忌者是理论脱离实际。他每从事一件工作，都要考察它的实际应用价值。他写的《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陕西树木志简易本》和《陕西杨树》都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内容，对陕西的营林生产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发表于1938年。当时，科学研究尚未开展，秦岭、太白山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牛春山用40多天时间，穿林越涧，弄清了太白山植物的垂直分布带，给陕西林业的教学、生产、科研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陕西树木志简易本》，实际就是从《树木志》中抽出的一个较详细的“检索表”。1950年，西北农林部在组织秦岭北坡森林调查的时候，急需这本资料来解决树木鉴定问题，因而将该书复印。牛春山把其中主要的别名特征等删去，仅列检索表和分布两项。它的实用价值和历史作用是很大的。
《陕西杨树》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写成的。当时国内学术思想混乱。在国外，杨树分类尚属老大难问题，因为搞植物分类的人不搞栽培或杂交育种，搞杨树生产的人又多不搞分类。更因杂交关系，树木名称混乱，形态虽然极相似，但有区别，鉴定极为困难。此时适逢我国大量引进外国杂种杨树，你叫你的名，我叫我的名，谁对谁错，莫衷一是，因而造成生产中的一大难题。为了理清头绪，正本清源，牛春山主持编写了《陕西杨树》，解决了杨树分类一大难题。象这样系统全面的杂种杨树分类的书籍，在美、苏、英等先进国家还不曾见到。
《中国森林地理》的成书过程，更体现了牛春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思想。为使这本书更有价值，他考虑到实际中的方方面面：（1）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对林业生产起到理论指导作用。所以，在编写过程中，除加强理论和实际叙述外，还在每区特写一节“营林方向”，一方面贯彻中央有关林业的政策法规，一方面联系地区实际贯彻理论指导生产的方针。（2）教学科研亟需的东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学上特别是培养研究生没有教材；搞科学研究，苦于找不到资料；林业生产上对树木特性认识不足等。为此，牛春山对其所用的参考文献按地区（共分7区10亚区）按年代列出，查找极为方便；为了营林生产的需要，除介绍64种树木特性外，还在内容方面力求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各家的看法以及他个人的观点和如何解决等，使读者便于鉴别和分析。（3）读者的需要和方便。牛春山在书中引用的资料较多，如树木学名就有6020个，涉及的范围很广。为使教师备课或搞科研查找资料节省时间，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疑难或生僻名词，总是尽可能加“编者注”以解释清楚。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牛春山养成了严谨治学的好作风。做学问，他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添油加醋，无知妄说，还要善于质疑，敢于提出不同看法，从不人云亦云。
他在主编《陕西杨树》一书时，为了弄清15A杨树的来龙去脉，携同有关人员，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考察，广泛搜集资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但还是没有弄清楚。当时有人主张下结论，说反正别人也搞不清，我们说了别人就会依从。牛春山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搞不清就搞不清，我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供别人研究时参考，我们决不能无知妄说，让人贻笑。”后来有人发表论文，在根据很不充足的情况下，给15A杨树断然下了定义。有的同志就埋怨牛春山太谨慎，没有捷足先登。牛春山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应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科学上，千万不可虚逛一语。”
牛春山治学严谨还表现在坚持真理的坚定态度上，他不唯上，不唯名，谁说的正确就依从谁。《中国森林地理》一书中关于东北的分区，全国几位名家和一位日本专家各抒己见，颇有分歧。牛春山经过推敲分析，结果大胆采用了东北林学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姓赵的青年人的意见。这位青年人和几位名家意见不同，用自己实际勘察植物的分布状况划了线。牛春山认为这位青年人的意见正确，符合自然规律，和自己的看法一致，所以就采用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几句诗可作为牛春山形象的写照。眼下，他不顾年高体弱，正争分夺秒地整理长期收集的资料，努力完成他的另一部专著《中国重要树种特性》，为中国林业科学的进步继续做出贡献。

㈢ 如何有效挖掘乡土教学资源，创新课堂教学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要求：教师要善于发掘和利用本地特有的乡土教育资源。教学要从学生的经验和体验出发，密切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不断深入地观察和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在实际中发现问题，并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去解决问题，提高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因此，老师应充分利用乡土资源。撷取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引发学生的直觉体验，让教育回归真实的生活，激活课堂教学。
乡土知识的涵盖面和涉及面是十分广泛的，它包括自然地理资源，人文历史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等。具体而言，就是指我们的出生，成长的地方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历史迹迁、社会发展以及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名人物事、语言文化等。那么，在教学实践中，怎样将乡土资源有机地融进课堂中呢？在这里，笔者对自己近几来的教学试作些粗糙整理，以便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巧取乡土生活，搭建问题探究平台
1、所谓“问题探究”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问题情境的支持下，师生从提供背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交流成果等几个方面来组织和实施教学的一类教学范型。该教学模式的实质是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参与和体验知识，技能由未知到已知或由不掌握到掌握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究能力。从而达到对知识真正理解的党学习产目标。《历史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在历史课程内容的改革方面，必须要“避免专业化、成人化倾向，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减少艰深的历史理论和概念，增加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以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由此可见，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尤其在初中阶段，就应降低理论强度，充分开发利用富有生活气息的丰富的乡土，甚至家族的历史课程资源。
例如我在执教西周的“礼乐文明制度的确定“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与掌握宗法制，我给学生一个表格材料：
问：如果这家主人要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传下去，谁最有可能继承？并说明理由。结果没有几个学生回答。在课后反思时我也作了调查，主要原因出在学生对这个材料不理解，超出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其实就是没有搭建好给学生探究的平台。那么，我在另外一个班级执教时就选取了学校附近几个村居的宗词照片，学生很快就认到了自己的宗词，然后我就进一步解释嫡长子世袭制的原则，最后出示上述探究的表格材料，学生回答的正确率就很高了。又如九年级教材中的“改革与开放的时代”中有一个专探究，它他为三个内容：有感于深圳速度和浦东巨变、有感于生活用品的变化、有感于休闲方式的变化。如果教材内容而探究，我想教学效果如何很难说好。因为教材所选取的例子虽然典型都远离学生的生活经验，脱离学生的感性认识。所以我对这一专题探究稍作改动，将课题命名为“戏说生活，漫画经济”。课前我先发给学生这样的一个学习提纲：第一自我衡量调查家乡的生活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二纵向比较，调查三十年前长辈们中学时代的生活并与你自己生活作比较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横向比较，通过上网，比较去年苍南县城、你所在的乡村、五凤乡三个区域人均收入看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学习提纲基于学生实际和对长辈们的调查所得，在课堂学生异常活跃，你言我语。这不仅让学生学会了用实例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又联系了思想品德课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以适当地选取乡土资源，为探究搭建平台，学生既有内容可讲，又能探究出一个所以然来。
二、巧借地域景观，增强社会实践能力、
《历史与社会》综合探究课的目的是“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综合多种知识探究社会问题，提高参与社会、实践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要使探究课达到课程标准的目标要求，必须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综合性”、“探究性”、“活动性”和“社会性“，实现课堂从”历史“到”社会“的回归，这样要求我们的课堂和活动关注学生的发展，关注生活的体验和社会的回归。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为发展学生的能力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七年级上册为例，该册教材中的综合探究课都是围绕人类是生产与生活环境探究设计的，加上整个课程的设计基于生活、基于案例、基于问题的呈现方式，综合活动课的探究自然成为了学生乡土自然资源的探究。那么怎样在七年级上册的综合探究课中开发家乡的自然环境资源呢？
第一课“生活在社区“和综合探究一”从地图上获取信息“的教学中，我便引导学生在学会绘制平面图的基础上，绘制社区图，明确自己家在本村中社区中的位置，然后按社区分组，让同一社区的同学一起绘制自己社区所在乡镇版图中的位置，然后进行辅导纠正。全班同学一起绘制家乡乡镇的行政平面图，最后查找乡镇在温州市的位置和温州市在全国的位置。用四幅图呈现了四级家乡——社区、乡镇、温州、中国。在讲七下“我是社会小主人”这一课时，我设计了一个调查题目《横阳支江污染状况调查》（横阳支江是苍南县的母亲河），我把全班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是本地学生，让他们回家向长辈们了解这条河过去的状况，并收集有关的资料，另一组是外省县的学生，让他们进行户外考察活动，沿着这条河两岸进行观察、访问。然后结合两组同学的精华，写调查报告及整理治疗，最后进行团队活动，组织志愿者课余时间捡垃圾。这样既落实了教学内容，灵活的适用开发了乡土资源，又让学生尝试了如何行便监督权，真正体会到“ 是社会小主人”的感觉，使乡土资源教材想到补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同使也增强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三、巧挖民风民俗，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教育家夸美纽斯说：“兴趣里创造一个观乐和光明的教学途径之一”。把学生带入思维的兴趣之门，可以调动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引入乡土资源，能够激活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兴趣，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也使教学内容更加具体、丰富与亲切。例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课，为了更加清晰的阐明南北自然差异和人文差异，我有意识地让学生课前收集家乡的气质、土壤、河流水文特点、典型动植物、农作物耕作制度、房屋结构、水陆交通、饮食及过年习俗等，并将其制成表格，我在备课时也制作好了一张关于北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特点的表格，并且收集了几组图片和flash。在上课时，我先让学生观察幻灯片再填写表格，然后将“北方的表格”与课前制作好的表格进行比对，最后我与学生一起归类总结。在课堂中，学生学习热情高涨，从学生的信息反馈来分析，这样的设计到达教学目标和学习目标。又如在九年级《世界遗产在中国》一目中涉及到“非特文化遗产”。在教学时，我给学生播放了“温州鼓词”和“卖技”的视频，还给学生展示了温州米塑艺术和窗花纸几组图片。课堂中学生时不时地发出了“哇”惊叹声和指指点点声，在课后我给学生布置了向长辈的了解关于“卖技”和“米塑”这两种文化。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有个学生拿了一本手抄的卖技书给我，还说他父亲曾经唱过多年卖技，发现书中有许多错别字，要求我给予更改。在教学中，巧妙地挖掘乡土资源，不仅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生信感亲切，还促进了学生对温州曲艺和艺术所蕴含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

四、巧引名人伟绩，提升综合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即人文方面的素质与修养，亦称人文素质。一般把人文素养定位于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一是指掌握语言、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程度，二是指依靠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结合生活实际，通过内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自由、自觉、批判及超越精神，对人生意义与价值判断和思考。第二层次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识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文精神的层次价值才能复活。由此可见，人文素养为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人文知识体现在具体的学科知识之中，而人文精神则蕴涵在人文知识之中，需要我们在学习人文知识的过程中通过思维、概括、提炼出人文的精神。人文素养关键在于塑造人文精神。
乡土知识在塑造公民修养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功能。一个人在认识上是先熟悉家人乃至家乡，再逐步扩大到了解国家。正如苏霍姆林斯斟说的：“学生热爱祖国的感情是从爱家庭、爱学校、爱集体农庄、爱工厂、爱法国语言开始的。他从直接表达爱家庭、爱学校、爱家乡的感情，逐渐过渡到认识吏加深刻的社会关系。从理性上认知祖国的概念。”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基普郎格曾经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在教学中引用本乡土的名人秩事，能使学生认识自己的先辈对家乡、对祖国的贡献，能隐妥到家乡人民辛勤劳动和英勇斗争的业绩，进一步体会到家乡的可爱和祖国的伟大。八年级教材中涉及的“盛世文化”，我就给学生补充了东晋谢灵运的作品，在执教“文人的世界”我也给学生补充了南宋时的永嘉学派和王十朋的相关史实以及他那幅写在温州瓯江江心寺的绝妙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水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这样，让学生了解到了我们温州家乡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曾现过灿烂的历史，也留给了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学生感悟家乡古老的文化同时也感受到了祖国那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化。还有八年级下册有一题目“从此伐战争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利用双休日组织学生到学校附近的云岩乡革命老根据地纪念馆——仰英亭参观，要求生向纪念馆的负责人访问有关革命烈士的事迹，以便在课堂内作发言交流。在课内，有些学生讲述林平海的事迹，有些学生讲述王屏周的事迹。这样就能使学生深刻体会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时代，也对当时毛泽东同志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进一步理解。通过引用家乡的名人伟绩，让学生体会到革命先驱的生存艰难，意识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学会好好珍惜和把握。从而激发了学生战胜困难，度过逆境的勇气和力量，培养自己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对家乡的骄傲感。这难道不比那些以空泛的“政治化”或“祖国化”为口号，以古才能的民族英雄，伟人事迹为教材，苍白无力的爱国主义教育显得更加丰厚有力。由此可见，乡土资源不仅是树立学生健康向上人生观的催化剂，还是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化石”。
综上所述，将乡土资源适当地运用，整合到历史与社会课教学中，帮助学生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和方式，能让学生探究历史与社会的兴趣，增强社会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达到传道、授业，解惑之功效。当然，将乡土资源整合到教学中，要尽量避免滥选滥用，避免将与社会教学演变成了地方课程教学。

㈣ 地理教学评价

一、看目标把握

1．教学目标要明确、适当，要符合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要求。

教学目标是否明确，教学要求是否符合课程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学习基础，是衡量一节地理课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志。教学目标决定着授课的方向，贯穿着全课的始终，全课教学活动的安排都要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围绕教学目标进行。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三个方面，新的地理课程标准对教材每一部分的教学活动均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所以教师在备课中首先要认真阅读本部分教材的课程标准，仔细地体会课程标准要求的内涵实质。教师在教学时既不要严重超标，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也不要达不到课程标准的要求，造成学生知识的缺漏和能力的降低。

2．教学要求要适当，要切合学生实际，体现因材施教原则。

教师要充分考虑本班学生的实际知识和能力水平，确定教学要求。学生素质好，要求可适当高些；学生基础差，要求可适当降低，同时要兼顾优秀学生和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做到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在不同起点上都有收获和提高。这也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根本区别。

二、看课堂结构

1．教材梳理要自然顺畅、系统条理。

教师对一节课教材的把握梳理是一节课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和重要前提，教师对教材的梳理要做到系统、清晰、条理、顺畅、以纲带目。重点难点把握准确，难易知识处理得当，重点问题拓展到位，教学用语科学准确。这一要求也是最能体现一个教师专业基础是否扎实、备课工作是否充分的重要环节。

在新的教学形势下，学生手中的教材只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素材，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灵活的运用和使用教材。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一方面要认真地分析本部分教材的知识体系，同时要适当地的查阅与本节知识相关连的一些资料信息，在此基础上力求对本节教学内容找到一条即便于知识要点的串连，又感觉整个教学过程自然顺畅的“线”，最后再将本节课的知识点以及教师感觉有必要补充的素材和信息恰当的穿插到这条线的主干或分支当中，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这就要求教师要根据自己梳理设计的需要大胆地对教材进行合理的调整、搬迁、增减。即依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在新课标教材内容编排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情况下更需要教师注意此点。这也是每一个负责任教师备课工作中付出精力较大的环节之一。那种完全依据教材顺序照本宣科、机械叙述、知识点堆砌的课堂教学根本谈不上什么备课，更难谈什么教学效果。

2．教学过程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抓住关键。

教材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依据，但在使用教材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一节好课应该做到主次分明、重点突出、难点化易、抓住关键。

对重点内容，要做到重点处理、练习要充分、拓展要到位，使学生对重点知识掌握得准确、牢固、熟练。

对难点知识，要根据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生活经历，列举实例，深入浅出地加以说明，充分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和推理，利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学生难于理解的知识简化、易化。

抓住关键是指对理解和掌握本章、本节知识起决定作用的知识点，教师要在讲解、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让学生确实理解其地理意义，明确掌握关键对建立知识间联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3．要注意地理“三维目标”要求的有机结合。

地理知识教育是地理能力培养、思想情感教育的基础，地理能力的发展、情感品德的提高，也能促进地理知识的学习。轻视地理能力培养、情感思想教育的课堂教学和脱离教学内容的空洞说教都不符合现代教育要求。成功的地理课堂教学，是寓能力的培养于探求知识的过程中，寓思想教育于地理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之中。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这里的地理能力是指学生的自学阅读、提取信息，理解分析、处理应用等多方面的一种综合能力，在许多教师的课堂教学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4．教学环节要安排合理、过渡自然、衔接紧密。

教学过程是教学各个环节（包括导入、讲授、活动、互动、反馈、总结等）连续活动的整体，是实现地理教学目标最重要的途径。教学过程的优劣，各环节时间分配是否合理，过渡是否自然流畅，衔接是否紧密，直接影响地理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师只有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并进行巧妙的“链接”，合理选择教学过渡语言，才能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否则容易引起教学上的随意性，出现思路混乱，知识堆积现象，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三、看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首先要能根据具体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学生水平和教师特长择优选用教法，并能根据课堂不同阶段教学内容的需要，以一种方法为主，合理地将几种方法组合在一起，课堂气氛显得活泼而生机，使整个教学过程处于一种良好状态。其次，要实行启发式教学，废止注入式教学，充分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不管哪种教学方法，都可用是否有“启发性”这个总思路去衡量之。

2．重视直观教学，合理选择教具和其它教学辅助设备

教师应能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设备，并尽量自制一些简单的教具，加强地理课的直观教学，帮助学生增加感性认识，发展形象思维，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重视学法指导

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以知识，更要培养学生求得知识的能力，教师要注意寓学法指导于教学过程中。在讲述具体地理知识的同时，注意指导学生如何阅读教材，如何记笔记，如何记忆和回答问题，如何读图和绘图等地理学习方法，以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能力，掌握自己寻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本领。

四、看情商技能

1．教师在课堂上要做到教态潇洒、自然、、文明、大方、亲切。教学语言要富有激情和亲和力、感染力，同时要做到准确、规范，更不能用乡言土语代替地理专业术语。在这一方面不同的教师个体之间的确天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相信勤能补拙，大量的实例也证明了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是可以取得较大进步的。

2．教师板书要做到字迹工整，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布局巧妙，整齐美观。板图板画要简洁、清晰、准确。板书板图技能是每一位地理教师必要的教学基本功，特别是当前的许多青年教师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教师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具使用娴熟、自然、恰到好处。

4．教师课堂应变和调控能力强。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人人交互过程，它充满着变化和问题。任凭事先如何周密设计，教师总会碰到许多新的“非预期性”的教学问题。或者是学生同步配合不上，或者是学生提出一些古怪、超本超标的问题，或者是课堂突然受到一种外界因素的干扰，或者是个别调皮的学生无理取闹……，这些都需要教师及时、妥善地处理，避免课堂教学陷入困境或僵局，从而反映该教师组织教学中的应变和调控能力。

五、看学生参与

要体现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师生双边活动协调。

没有广泛学生参与或学生参与度很低的课堂教学不能称为一节好课，这也是当前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课堂上要真正体现学生是思维的主人，教师只是课堂的组织者，指导者。要注意启发学生自己思考讨论学习，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组织学生广泛地而积极的参与知识的获取过程，使教和学达到和谐统一，使学生处于主动学习的良好状态。

六、看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效果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落脚点，一切教学手段的运用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最终的目的是课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教师对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和方式、方法的选择都要先问自己一声：这样做的效果会怎样？要紧紧围绕有效和高效这一核心要求来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当然这里所说的效果是一个综合性的教学效果，内容即包括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包括基本技能的训练效果，同时也包括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和道德情感的教育等。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通过学生表情的变化、思维的速度，回答问题、练习、测试、动手操作的准确性等信息反馈，可获知教学信息的传输是否畅通，亦可看出新知识新技能的掌握情况。教学任务是否完成不能只看少数尖子学生，大多数中下学生同样也是知识的接受体，从他们身上更能体现教学任务是否完成，以及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的高低。

㈤ 黄瑞采的教学成就

黄瑞采从事土壤学教学和科研工作60余年，先后发表专著、论文70余篇，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土壤学专门人才。他先后讲授过水土保持学、气象学、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地理学等12门课程，亲自编写出土壤学、区域士壤学等7种教材。1984年他已77岁高龄，在冠心病经常复发的情况下，仍亲自给全系研究生开设高级土壤学，并自编教材主讲土壤发生分类学。在教学过程中，对每节课都认真备课，拟订教案，并亲自绘制教学图表。他讲授课程能提纲挈领，重点突出，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50年代时，全国缺乏统一的土壤学教材，黄瑞采勇挑重担，经过2年的努力，于1958年编写出版了《土壤学——土壤学基础及土类各论》。该书受到土壤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好评，成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重要参考书。
1982年，黄瑞采组织一批专家、教师，翻译出版了《土壤的本质与性状》一书，为国内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和科技人员提供了一本内容丰富，能反映当代土壤学各分支学科水平的参考书。
1984年，为了配合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他及时介绍了国际上关于土壤发生分类各学派的思想；介绍了世界各大洲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有代表性的土壤分类制，特别是美国的“土壤系统分类”。1986年，黄瑞采与周传槐合作，编辑出版了60万字的《土壤的发生分类与资源评价》专著，作为从事土壤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土壤普查、农林牧业土壤农化试验研究科技人员和有关专业院校师生的重要参考文献。